“我快死了，已经有几天未进食。”一年之前的一个下午，我接到电话，由于打电话的人家乡口音很重，所以我立即分辨出是谁。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次逃不过了。”又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没什么，我只是希望我的遗体告别上，你能来一下。”我说我明天就去看他，他客套了几句，把他住院的地址、病房和床位告诉了我。
他就是应承安先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记不得与他几时相识的，就像我记不得他的许多事情一样。我甚至记不得他的名字怎么写，直到送花圈时，我居然写成了“尹成安”，当时在场的家属有些愕然，幸亏在旁的钱克俭提醒了我。我在写他的文章前，特意去询问了常熟的钱克俭，因为我知道他前几年到上海，都是住在应承安家。钱克俭说，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又查了网，网上也只有他留下的几个签名，对于他的生平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应承安找到了我家，好像他说他是依据李国涛先生（注1）提供的住址找上门来的。我对李国涛先生很是敬重的，再加上也有人对我多次说起应承安，所以见面也就不觉得很生疏。没多久，他又来了，非要送我100元钱，说是给我女儿、儿子买点东西吃。我拒绝了半天，在他的坚持下，我收下了。他告诉我，他出狱后一直没有地方住，现在住的是她女儿的房子。他女儿的房子离我家不是很远，大概有6里的路程。应承安比我年长十多岁，又上门了几次，不回访的话心中甚是过意不去。我是白天没空闲的，晚上去了几次，他人总不在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吃过晚饭，就要外出跑步。他那时也六十多岁，能跑步，我真觉得他身体好得令我羡慕。
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封信件，要我看看，原来他在写信给市政府，要求帮他解决住房的问题。应承安告诉我，他原来有房子，在与妻子离婚后，他把财产与房子都给妻子了。他说他现在住在女儿的房子里，总觉得心里不安。他女儿的房子不大，一室一厅，都装修了。应承安独住，房间里还是收拾得很干净，只有床上的被子有点凌乱，可能老人时常精神不济，要到床上小憩的缘故。我见过几个单身男人的住房，往往是灰尘累积，垃圾成堆，杂乱狼藉，所以我觉得应承安很不容易。
李国涛先生是个热心的人，他希望众多的朋友都学会用电脑。应承安表示愿意学，李国涛先生也愿意教。在李国涛先生的教授下，应承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学会了上网，还学会了用电脑写作。李国涛先生对我说，应承安家离你家近，他的电脑问题你要帮忙。我应承了下来。从此以后，应承安的电脑无论问题巨细，都由我跑到他家里去解决。我是个晚睡的人，时常弄到凌晨过后。而最令我头疼的是，应承安往往是一早就打电话给我，说是他电脑出了毛病。有一次他说，他不会拔U盘，要我去拔。后来，他得知我搬的住房离他那里远了将近一半，他一定要将他的那辆破自行车送我，说是到他那里可以方便些。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像从没有骑着他送给我的自行车到他那里去过。
几年前，他告诉我他患了蛋白尿。应承安的身体随之衰弱，他不再锻炼了。到他家里，也常常闻到一股中药味。没多久，他告诉我他做血透了，接着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七十了，医生告诉他，做血透的病人能活十年。他说，能活到八十也就可以了。尽管这样，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我知道他在写一本书，关于他老家的水库。我时常想他是何等的艰难，不懂五笔，不懂拼音，完全是依靠书写软件来撰写他的书籍，确实令人生出敬意。
我接到应承安的电话第二天就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不在病房里，而是在血透室里。血透室一排血透机，放满了病床，几乎所有的病床都躺着病人。很多家属都等在血透室外面。我从这些病人家属嘴里知道，一场血透要4个小时。有病人家属告诉我，也可以进去探望一下，不过要穿上塑料的鞋套。我无法等候4个小时，于是穿上塑料鞋套跑进血透室。应承安见到我，眼睛顿时亮了，连忙想坐起来，我示意他不要动。他喉咙里含糊地说了句“好吧”，望了我一会儿，就有些激动起来：“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却没能等到共产党垮台。”好一会儿，他望着我，幽幽地说道：“我这一辈子没做成什么。”我顿时明白老人需要一个人在他临死前对他有个评价。我说：你这一辈子该做的都做了，尽了你的力。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做得少。真的，你做得很好。他双眼充满了泪水。护士早在旁边催促，要我赶快离开。走出血透室，应承安的那副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打了几个与老人认识的朋友的电话，希望他们能抽空来看看老人，因为他需要安慰，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点。
回家的路上，我极力将我有关应承安的记忆搜寻出来。应承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他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上海宝山钢铁厂，是一名工程师。他从来就不喜欢共产党，所以他加入了民革。由于他在民革会议上牢骚怪话太多，所以时常受到压制。他很快就明白，民革只是跟着共产党屁股后面的一条小爬虫而已。尽管这样，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国民党的崇信，而这个崇信一直坚持到他死。我记得他曾在我面前说过几次：国民党的寿命要比共产党的寿命长一年。他讲起这话时总是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杭州的一些异议人士搞起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应承安也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单身一人跑到杭州，表示要参加。杭州组党的朋友给了他上海也在搞组党活动的几个朋友的地址，于是应承安结识了上海的几个异议人士。尽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不过，那时他对组党活动的热情和行为，迅速激怒了上海警方。不久，应承安被抓，之后判刑六年，罪名是文物走私。有朋友告诉我，这是警方设套，而应承安则对此没有过任何辩解。因为那时我也不认识他，其他朋友对他的遭遇是否有过举动，现在也无人提及。前几年，我一时有个想法，想用采访的形式对几个年过七旬的异议人士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信念。应承安是我选中的一位。记得有次在他家里，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出乎意料的是他断然拒绝了。他很认真地说他不想也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对身后的淡然，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递给我。我一看是捐献遗体的证明书。他对自己的淡然，使我心里对他萌生了“了不起”的感受。
从血透室看望应承安的十天过后，我接到他家属的电话，邀我参加应承安的遗体告别，地点在第二军医大学，时间是上午九点。我要赶到那里的话，路程需要两个多小时，所以我一大早就出了门。我只知道戴学忠先生（注2）要去的，在地铁上，我又接到钱克俭先生的电话，说他在地铁口等我。在地铁口钱克俭先生告诉我，第二军医大学的卫兵不让他进去，所以他等我一同再去看看。我与他疾步赶到第二军医大学门口，向卫兵讲明来意，卫兵给我们指了方向。一路走去，没有明显标志，正在犯愁，应承安的家属近十人走了出来，说是遗体已经告别过了，我一看时间刚过九点。可能是应承安的女儿吧，她说要么再进去与管理人说说。我们与应承安的家属也就六七个人踏进了遗体告别厅。我是赶快掏钱买花圈，钱克俭先生说他自己买，我买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李国涛先生得知应承安去世，嘱我代他买一个。应承安安静地躺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罩子里面，四周放满了鲜花。整个大厅不亮，就我与钱克俭先生两人站在应承安的遗体边，他的家属都在出口的那一头，感觉格外的凄凉。哀乐一停，管理人员就来催我们离开，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能否再等一下，管理人员说，主要是考虑遗体防腐的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应承安的家属也在催我们，我连忙打电话给戴学忠先生，得知他已经到了这里的地铁口。我赶忙催他动作要快。等戴学忠先生赶来，也只是在应承安的遗体边鞠了躬，略站一会儿，应承安整个遗体告别算是结束了。
从应承安遗体告别厅出来，戴学忠先生很有点愤怒。他告诉我，他昨天白天就将应承安遗体告别的地点、时间发在上海异议人士聚集的QQ上，希望他们参加或捐款。戴学忠先生说，快24个小时了，网上没有一个人表态，连句悼念的话也没有，更不用说有人来了。我淡淡地说：算了，你也不必计较，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戴学忠先生说：记得那年，我与应承安，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杭州，在列车上，应承安不停地讲些非常敏感的话语，还不停地与周围的人讲，结果引来了乘警，引起了一点小麻烦。那时，我心里很是怀疑他是一名“倒钩”，现在想起来，特别惭愧。
乘地铁回家，我提早一站下了车。在郊外无人的路上，我木然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2015年4月15日写于上海
后记：这算是我的回忆录吧，专门记录我在社会活动方面的朋友。人到了六十，回忆多了起来，酸甜苦辣的内心滋味，再掺和一些感慨，于是想记录下来。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东西而已。回想少年意气，热血沸腾，无所畏惧，敢想敢言。而人就是不能完全一致，这副神态一到了熟悉和相知的朋友那里，便变得畏手畏脚，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一一藏起，时时言不由衷。唉，人就是这样可笑。虽说也看到一些人，总没看见这样直言的人。在此，我一面尽力也尽情地把与我相知相熟的朋友的事情写出来，尽一切可能把他们的言行从善良的方面去理解，当然实在无法粉饰的，也只能暴露一二了。
注释：
注1：李国涛：上海异议人士，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劳教多次，现居美国纽约。
注2：戴学忠：上海异议人士，劳教、判刑多次，现居上海。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