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死了,已经有几天未进食。”一年之前的一个下午,我接到电话,由于打电话的人家乡口音很重,所以我立即分辨出是谁。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次逃不过了。”又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没什么,我只是希望我的遗体告别上,你能来一下。”我说我明天就去看他,他客套了几句,把他住院的地址、病房和床位告诉了我。

他就是应承安先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记不得与他几时相识的,就像我记不得他的许多事情一样。我甚至记不得他的名字怎么写,直到送花圈时,我居然写成了“尹成安”,当时在场的家属有些愕然,幸亏在旁的钱克俭提醒了我。我在写他的文章前,特意去询问了常熟的钱克俭,因为我知道他前几年到上海,都是住在应承安家。钱克俭说,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又查了网,网上也只有他留下的几个签名,对于他的生平几乎是一片空白。

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在七八年前,应承安找到了我家,好像他说他是依据李国涛先生(注1)提供的住址找上门来的。我对李国涛先生很是敬重的,再加上也有人对我多次说起应承安,所以见面也就不觉得很生疏。没多久,他又来了,非要送我100元钱,说是给我女儿、儿子买点东西吃。我拒绝了半天,在他的坚持下,我收下了。他告诉我,他出狱后一直没有地方住,现在住的是她女儿的房子。他女儿的房子离我家不是很远,大概有6里的路程。应承安比我年长十多岁,又上门了几次,不回访的话心中甚是过意不去。我是白天没空闲的,晚上去了几次,他人总不在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吃过晚饭,就要外出跑步。他那时也六十多岁,能跑步,我真觉得他身体好得令我羡慕。

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封信件,要我看看,原来他在写信给市政府,要求帮他解决住房的问题。应承安告诉我,他原来有房子,在与妻子离婚后,他把财产与房子都给妻子了。他说他现在住在女儿的房子里,总觉得心里不安。他女儿的房子不大,一室一厅,都装修了。应承安独住,房间里还是收拾得很干净,只有床上的被子有点凌乱,可能老人时常精神不济,要到床上小憩的缘故。我见过几个单身男人的住房,往往是灰尘累积,垃圾成堆,杂乱狼藉,所以我觉得应承安很不容易。

李国涛先生是个热心的人,他希望众多的朋友都学会用电脑。应承安表示愿意学,李国涛先生也愿意教。在李国涛先生的教授下,应承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学会了上网,还学会了用电脑写作。李国涛先生对我说,应承安家离你家近,他的电脑问题你要帮忙。我应承了下来。从此以后,应承安的电脑无论问题巨细,都由我跑到他家里去解决。我是个晚睡的人,时常弄到凌晨过后。而最令我头疼的是,应承安往往是一早就打电话给我,说是他电脑出了毛病。有一次他说,他不会拔U盘,要我去拔。后来,他得知我搬的住房离他那里远了将近一半,他一定要将他的那辆破自行车送我,说是到他那里可以方便些。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像从没有骑着他送给我的自行车到他那里去过。

几年前,他告诉我他患了蛋白尿。应承安的身体随之衰弱,他不再锻炼了。到他家里,也常常闻到一股中药味。没多久,他告诉我他做血透了,接着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已经七十了,医生告诉他,做血透的病人能活十年。他说,能活到八十也就可以了。尽管这样,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我知道他在写一本书,关于他老家的水库。我时常想他是何等的艰难,不懂五笔,不懂拼音,完全是依靠书写软件来撰写他的书籍,确实令人生出敬意。

我接到应承安的电话第二天就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不在病房里,而是在血透室里。血透室一排血透机,放满了病床,几乎所有的病床都躺着病人。很多家属都等在血透室外面。我从这些病人家属嘴里知道,一场血透要4个小时。有病人家属告诉我,也可以进去探望一下,不过要穿上塑料的鞋套。我无法等候4个小时,于是穿上塑料鞋套跑进血透室。应承安见到我,眼睛顿时亮了,连忙想坐起来,我示意他不要动。他喉咙里含糊地说了句“好吧”,望了我一会儿,就有些激动起来:“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却没能等到共产党垮台。”好一会儿,他望着我,幽幽地说道:“我这一辈子没做成什么。”我顿时明白老人需要一个人在他临死前对他有个评价。我说:你这一辈子该做的都做了,尽了你的力。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做得少。真的,你做得很好。他双眼充满了泪水。护士早在旁边催促,要我赶快离开。走出血透室,应承安的那副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打了几个与老人认识的朋友的电话,希望他们能抽空来看看老人,因为他需要安慰,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点。

回家的路上,我极力将我有关应承安的记忆搜寻出来。应承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他大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上海宝山钢铁厂,是一名工程师。他从来就不喜欢共产党,所以他加入了民革。由于他在民革会议上牢骚怪话太多,所以时常受到压制。他很快就明白,民革只是跟着共产党屁股后面的一条小爬虫而已。尽管这样,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国民党的崇信,而这个崇信一直坚持到他死。我记得他曾在我面前说过几次:国民党的寿命要比共产党的寿命长一年。他讲起这话时总是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杭州的一些异议人士搞起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应承安也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单身一人跑到杭州,表示要参加。杭州组党的朋友给了他上海也在搞组党活动的几个朋友的地址,于是应承安结识了上海的几个异议人士。尽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不过,那时他对组党活动的热情和行为,迅速激怒了上海警方。不久,应承安被抓,之后判刑六年,罪名是文物走私。有朋友告诉我,这是警方设套,而应承安则对此没有过任何辩解。因为那时我也不认识他,其他朋友对他的遭遇是否有过举动,现在也无人提及。前几年,我一时有个想法,想用采访的形式对几个年过七旬的异议人士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信念。应承安是我选中的一位。记得有次在他家里,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出乎意料的是他断然拒绝了。他很认真地说他不想也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对身后的淡然,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递给我。我一看是捐献遗体的证明书。他对自己的淡然,使我心里对他萌生了“了不起”的感受。

从血透室看望应承安的十天过后,我接到他家属的电话,邀我参加应承安的遗体告别,地点在第二军医大学,时间是上午九点。我要赶到那里的话,路程需要两个多小时,所以我一大早就出了门。我只知道戴学忠先生(注2)要去的,在地铁上,我又接到钱克俭先生的电话,说他在地铁口等我。在地铁口钱克俭先生告诉我,第二军医大学的卫兵不让他进去,所以他等我一同再去看看。我与他疾步赶到第二军医大学门口,向卫兵讲明来意,卫兵给我们指了方向。一路走去,没有明显标志,正在犯愁,应承安的家属近十人走了出来,说是遗体已经告别过了,我一看时间刚过九点。可能是应承安的女儿吧,她说要么再进去与管理人说说。我们与应承安的家属也就六七个人踏进了遗体告别厅。我是赶快掏钱买花圈,钱克俭先生说他自己买,我买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李国涛先生得知应承安去世,嘱我代他买一个。应承安安静地躺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罩子里面,四周放满了鲜花。整个大厅不亮,就我与钱克俭先生两人站在应承安的遗体边,他的家属都在出口的那一头,感觉格外的凄凉。哀乐一停,管理人员就来催我们离开,我说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能否再等一下,管理人员说,主要是考虑遗体防腐的问题,所以要抓紧时间。应承安的家属也在催我们,我连忙打电话给戴学忠先生,得知他已经到了这里的地铁口。我赶忙催他动作要快。等戴学忠先生赶来,也只是在应承安的遗体边鞠了躬,略站一会儿,应承安整个遗体告别算是结束了。

从应承安遗体告别厅出来,戴学忠先生很有点愤怒。他告诉我,他昨天白天就将应承安遗体告别的地点、时间发在上海异议人士聚集的QQ上,希望他们参加或捐款。戴学忠先生说,快24个小时了,网上没有一个人表态,连句悼念的话也没有,更不用说有人来了。我淡淡地说:算了,你也不必计较,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戴学忠先生说:记得那年,我与应承安,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杭州,在列车上,应承安不停地讲些非常敏感的话语,还不停地与周围的人讲,结果引来了乘警,引起了一点小麻烦。那时,我心里很是怀疑他是一名“倒钩”,现在想起来,特别惭愧。

乘地铁回家,我提早一站下了车。在郊外无人的路上,我木然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2015年4月15日写于上海

后记:这算是我的回忆录吧,专门记录我在社会活动方面的朋友。人到了六十,回忆多了起来,酸甜苦辣的内心滋味,再掺和一些感慨,于是想记录下来。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东西而已。回想少年意气,热血沸腾,无所畏惧,敢想敢言。而人就是不能完全一致,这副神态一到了熟悉和相知的朋友那里,便变得畏手畏脚,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一一藏起,时时言不由衷。唉,人就是这样可笑。虽说也看到一些人,总没看见这样直言的人。在此,我一面尽力也尽情地把与我相知相熟的朋友的事情写出来,尽一切可能把他们的言行从善良的方面去理解,当然实在无法粉饰的,也只能暴露一二了。

注释:

注1:李国涛:上海异议人士,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劳教多次,现居美国纽约。

注2:戴学忠:上海异议人士,劳教、判刑多次,现居上海。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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