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共产主义世界有所贡献，
而现在我是那个世界的批评者之一。
——密洛凡·德热拉斯
一
20世纪值得反思，不仅因为离我们最近，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常最惨烈最危殆的世纪——一批自称为“共产党人”的群体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人类的命运从此改观。共产主义在上个世纪的兴起成为格外重大的世界性事像，共产党领袖则属备受侧目的一群人物。与西方现代政治家和其他民族运动领袖相比，共产党领导人是大不一样的群体。尽管种族、国度、文化传统、语言文字乃至兴趣脾性迥然各异，他们却自称拥有共同的宗主、思想体系和终极目标，以及红衣主教团、宗教裁判所和共济会式的秘密团体——形同一种全球性宗教。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始，一名30岁的犹太人就成为这种宗教的创始人。虽然马克思讳言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一直在悉心经营他的新世界，哺育他的信徒。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简短致辞，称“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34年后，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在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得手，65年后，一批中国人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在中国夺取政权，马克思牌号的共产主义成为世界性革命。
自基督教在公元初年在地中海沿岸兴起19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再次改变了世界。但是，共产主义在苏联74年的记录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已经使它自己名誉扫地。虽然罗素、哈耶克、伯林、奥威尔、阿伦特等西方人发表过预示和透析共产制度的文字，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还有信奉者和研究者，唯有亲身领教过制度性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东欧各国，才义无反顾地摒弃了共产主义。几乎在苏联解体的同时，波罗的海和东欧诸国便以法律形式禁止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标志，以及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和活动，并推翻他们的塑像。
历史显示，远比基督教来势磅礴、规模巨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不大可能持续两百年，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国家消亡、按需分配、没有压迫剥削、自由和人性的全面复归等许诺）不仅从来没有实行过，反倒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劫难，并且短命——不会超过100年。除中国、古巴、北朝鲜、越南几个已经很难称为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已临近为共产主义篆刻墓志铭的时候了。这场以“解放全人类”为总目标的红色革命，一度把半个世界置于镰刀斧头之下，又在一代人间出人意外地收场，徒然留下一个戴着血腥面具的幽灵还在孤魂式的游荡，一则可供后世长久思索的乌托邦公案。
与并世而起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没有因为——或者没有来得及——发动纳粹式的战争而遭受失败，它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外交、法律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更为长久更为充分地表现了其基本性质和价值之后，合于逻辑地破产了——被自身内在力量倾覆了。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政治家认为苏联的失败是西方“不战而胜”的结果，是50年冷战共产世界最终不敌西方全球战略与和平演变的结果。这种结论可以用若干历史表象证实，却忽略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共产国家内部人性中良知与自由力量对极权主义的拒斥与反抗。这段充斥着真假善恶是非之间特殊较量的漫长历史，是暴政和谎言终难征服人性的非凡记录，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二
几乎在共产党人首次执掌国家政权时，他们就开始滥施暴力，在全俄范围内消灭旧制度的代表：皇室、贵族、僧侣、地主、资本家。在这点上，列宁严格记取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最重要的遗嘱：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人几乎同时把以前共同反抗沙皇政权的社会民主党、立宪党、革命党人全部送进监狱。在这点上，列宁并未违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次要遗嘱：一旦推翻了“反动阶级”后就“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一旦共产党人上台，无论英国宪章派、北美土地改革派、瑞士激进党，还是波兰民族解放政党、法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都在打倒之列。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确实是遵照其“圣经”条款，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以铲除“旧世界”为己任。1940年苏共当局决定处决23,000名波兰国防军军官和神甫、律师、医生、教授时，理据就是这些波兰人是资产阶级波兰的精英，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在死刑文件上签字时，斯大林、贝利亚、卡冈诺维契、莫洛托夫们没有丝毫犹豫。卡廷惨案不是孤例，苏联在自己国内对几乎所有阶层都发动过进攻，5,000余万俄国人死于非命，这种悲剧几乎被所有共产党国家“复制”。
列宁很快发展了马克思。布尔什维克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包括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设立整肃俄国知识界的“第五局”。政权刚刚巩固，新俄国就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性的步骤，关押并驱逐一批大知识分子：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兹沃雷金，历史学家卓韦捷尔，社会学家索罗金，哲学家别尔嘉科夫、舍斯托夫、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柯夫神甫、弗罗连斯基神甫等。他们得到的警告是：如果再在苏俄境内出现，将格杀勿论。这是共产党人一项特殊使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消灭“旧世界”赖以存在的代表。工人、农民不过是欠缺阶级自觉性和历史首创精神的盲目力量，是共产党人彻底改造世界的脚手架，至多是共产主义救赎的对象和理由。这就意味着，共产党人将向人类宣战，文明本身成为倾覆对象。这一步骤还传达了一个异常讯息，被驱逐者大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1922年走出的这一步，意味着共产党人的历史性狂妄与无知，意味着某种自绝于文明世界的愚蠢的天真，连这也出自共产党人的原初教旨。关于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魏特林、布朗基、拉撒尔、巴枯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西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与他们交流、对话、论辩，但他从来没有提及，在一个共产党人统治的世界上，该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者“内部”的不同思想。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忘记提醒说，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样，马克思为信徒们留下一个难题，谁来决定哪些观念应该被最彻底地决裂，按照什么标准去决定呢？马克思也许不曾想象，一旦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一种决裂将演变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斗争，即革命思想、路线和道路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并不可避免地扩展为道德、人品以至审美、话语、思维的较量——这种斗争和较量，将从内部撕裂共产主义，使共产党人重蹈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自我埋葬的阴森墓穴。
列宁生前虽然已意识到某些“纯粹个人特性”的差别可能酿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将“出人意料地导致（共产党的）分裂”，他由此告诫，“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历史以列宁预感到、却无力想象更不能避免的事实——一部分共产党人消灭另一部分共产党人的严厉，一点不亚于他们镇压敌对阶级时的残酷，更超逾历史上人类互相残杀的记录——坐实了一个真理：当共产党人消灭了旧制度、驱逐了知识界精英，准备直接改造俄国和世界时，文明和人性将在共产主义内部选择自己的替代力量，它的极端意义是，即使共产党人统治了全世界，他们还是无法实现其终极目标——以“解放”的名义驾驭和奴役人类。每一个古拉格群岛和卡廷森林的死者，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审判凶手，每一个新生婴儿都会令恶徒心生不适，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可能暗中或公开地恢复人性，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异端——真正的人。
三
别尔嘉科夫的遭遇具有典型性。他曾经组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小组，为此两度入狱，三年流放。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的混乱和流血洗涤了他的眼睛，他成为最早警惕共产主义的先知：俄国知识分子曾为革命作了长期准备和牺牲，共产党人却不对知识分子感恩，反而把他们抛入深渊，并且鄙视古老的俄国文化；更严重的是，俄国革命尽管拥有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某种正义性，但在精神、文化上却是反动的。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而不是颠倒过来。精神和自由是人的真正本质，它只能是个体化、而不是集体化的。如果将集体化的政治革命置于首位，那么革命的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它虽然能够推翻旧政权，但它所实现的只能是更糟糕的政权更迭，只能是精神文化的毁灭，只能是人的奴役，而不是人的解放。
别尔嘉耶夫因此与列宁构成俄国革命的两个极端。别氏对俄国革命命运的预断虽是历史哲学、乃至宗教唯心论意义上的直觉，却比西方的俄国问题专家更精确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命运。俄国反共产主义的先知，从来没有仅仅从现实政治和客观立场上评价俄国革命，没有因为苏联政权的残暴统治降低或放弃自己的精神维度与宗教原则，没有被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意识形态所魅惑而变卖自己的历史结论，对于那些“简单反共”的人们，别尔嘉耶夫的下述判断，不会让他们释然：对于俄国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历史追寻，是俄罗斯一千年来探索真理世界的大梦；是这个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脉；它也是一 个攸关未来命运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的精神现代主义。从拉吉舍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奥加辽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皮萨列夫、巴枯宁•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鲁泡特金，以及霍米亚科夫、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托尔斯泰······都在思索“共产主义”这个词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理想。
同时，对共产主义的不祥预感也在俄国酝酿。“路标派”早在俄国革命前十年，已经觉察到革命神话的危险，反对革命者崇拜。“革命者”——未来的共产党人——不惜拿俄国的前途做实验，在这种“革命”中，数千年文化积累将被付之一炬。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逾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性；托尔斯泰则从揭露黑暗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追索上帝之爱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系。俄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的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别尔嘉耶夫们继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深刻的预见性：革命，它要控制人的思想、驯服灵魂，现代极权主义要求放弃自由，凭此才给予面包，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诱惑。梅涅日科夫斯基与路标派一样，预感到俄国和全世界可能被“群魔”征服，沦为“敌基督”的天下。如果没有一场道德和精神上的更新，俄国将难免浩劫。只有当世界成为自由和幸福之地时，“我的、你的和我们大家的恶魔”才会退场。但是，列宁、斯大林们从马克思的德国精神那里得到的灵感鄙视一切道德、精神，俄国的历史环境和世界的现实状况都有利于列宁们而不是别尔嘉耶夫们。
共产党人和怀疑共产主义的先知、共产主义的崩溃都首先出现在俄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但它远远超出了本文范围。像两千年前那些揭露罗马帝国罪行、叫人悔改、提醒人们记念心里的神灵、警示将来的审判、为那些凭良心做事的人祝福的基督教先知，别尔嘉耶夫们也预见到共产主义的三部曲：共产主义是俄罗斯的命运，是俄罗斯内在命运的组成部分；它将被俄罗斯的内在力量所铲除。共产主义应当被克服，而不是被消灭。共产主义以后到来的那个更高阶段应当容纳共产主义的真理，然而，是摆脱了谬误的真理。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四
共产主义内部的演变，神奇地证明了俄国先知的预言。
柏林墙坍塌的直接导因之一来自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一名普通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从1982年9月20日开始点燃的40支蜡烛，到1989年冬天扩展成照亮马克思广场的70,000支蜡烛，融化了东德共产党40年的铁血统治，让戈尔巴乔夫有机会说出“历史将惩罚迟到者”的名言，让1956年、1968年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红军坦克消失于无形，让“勃兰登堡门重新开启，门眉上的胜利女神再度归来，她的四驾马车下，每一块砖石都神采飞扬：三色旗在那里徐徐升起，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苏联、外蒙古十个国家在那里鸣放礼炮，伯尔尼施坦指挥的德苏美英法等多个乐团联合演奏的《欢乐颂》响彻欧洲大陆，世界各民主国家政治巨擘聚首门下颂赞自由，全球四十亿人通过云集门下的各大媒体分享这旷世的欢乐······”（北明：《莱比锡的烛光》）。
上世纪6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撰写《古拉格群岛》时发现，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一代人的历史，其它共产党国家也开始了“人民的觉醒”。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人间的耻辱了。索翁还发现，“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唯一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们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性的道路”。他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第二领域”由于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人民──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这当然不限于文学，而是一场无形而浩瀚的精神“解冻”。1974年他在华盛顿对美国工人阶级说：
像我这样住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两手空空，既无坦克，也无武器，既无组织，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灵和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了50年的经历。但我们一旦发现自己是能够站起来的，并且能够站得稳，我们就站得住脚了。有了刚毅的意志，我们就能够站住脚跟了，坚强的意志是在我国艰苦的岁月里锻炼出来的。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共产党自诩的“理想”、“大善”提出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帜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萨哈罗夫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他的一生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希望与精神的灯塔（乔治·布什），而他首先是二十世纪占人类近一半人口的共产极权国家中的圣徒和先知，是俄国十九世纪十二月党人以后伟大自由精神的继承人，是所有向往自由、尊严的人们的道德先驱。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邀请他与妻子迁回莫斯科。萨哈罗夫成为苏联第一届国会中首位发言者。他没有附和戈氏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它们已经够开明不凡了），而是公开要求结束共产党专制制度。1975年11月，萨哈罗夫在他本人缺席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公布了100余名“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他请世界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他宣告，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都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年的苦难，多年为了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斗争的典范”。西方学者认为，萨哈罗夫完完全全属于高贵的俄国贵族传统，他的科学天赋、难以置信的道德勇气，特别是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真理，使人们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自己时代最纯洁最完美的典型。
罗依·梅德韦杰夫用了45年时间，探望、采访了监狱、劳改所和病榻上的老布尔什维克、红军将领、《真理报》编辑、“红色教授学院”的老教授、科学家、学者、神甫、工人、农民，当他完成了审判斯大林罪行的《让历史来审判》时，成千上万的受访者已经离开人世，梅德韦杰夫用长达24,000人的“人名索引”向他们致敬。
苏联享有国际声誉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格里戈连科、奥尔罗夫、卡波查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如果遵循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纪律，他们都将前程远大。正如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们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但是，共产党人在把俄国和时代的良心送上十字架时，让自己沦为该隐，那位杀了亲兄弟的罪人，额上被字、免得为人所杀——“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死亡是太轻的惩罚——带着耻辱的印迹与世长存。
五
1956年在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中发扬了民族良心和时代号角的“裴多芬俱乐部”，其20名委员中有17名是共产党人，包括中央委员贝拉、安迪奇、党报总编马通、党中央宣传局局长山道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埃尔文和科学文化局副局长拉斯洛，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等匈牙利文化学术界党员名流旗帜鲜明地批判“拉科西主义”——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站在人民一边的匈牙利共产党两任领袖拉伊克、纳吉和天神一般的年轻国防部长马勒特尔，为匈牙利人民和真理而牺牲；1968年传播“布拉格之春”讯息于世界的《七七宪章》最著名的发言人，除剧作家哈维尔、哲学家巴多卡外，外交部长哈杰克、历史学家佩顿克博士、经济学家哈夫尔博士和物理学家吉瑞·海耶克教授都是共产党人；1980年代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团结工会”的精神盟友、大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理论家沙夫、思想家米奇尼克、官方学者库隆（曾任波兰共青团书记）、流亡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等波兰知识界人士都曾是共产党人；不应排除在外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为缓和、消解共产极权主义的灾难付出了个人代价。除拉伊克、纳吉外，波兰共产党两任总书记斯兰斯基、哥穆尔卡，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科斯托夫、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科奇·佐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等主张“民主”、“人道”、“自治”社会主义的东欧共产党领袖，都以不同方式为摒弃斯大林主义、为自己国家人民的独立与自由付出个人代价，而让那些“斯大林分子”、死硬的共产党人留在历史审判席上：拉科西、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霍查、诺沃提尼、胡萨克、昂纳克等。
从30年代莫斯科大清洗以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呈现出某种周期性政治痉挛，以赛亚·伯林喻之为“人为的辩证法”。当苏联政府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度，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历史阶段看，就远没有达到它的终点。由于它源于一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更严重的对自由和各种人类理想的蔑视，并且统治了八亿人的生活（伯林发表这一观点在1950年代，共产党统治的“东方阵营”大约八亿人，与“西方阵营”相当），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现象。伯林悲观地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肉体和精神上给俄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而西方对此一筹莫展，“除非（俄国）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
六
希望正是在难以描述不可名状的“良心”世界降临。
若没有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苏联社会不会迎来共产党40年铁血统治后提前到来的“解冻”，数百万政治犯很难在有生之年回到家庭和社会，俄国人就不可能从无数幸存者口中了解古拉格群岛的真相，被“铁幕”严密覆盖的东欧各国就将继续在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分子的统治下苟延残喘。然而，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苏共强硬派和中共压力下，血腥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东欧自由之火要在12年后才在布拉格重新点燃。苏共保守派对赫鲁晓夫实行报复，又把俄国拖进近20年新斯大林主义统治，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来临。
戈尔巴乔夫这位额头上有一片神秘胎印的共产党人，正是伯林用相当勉强的口吻提及的“良心”人物。如果说赫鲁晓夫作为“老一代”苏共领导人，其良心与非良心——共产党统治权、苏联事业、个人地位、列宁、斯大林两代领袖的遗产——之间的选择，最终以后者占上风，乃是某种历史宿命，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是来终结这种宿命、让良心高居于一切非良心事物之上的共产党人。不妨为戈尔巴乔夫统短短六年的统治开一份清单，以便让人们观赏到同样是共产党人，有良心的戈尔巴乔夫与非良心的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是天使与魔鬼的差异景象。
戈尔巴乔夫率先提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建议，先后在日内瓦（1985）、雷克雅未克（1986）、华盛顿（1987）与里根总统，在马耳他（1989）与乔治•布什总统会晤，并达成协议，核大战可能性大幅减少；1991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民主化运作，苏联引进议会和总统选举——至今为止，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自由公平的选举。1991年叶利钦当选总统， 戈尔巴乔夫把俄国统治权和“核匣子”交到新执政手上。这是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允许执政权遵照宪法移交到反对派手里。
戈氏率先提出“公开性”和“新思维”，在赫鲁晓夫1960、1962苏共20、22大撬开斯大林统治坟墓门扉的基础上，他废除了长达300多年、在苏共74年统治中全面控制俄国人头脑的书报审查制度，让自由之风吹进苏联；他让最后一名政治犯走出监狱，鼓励人们说出历史真相，公开批判斯大林主义；
戈氏率先提出“欧州同屋”、“基督教共同精神家园”和“人类高于任何国家”的口号，欧洲从西泽、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暴力铁则下开始转向柏拉图、耶稣、但丁、康德、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和平理性坦途；一个合作、统一的欧洲合众国前景得以出现；
戈氏响应里根在柏林墙前发出的呼吁，率先提出“真缓和”和终止冷战，柏林墙由此坍塌；中、东欧各民族从此转上自由之路；德国得以重生并实现统一；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物资、人员和文明的交流、对话、融合的全球化时代得以诞生；
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无畏地——暗含几分自豪——向世界宣布，苏联社会主义74年的试验已告失败，苏共即行解散。19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一股黑风”（索尔仁尼琴语）在俄国消散，困扰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到此终结。
没有谁授权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共产党权力置于俄国历史的天平之上，把苏联国家利益置于人类前途之下——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抉择：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小国独立之际，他有责任根据苏联宪法进行阻止和镇压；在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控制、寻求自由之际，他有权力根据华沙条约组织宪章进行干涉和惩罚；在8∙19事件前后，他理应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堂而皇之地动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挽狂澜于既倒”；他可以并且能够如他六届前任和东西方几乎所有专制统治者一样，“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运用国家暴力，以俄国的自由和世界的无奈作代价，捍卫共产党国家政权。
如果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抉择，没有谁能够阻止他——在他身后，是74年的苏共一党专制、“苏维埃政权”、“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亿苏联人民的安宁和福祉”、俄国人五百年向东西方扩张“打下”的江山以及世界的均势和稳定。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将成为历史上又一个大独裁者、大暴君、大帝国的集大成者，人们会按照成王败寇的哲学把敬畏、艳羡和赞美献给他；如果他平息了暴乱、分裂，窒息了自由、民主、多元和人类一切神圣权利而只允许他的人民信奉以他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的思想，他将继续执掌全世界最显赫最令人生畏最无可撼动的权力，世界将匍匐在他至高无上的威权之下，他将成为邪性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最新入选者，刷新所有前辈的纪录。
戈尔巴乔夫作出了违反人类专制统治法则和专制成规的选择，放弃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奉行“无论如何不让人民流血”的良心信条。不顾所有信奉铁拳和谎言力量的威胁和指斥，他撒手弃置一个红色大帝国，把自己交到乔布天秤上，让俄国和世界人民去选择他们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是无法简单叙述的，他是人类仁慈政治权力史上的牛顿。他开辟了全球化时代，世界平添一笔难以估价的历史红利；他拆卸了最森严最牢固的精神桎梏，为世界敞开了一个簇新的自由空间。他本人因此降为一名平民，承受着无数谴责、揶揄、诅咒和诋毁，而他一如既往，在爱妻亡故之后，继续从事人道与和平事业。中国是“戈尔巴乔夫红利”的最大受惠者，但中国却拒绝了“戈尔巴乔夫自由”。戈尔巴乔夫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甚至成了一种特殊的禁忌。顺便提一句，没有苏联的解体，苏共的下台，邓小平不可能在1992年1月16日开始他的“南巡”讲话，中国的“好日子”将化为昨日黄花。
戈尔巴乔夫不是孤独的个人，他把良心注入到苏共这架庞大机器里，从而获得旋乾转坤的力量。他认为，“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将注定徒劳无功，会遭到“政治核心”的打击，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在这个意义上，戈氏断言：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人们不会无保留地同意这个论断，但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理。
俄国有幸，良心以隐密而强固的形式存活在无数苏联共产党人心中，苏联军人在历史关头表现出强大良知力量。许多高级将领始终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抗人民自由选择的决定，包括海军司令切尔纳温、战略火箭司令马克西莫夫、航空兵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控制莫斯科空中力量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给叶利钦捎去口信，“空军不会背叛人民！”，他命令部队卸掉飞机上已经装好的弹药、取消增加的值班，并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敦促亚佐夫元帅立即退出紧急状态委员会。苏联普通军官和士兵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勇气和觉悟。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的军官们做出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自由派总部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空降兵指挥员格拉乔夫得知克格勃部队的决定后表示：“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另一位空降兵指挥员列别德则指出：“采取行动会导致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罪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也并没有真的下定屠城的决心。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齐科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副总统亚纳耶夫在发动政变后形势最紧张的时刻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
“不能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红军在历史关头发扬光大了良心，为苏联红色帝国和平送终。自由取代奴役，良心战胜权力，无论对于人民还是共产党，都是奇迹——几乎没有流血，更没有重演1917年让俄国血流成河的悲剧。在80岁生日前，戈尔巴乔夫向媒体公布，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实践证明它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它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苏联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似乎传来先知别尔嘉耶夫的声音，俄国人民——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苏联共产党人——共同埋葬了共产主义制度。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惊讶地发现，新一代俄国人，看起来继承了俄国知识界的传统道德，正直，敏锐，有极强的个人魅力。数十年里关注俄国命运的伯林发现，从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下来的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俄罗斯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谁能想象他们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惊喜呢。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已走向死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
当然不能忘掉吉拉斯——身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的老共产党人。他走过了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走的整个路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爬到最高级。“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对共产主义。”他是“完全根据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他的觉悟几乎从天而降：彻底、爽快。这名“门的内哥罗人”声称自己“天生”会站在共产主义的对面。他的理由直接而浪漫：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吉拉斯否弃共产主义的逻辑不可辩驳：某种乌托邦主义取得权力，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教条，不由分说地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这就使这种乌托邦变成与人为敌的怪兽，完全违背人类的正常状态，不懂得最基本的常识：一个完美世界是不会有的，但一个更自由更公道的社会却是值得追求的；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批评和没有其它选择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救的谬误的世界。吉拉斯一直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核心成员，却发表过富有政治良知和历史分量的作品：《新阶级》（1957年）、《没有正义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会》（1960年）。《新阶级》曾启迪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一代共产国家人民。下述结论让吉拉斯成为发扬光大良心的共产党人：所有共产党当权的国家都会出现一个新阶级，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新阶级的创始人是一批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共产党核心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新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新阶级的前途，也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前途，必然是失败和垮台。世界大势之趋向统一是时代的基本特征，西方由于具有政治民主和较高的技术、文化水平，同时又维护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世界统一因此趋向于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世界统一的最大阻碍而终将被淘汰。
七
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评述，属于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个半开化的东方的农业民族自然是指中国。中国这块“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头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沉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作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作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他们因此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造反和起义“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世界，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会迎来一个奇怪的后果：中国将引发西方世界的动乱”。
思想史上最吊诡的事件之一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预言——特别是“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最有希望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完全落空，但是他似乎不经意间写下的关于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字，却经由列宁之手转变成一场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
由于蒙古人240年的残酷统治，俄国人对东方抱有普遍的憎恶，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国道路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却达成一种共识：拒斥中国。俄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困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 “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
但是历史修正了列宁。1920年，他寄予厚望的欧洲革命（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斯洛伐克等国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失去任何成功可能。列宁授意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在阿根廷、墨西哥、伊朗、印度、阿富汗等国建立共产党。次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看来绝对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资格的中国，从此进入以他的名字代表的共产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甚至在苏联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后还声称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制度。一个在《共产党宣言》文本中称之为最落后、反动，几乎没有现代产业工人阶级身影的社会，自称不仅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而且将“拯救”社会主义。一批跟马克思大不一样的中国人自称是他的“学生”和“弟子”，并且死后都要到他那里“报到”——这分明是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对中国人，则意味着奉马克思为祖宗。
八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断言，受制于内部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被“炸毁”之前，资本主义将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今天，没有谁——首先是西方学者——愿意为资本主义保护。人们都知道，资本主义会导致一种常识，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都是现代社会的正常产物，不再属于某个特定阶级的罪恶和宿命。但是，共产主义政权却发生了某种周期性政治—社会危机。1956年波兰爆发波茨坦工人罢工、匈牙利爆发人民起义，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自由运动，1980年波兰爆发团结工会自治独立斗争，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易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像念叨阿里巴巴咒语期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那样，心怀幸灾乐祸——共产主义国家的危机，迄今为止都由人民和部分共产党人承担。附带一句，在共产党国家，只要引进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类似马克思所称“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今日中国就呈现此种规律性特征，并且也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争夺世界市场，大规模输出过剩“产能”，转嫁经济危机——当然夹带着其政治意图。
亚洲共产党政权却似乎奇怪地度过了周期性政治危机（这又需另一篇文字分析），中国共产党似乎不仅克服了这种危机，还重新“崛起”了。但是，中共统治中国的记录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中共因为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就不能摆脱固有的政治危机——只是竭尽能事推迟和延长了总危机的爆发而已。
中共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自身历史传统各种印痕，如同伊朗、印度等国共产党人一样。不同的是，中共经历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径，又借助日本入侵得以合法和壮大，最后在苏联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模式的“新中国”。
毛派和反毛派都夸大了毛泽东在中共获取政权前后的作用。1949年前，斯大林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输出共产主义制度外，就是挑选和培养代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他们的个人权威。毛泽东竭尽心力经营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早在30年代就发明了。毛泽东费尽心机推动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化、总路线都是对苏联模式拙劣的翻版。事实上，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一直处于可能被废黜的地位。从国际共运角度看，斯大林死后，60岁后的毛泽东最强烈的欲望，是占据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新领袖的空缺。为此他必须挑战没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莫斯科（通过反修斗争和九评），又必须走出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革命），还必须抗衡自然规律，培养千百万而非个别接班人。
在毛生前，他已经知道，他不仅抗衡不了自然规律，也抵御不了某种历史法则，最终不过是一名“运去英雄不自由”、无法无天、谤满天下的老孤僧。对于毛，邓小平在他死后统治中国，是他最高的福气——免于鞭尸之辱。出于对毛式狂热的恐惧和厌恶，邓用实用主义和世俗现代化去消解和寒碜毛，以示邓早年留学法兰西和俄罗斯而拥有的世界眼光，天然高于土包子毛泽东的瞎搞乱吹。但是，邓拒绝做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本来拥有比赫鲁晓夫更好的人望和条件——几乎整个党和知识界都暗中或公开呼吁“倒毛”，工人农民对毛感恩戴德的“阶级感情”已被“大饥荒”和多年的匮乏贫穷消蚀得所剩无几——但却引而不发，抛出几个完全没有说服力——老工人、土改时的老贫农不答应，毛的错误我们都有份，云云——的遁词，中国因此坐失在无数生命为之屈死后、也许是唯一一次显示中国人审判暴君，以最低代价否弃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良机。
其实，在毛横行无忌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觉醒（连林彪父子都在暗中诅咒并决心除掉毛）。跟苏联、东欧一样，中国的自由精神从来没有泯灭，从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直到王维林。中国人的劫难并非由中国历史传统负责，却完全由中国人承受。土改、镇反中死于非命的是数百万中国地主和国民党人，而不是费正清、史华慈、韦慕庭等同情中共的西方“中国通”、“汉学家”；反右运动的苦难是近百万中国知识人及其家属而不是赞赏毛泽东的马尔罗、萨特、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等西方名流在承受；文革中上吊沉水割喉服毒的是无数知名和无名的中国人而不是以抗议资本主义异化为能事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等法兰克福才子；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轧成肉酱的是中国大学生和民众，而不是福科、德里达、巴迪欧、齐泽克等其大作能在中国广泛发行的西方新左和毛派。
中国人的觉醒和反抗完全出自良心、正义感，与西方关系不大。跟苏联、东欧一样，在自由和人民阵营，也站立着众多共产党人。1989年前后揭露中共罪错、批判毛泽东、宣扬自由民主宪政的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胡绩伟、邵燕祥等，六四后流亡海外的知识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王若水、戈扬、于浩成、赵复三、程凯、陈一咨、万润南等，都曾经是共产党人。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站在黑暗中的人对光明会更敏感，处于奴役他人地位的人一旦良心发现，更能义无反顾地发扬良知，献身自由。这个稀罕而珍贵的真理，已为苏联东欧和中国众多的共产党人的人生所证实。
九
该说到胡耀邦了。如果毛泽东死后由胡耀邦担任最高领袖，中共13大将成为苏共20大，毛将在劫难逃。胡耀邦天生属于东欧诸国抗拒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袖，他的质朴、率真、热切、坦诚，注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他在思想上接近“人道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以实际发生的历史，胡耀邦的影响则超过了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改革派领袖，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而且在现代人类历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最为时人感念、后代称道的是，他主持大规模“改正”冤假错案的德政。在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迫害、镇压者，其“罪名”都得到最起码的澄清，强加其身的侮辱性岐视大部解除，无辜牵连的亲属获得基本人权，整个社会摆脱长年的窒息状态，天地间最大的生命共同体终于可以正常呼吸了。胡耀邦以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稀缺的良知勇气，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仁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地甄别遍布960万平方公里、历时30年的——有些还扩大到50年代中共建党初期、包括若干毛泽东“铁定”的——冤假错案。在邓回避了批毛的同时，胡耀邦用为毛泽东治下的无数冤死者安魂和为被奴役者辩诬的义举，明示暴君之罪。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完全可以应用在胡耀邦身上：他是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着自己优良质量的罕见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仅从规模比较，林肯解放了400万黑奴，胡耀邦“平反”了近一亿被蔑称为“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中国人。林肯发动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内战，60万美国人和林肯本人为黑奴解放献身；胡耀邦让亿万中国人觉得生活多少有意义的同时，没有让一个人绝望而死，他甚至没有提出惩罚凶手的动议——只有一个人为这件史无前例的德政付出代价，那就是胡耀邦自己。十年后，他倒在中共党内强硬派面前，其中包括被他“解放”的薄一波。再22年后，薄的不可一世的儿子沦为中共的阶下囚，算是命运对胡耀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酬谢。
在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历史上，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可与林肯解放黑奴的德政、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而拆除了大部分古拉格群岛铁丝网的义举相比，而且可与罗马梵蒂冈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判处数百万异端、天主教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罪行而向上帝和世界忏悔的伟大善行相提并论。
近亿中国人摆脱政治贱民地位，其人道价值和历史意义远未得到足够评价。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特别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30年（到1978年），尤其是1949年共产党人统治中国后，胡耀邦的德政是足以与毛泽东“史无前例”的罪错形成鲜明对照的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没有人会否定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政治老人在平反工作中的作用，但重大历史事件永远以最关键最投入并为之承担个人责任直至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人物来命名，正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护国公克伦威尔”、“斯托雷平改革”等，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运动，可以符合逻辑地称为“胡耀邦德政”或“胡耀邦良能”。
如果没有1989年发生在北京和全中国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胡耀邦德政”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向中国人民作出的“罪己诏”，大大弥平人民的创痛，缓解社会的危机，中共有可能低成本地转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由于没有苏联的压力和干涉，以及台湾、香港和5000万海外华人的非共产主义资源，中国还可能比东欧国家更健康更顺利地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建立起摆脱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现代文明制度。
十
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的猝死，可以视作中共强硬派对“胡耀邦良知”的清算和报复，是20世纪末共产党人内部周期性发生你死我活较量的恶性事件。胡耀邦之死不是最血腥和最后一次悲剧性案件，但其影响却空前绝后。
共产主义国家，占绝对上风的是政治势力、谋略、立场和姿态，人性和良心不仅不被认可，而且是革命道德的对立面。而一旦权力失落，良知便不可阻挡地出现。瞿秋白死前写下《多余的话》，自认为该脱下假面具，还自己最后的真实。他坦然承认，从来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伴其一生的是“弱者的道德”、“绅士意识”、“知识分子的矜持”、“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从来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即使曾经两度担任中共总书记，那也是“历史的误会”。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五任总书记，晚年经过寂寞、痛苦的深思，成为斯大林主义在中共最早的批判者：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为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共产党人）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以今天的观点看，陈独秀没有割舍“社会主义”，远不具备别尔嘉耶夫的天赋，也缺少吉拉斯的勇气，但比瞿秋白进了一步。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尽管带有托洛茨基的党派色彩，毕竟为最终在中国摒弃斯大林主义从而告别马克思列宁主义铺下了一块基石。
胡耀邦恐怕没有料到，他的辞世竟然酿成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最重大事件。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美国总统大选，苏联总统访华，一切都按某种常规进行。如果没有一名73岁的老人在一群更老迈者众目睽睽下突然昏倒在地并不治身亡，历史肯定不会像此后出现的大变局那样发展。
毛泽东的死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铁则，也是“众望所归”。各种力量都等待老暴君撒手后立即采取行动。毛的死让一个邪恶时代终于结束，除了那个被修改过的日期（从9月8日改为9日以多少让毛的死有点驾崩的味道），死亡本身十分乏味。没有谁能够想象，一名下台的前领导人的死讯，几乎在第一时间引爆了一座并未临近喷薄而发时刻的火山。大学生肯定不清楚中南海里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知道，胡耀邦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对两年前（1987年）上海学潮负有重大政治责任而被贬，稍长的记忆包括对西单民主墙的处理，以及在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退潮中这位身材矮小的总书记的处境，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父辈，对“胡耀邦良知”的刻骨铭心的感戴。无法统计，多少青年和大学生的长辈因为“胡耀邦良知”而恢复正常人生、从而解除了年轻一代的政治枷锁。整整十年，胡耀邦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讨论的真正领袖，他几乎孤身一人面对来自最高层的明枪暗箭，抵御不断翻涌的逆潮，护卫大学生和他们的父兄师长——知识界——的基本自由，护卫中国改革大业的纯洁，就像纳吉护卫马扎尔人的独立和尊严、杜布切克护卫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和选择、戈尔巴乔夫护卫俄国人的未来一样。
中国人曾经为周恩来的逝世如丧考妣，除了死者留下的特殊形象外，毛泽东及其党羽的霸道蛮横更强化了人们的绝望和反感。在1976那个分外严寒而压抑的冬天，最强大的动力，来自中国人对未来的关切：中国究竟何去何从？相比周恩来，胡耀邦更接近大学生和知识界，更鲜明更亲切更可信赖。满朝遗老遗少，再无胡耀邦！人民再次发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名襟怀磊落 、德行高洁的共产党人，而且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数百万人高举胡耀邦的画像，人民痛失领袖，尽管他表现过幼稚、轻信甚至软弱，或许正是这些“柔软”的有“局限”的人性，使饱经沧桑的中国人视为知己，视之为一位如牛负重的父老，而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人最高尚的人生——满怀敬仰又深为不平，对权欲熏心的“元老”们抱以轻蔑，对国家前途无比困惑。
命运的最高形式是悲剧，历史的目的异常隐蔽，但总有迹可寻。胡耀邦去世，直接引发中国、也是世界最大规模、最持久的民主抗议运动。它是一场空前壮丽悲慨的的悲剧史诗，剧本、舞台、灯光、布景、演员······它让苏联总统成为看客，让台湾香港青年夜不能寐，让全世界揪心，让一名普通青年成为闻名全球的“坦克人”······作家郑义20年后写道：
1989，一个明确无误的彪炳史册的里程碑。继中国八九民运之后，苏联、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共产国家相继崩解。其主因固然是各国人民持续不懈之抗争，但中国的示范作用显而易见。将近两个月的和平示威，使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受到鼓舞。全世界的谴责与制裁也使惶恐不安的总书记们受到威慑。1989向全人类宣告：共产主义是缀花的锁链，自由高于一切。天地翻覆。共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一概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彻底失败。几乎造成人类毁灭的东西方冷战在一夜之间结束。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崩溃，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人类命运之深广，远远超过法西斯主义的兴亡。中国八九民运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掘墓人。
这场改变了世界的伟大民主运动，因一名共产党人的逝世而起，“胡耀邦”永远和“1989”联结在一起，这种荣耀，在人类历史上属于自由精神迸发、人性被神圣之光洗涤的奇观，胡耀邦从此进入不朽。
毛泽东60岁后，天良丧尽，坏事做绝；胡耀邦60岁后发扬光大了自己的良心，为亿兆人民的自由鸣炮。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文化革命，荼毒天下；胡耀邦在这个年龄撒手尘寰，一场无比壮阔悲怆的人民和平请愿为他送行。当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称俄国革命将是自由与人道的胜利时，别尔嘉耶夫坚定地预言：俄国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布尔什维克的节日，而不是任何其他意义、尤其不是俄国和人类的胜利。别尔嘉耶夫进一步论证，人的精神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本质性存在，革命的使命就是创造能使人的主体精神和自由得以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俄国共产主义革命不能满足人性对自由与文明的需求，因此没有前途。任何历史力量都呈现着至善与极恶、博爱与大恨之间的对决，共产党人是我们时代这种对决的特殊群体，从别尔嘉耶夫到萨哈罗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布达佩斯到华沙到布拉格，共产主义走完了它血腥而悲壮的历程，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还在这一历程当中。我们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得见刘宾雁、方励之、胡耀邦、赵紫阳的身影，不禁想起夫子之徒两千多年前的感叹：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十一
去年，于世文、陈卫等人公祭胡耀邦和赵紫阳，于世文被当局关押待审。今年是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中共计划要“郑重纪念”，追认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自然有权利评价它的所有成员，包括已故和存活的，而历史也自有权利评价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人物。两者的措辞可能大不一样，这已不会令人奇怪。然而，如果俄国还有人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类荣誉赠给戈尔巴乔夫们，人们只能报以讪笑。今年秋天将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纪念活动，无论是出于虔敬祭悼、还曾为亿万人讨回公道的胡耀邦以公道，并为8964亡灵招魂，还是逢场作戏，人们将拭目以待。无论如何，胡耀邦都将再度为世人瞩目。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令人心酸又符合逻辑的结论。共产主义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相当程度上，它所凭借的思想基础、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意志力量，大都是臆想的、强加的、无根据的虚构，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精神、人性上的鸿沟。它最终不仅不能征服世界，它也不能征服全部共产党人。一个公开以暴力和决裂对抗文明和自由的主义，最终只能以众叛亲离告终。同时，这场革命在承揽解放人类这一伟大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气概、献身精神，又使这场注定沦为悲剧的实验充满了某种光环和殉道精神。
共产主义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场，有一个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自封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被严重变形，被手段取代，但是并没有被完全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潜藏于良心未泯的共产党人心底，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和深渊的最后的监视器和防波堤。人们——包括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从暴力、谎言和鲜血中拯救下来的救赎精神和道德遗产，已经并继续成为人类共同的沉重教训。历史对共产主义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不可抗御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共产主义作为一份启示录式的遗产长留人间。
2015年4月30日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