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共如何掩盖和回避，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永远是历史性标志，它是亲历者的光荣与痛苦，也是后人丰富的精神遗产。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八九六四依然活在当下，必将延续到未来。
25年来，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八九六四留下了许多回忆与反思。作为当年的亲历者，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继续挖掘历史真相，丰富史料；另一方面继续从更深更广的层面，观照历史，审视现实，开拓未来。其中，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公民，都要重视个体精神作为社会变革与转型根基的重要性，在反抗外在奴役的同时，坚守信仰，更新自我，抵抗和清除专制文化与环境所带来的精神毒化，在追求自由民主中不断自我超越，这样，才能为转型期的制度更新和后专制时代的民主巩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破除权力迷信 增强权利意识
由于刚走出毛独裁的时代，八九民运时的人们，如同少年满怀青春期反抗的冲动，激情有余，思想、理性和韧性均不够成熟，缺乏准备。历史的局限，使当时人们与官方同样持有权力一元化的社会观，认为政治权力是核心的、全能的，希望靠权力解决一切，并未看到个人权利、民间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潜力，缺乏长期努力的准备，难免有权力依赖症，是向权力要求个人权利，而不是自己独立行使权利，逐步拓展权利空间，因此，仅仅将目标集中在权力上。一些学生领袖长期受党文化的熏陶，形成革命崇拜的意识，似乎越激进越正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进退策略上难以统一，不懂得适当妥协，导致对屠杀缺乏准备。同时，学生除了联系一些上层精英，与社会各界缺乏广泛紧密的合作。另外，由于人性的弱点和缺乏历练，一些学生领袖在对待自己的权力上，与执政者一样，难免受权力的腐蚀，在内部运作中暴露出自私霸道等弱点。
六四之后，经过一段沉寂，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和东欧民主化经验的传播，人们对自由民主在学理上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逐渐懂得，在制度转型实现民主化之前，首先不是争夺权力的椅子，而是要从瓦解权力的社会基础开始，将立足点从权力转移到权利，在私权领域，从争取自由权利开始，将权力逐出私权领域，构建公民社会的根据地。因此，六四后虽然没有轰轰烈烈，但自由民主运动更扎实，向民间基层延伸，与民众权益广泛结合，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启蒙和普及，以维权为标志，自由民主运动呈现出平民化、具体化、日常化的特点，并由个体性向群体性扩大，以重大事件为契机，倒逼官方不得不向民众做出一些让步，废除一些恶法，停止或纠正一些违法行径，在民生等方面做出一定的改善，为民间社会让出一定的空间。
因此，我们要把握这样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寻求与执政者对话和谈判的博弈平台，但必须永远保持对权力的警惕，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
二、摒弃“以胜败论英雄”的成功观 坚守真理的底线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谓成功与失败都是暂时的、动态的，而且结果并不能成为其正义与否的标准，唯有人类普世价值及其来源——上帝的公义，才是衡量一切的真理。
八九民运被武力镇压，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但中共是真正的失败者，它维持了表面的权力，却在毛时代的罪行上，又背上一笔难以推卸的沉重负资产，失去了民心这一权力合法性的根基，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长期自魅神化的形象顷刻倒塌。六四以来，中共在政治上丧失了社会动员力，再也组织不了一次像样的运动，胡锦涛提出“不折腾”其实是承认“无法折腾”。心虚的中共不仅采取一切手段，企图让六四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甚至掩盖自己在六四中的言行，而且只能暗地里迫害异议人士，或捏造“煽颠罪”等罪名抓捕入监，或无中生有地诽谤，或非法监听监控、传讯拘禁、雇凶伤人、破坏生计、胁迫亲属……充分证明中共毫无自信，完全堕落成只认权钱、毫无人性、卑鄙龌龊的黑社会组织。
中共的行径与千年来、百年来类似的中外历史一样，难逃功利主义成功观的循环，目的与手段分裂，以追求所谓高尚目的开始，不择手段，由善而恶，最后以犬儒恶俗的结果而告终。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是历史的局限，不如说是人性的局限。
正是从这一困惑出发，许多人由社会、历史到更超越的角度探究西方文明，从技术和理论上升到信仰的层面，由此开始向内，更新自我，清除中共党文化及其无神论人本主义洗脑的核心毒素，终于懂得“基督教是生命！理念只能改变理念，只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齐宏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262页）“民主化是解决政治上的缺失、制度上的缺失。福音化是解决文化上的缺失、人心上的缺失。……没有福音化，我们的民主就可能建立在非常脆弱的沙土地上。再好的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国度性的民主化和国度性福音化——对胡石根的访谈》，钟道，《归正》2012年第2期）六四以来，基督信仰由乡村向城市及精英阶层迅速发展。例如，在北京的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中，基督徒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信仰将人灵魂的知（理性）、情（情感）、意（意志）统一起来，被真理所掌握，达到现实性与超越性、暂时性与永恒性的统一，使人在践行自由民主中，将人的目的与顺服真理统一起来，以真理为最高标准，来衡量手段和目的，评价人的价值与成功。这样，人们在面对邪恶势力时，才不会急功近利极端化，有信心，有智慧，有韧性，既不会陷入激进主义，也不会被犬儒主义所俘虏，坚守真理的底线，超越邪恶势力，在精神上不被其同化，摆脱相对主义，超越“我—他”的分裂对立关系，每一个体与真理建立“我—你”的关系（详见《谈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教学定位》，尹振球，载《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齐宏伟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63页），这样，人与人才能恢复正常的关系，共同构筑人类平等的社会基础，顺服上帝为人类赐下的道德铁律，建设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非暴力博弈平台，走出以恶易恶、以暴易暴的循环。
三、培育公民社会 为社会转型和未来创建基础
如果说权利意识和正确的成功观涉及精神层面，那么落实到现实中就是培育公民社会。
1989年之后，苏联和东欧专制的解体，是人权的胜利，是主权向以人权为合法性基础的回归。这个结果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是长期性的多因一果。从1953年斯大林这一铁腕人物死后，苏联和东欧不同程度地进入后极权时代，经历了近四十年复杂曲折的衰败过程。这期间爆发过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等，更重要的是，民间力量在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之外，所培育的“第二社会”、“第二文化”，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989年革命所推翻的是一种早已从内部腐蚀一空的制度。”（《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英]本?福凯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286页）
从这一角度对比，八九六四的结果是必然的，中国总是晚一步，任重道远。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为了保住一党私权，敢于屠杀，是挟毛时代的余威，并赔上了中共所有的政治资本（包括改革初期刚赢得的一点民心），也利用了当时公民意识尚未广泛觉醒，绝大部分人的身份还是单位人，缺乏经济独立的社会环境，民间社会还未发育。
六四以来，中共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守势，丧失了建设性，只得让出一定的经济、文化空间，安抚百姓，掩盖其疯狂掠夺的行径。同时，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企图以此笼络民心，以爱国主义为专制提供伪装；另一方面，利用人性的弱点，鼓吹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消解人们的意志，分化民众。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贫富悬殊、贪赃枉法的乱象，无法遏制其自身的衰败。
自由如此神奇，犹如空气，有一丝缝隙就会传播；又像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点条件就会发芽生长。邓小平南巡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开始活跃，体制内外的精英与民间社会形成良好互动，分散化、无组织化、非暴力的公民运动，借助互联网，不断扩大，形成了有机的网络。《零八宪章》就是重要成果之一，在体制内外赢得了广泛共识，为全面改革指出了方向。各种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也层出不穷，一改以往原子化、彼此孤立的社会状态，丰富了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多元化。民间社会低风险、低烈度、有限性的抗争，增强了民众的信心，锻炼了社会参与能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为应对社会转型的突变与渐变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性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不远的未来，将走出千百年来仅限于权力交椅更迭的怪圈，正如刘晓波所预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目前，中共已成为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草木皆兵的打压证明了其虚弱的末日心态，“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无权者的权利》，[捷克]哈维尔）
在纪念六四25周年的今天，每个亲历者的回忆，每个人的反思，都是历史的责任，对现实的回应，对未来的托付。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每个人都应自问：我做过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来源：《民主中国》，2014-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