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是妻子的闺蜜，身边是一个疑似美满的中产家庭所能拥有的一切，墙上挂着正在俯视众生的弗洛伊德肖像——“他严肃多产理性且沉稳，是一个理智之人所能追求的完美典型”，卢克·莱恩哈特（Luke Rhin-hart）清晰地感到有一股“没有预谋没有目标的”怒火从体内升腾。他清楚地记得壁炉上传来电子钟的嗡嗡声，一阵雾号声从东河一直穿透到房间里来，接着恐惧将他的动脉从心脏里扯出打了个结系在腹部，他在椅子旁的一张小桌上看到一张扑克牌，翻开牌，下面躺着一颗骰子。
骰子掷出一，他就要下楼去骚扰那个早就跟他眉来眼去的女人。在这里他用了一个极端的字眼——“强奸”。如果卢克·莱恩哈特不是一位早已经混出道的精神科医生，那么这个桥段似乎理应通往一部类似于《夫妇们》（约翰·厄普代克）那样剖析“通奸社会”(《时代周刊》语)的小说。然而，莱恩哈特偏偏是个正在被各种无法治愈的心理病人逼疯的医生，骰子握在他手里，便不仅是一场外遇的敲门砖——它替他掷出了手中的“第一捧雪”，然后是第二捧第三捧……读几十页，我们就可以预见到那将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大雪球，“黑色”意味浓重的大雪球。
《骰子人生》（The Dice Man）在问世之初（1971），挑战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耐受力。它被几个国家列为禁书是可想而知的，这决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莱恩哈特历经各色性冒险、逃出疯人院甚至策动谋杀（尽管它们展开的方式都是滑稽变形、超越其通常定义范畴的），更因为整个故事都基于一个颠覆性强烈的动机：莱恩哈特将所有宗教、伦理、行为规范抛诸脑后，一切行动听命于骰子，这难道不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有读者这样形容：“这本书你在读到一半的时候，就需要掷个骰子来决定，是否要读完它。”
在沉溺于“掷骰哲学”之前，主人公莱恩哈特的学术成果之一就是论文《道家、禅宗和精神分析》。表面上，寄情于骰子似乎是现代人面对选择极大丰富时无所适从的表现。实际上，小说想要表达的意思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个体的自由度和活性被牢牢限制在资本社会大机器的固定位置上，所以所谓的“选择极大丰富”恰恰只是“别无选择”的障眼法。为了打破这一潭看起来已然制度森严的死水，莱恩哈特用一枚骰子的六个面，将人生轨迹从单一直线分出多条岔路来，它隐秘的核心在于：选项是掷骰者自己拟定的，它以某种“未必那么巧吧”的轻松假象为掷骰者的心理提供庇护，让他们敢于挖掘出那些平时想也不敢想的隐秘愿望，那些疯狂的、不容于凡俗人生的或激烈或无聊（那是对必须“有意义”的反动）的行为，都成了在暗室中被漏进来的光线陡然照亮的胶片，于是，曝光，战栗，毁灭……
时至今日，提炼《骰子人生》的主题，对任何一个略微涉足过后现代文艺批评的人而言，都没什么难度。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意志真空需要文艺家们用怀疑和颠覆来填补，连一度被世人奉为救命稻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必须经过嘲笑的洗礼，“我们肯定错了。所有的心理治疗都是令人生厌的灾难。我们一定犯了最根本性的错误，使得我们所有的想法都遭到毒害。多年以后，人们回头看我们现在的这些心理治疗理论，会像我们如今看待十九世纪的放血疗法一样。”对精神分析的幻灭是导致莱恩哈特掷出第一枚骰子的直接动力，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安排形形色色的性游戏贯穿始终，因为弗洛伊德的主要学说都建立在对人类性心理和性活动的重新定义之上——以随机行为瓦解“性”本身的病理学意义，或许也就抽掉了精神分析学架构中最核心的那块积木？
踩着凯鲁亚克、金斯堡的步伐，莱恩哈特在“破”的同时似乎也在“立”。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掷骰从个人行为演变成了近乎癔症的集体狂潮，甚至出现了纲领性文件——《掷骰经》。《掷骰经》的文本完全戏仿《圣经》：“太初有机缘，机缘与神同在，机缘就是神……有一个人，是从机缘那里差来的，名叫卢克……”（仿《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经文原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如此这般虔诚地去圣渎神的表情教人忍俊不禁——先定格这个表情，再拉一个广角，我们轻易便能看到映衬在背后的是后现代的荒芜困境。不过，掷骰哲学的本质是将一切交付“机缘”——某种比上帝更飘渺更无法遵循的东西，如是，则小说的主旨又被悬置在了“重建”与“空无”之间。后半部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狂欢，尤其是那场记满了糊涂账的谋杀案，都使得作者的态度趋向于暧昧。从那方小小的六面体中滚出的“随遇而安”，真的能通往内心的平静？真的是人生和社会的终极出路？
我们在小说中的几个不甚显眼的段落里，隐约看到“掷骰疗法”的真实疗效，临床数据的惊悚与叙事调子的乐观形成饶有趣味的对照：“在另外两百十七个接受掷骰治疗超过两个月的病人中，有一百二十四个仍在极乐与崩溃之间徘徊；有九十个已经达到了稳定的极乐状态；还有三个死了，不过他们可以说是因公殉职。”相应地，莱恩哈特在沿着骰子指引的方向抛妻弃子之后也有过一番独白，不无忧伤地挑破了掷骰游戏所带来的虚假亢奋：“面对着几乎绝对的自由，原本已被骰子解决的‘无聊’的问题又再次出现。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够无聊了，但我发现我在快活城（纽约）的街上、酒吧和旅馆里遇到的那些普通人更无聊。骰子已经带我走得太远了，我开始像所罗门那样感到，很难在日光之下再找到什么新鲜事了。”上述两点，在界定作者是否有意在文本中渗透自省意味，辨别《掷骰经》中“倡导”的原则是否等同于作者的真实价值观，以及追溯“骰子哲学”本身在小说的末尾是否也在经历着某种程度上的幻灭，都是重要的参考值。最后一个参考值来自小说作者本人——将近四十年之后，回望这位同样名叫卢克?莱恩哈特的前精神科医生的人生轨迹，也许是引领我们“走进”《骰子人生》抑或最终“走出”《骰子人生》的捷径。
“质朴而简单的程度”，这样的措辞可能是直到二十一世纪才有资格与cult文化和谐相处的。要知道，曾盛赞过《骰子人生》的安东尼?伯吉斯本人，就曾抱怨过他的代表作《发条橙》当初发表时被出版商执意删去最后一章——本来，在他预设的结局里，随着年龄增长，亚历克斯逐渐放弃暴力并且最后结婚生子。显然，出版商认为这样的结局不够酷，嬉皮士的姿态应该叛逆到底，如此这般才嵌得进cult这个当时刚刚勃兴的文化概念。
《发条橙》与《骰子人生》都被英国《每日电讯报》列进了2008年评选的“史上五十佳cult经典”，与《钟形罩》、《麦田(微博)守望者》、《塞莱斯廷预言》和《五号屠宰场》等共享着某种神秘的、连评委们也无法精确定义的特质。到底什么是“cult”？目前使用最多的汉译“邪典”只能算权宜之计，勉强搭上“邪教”的便车。实际上，“cult”一词的基本义是教徒式的狂热崇拜和迷信，考量“cult”一词挪用于文化产品时的含义亦应更多地从受众角度衡量。也就是说，凡是那种能引起特定受众狂热崇拜、能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反复研读进而倒背如流、如痴如醉的作品，无论是“正”是“邪”（度量这两个主观性强烈的概念远不如观察受众的数量和反应有可操作性），都可以算在广义的“cult”里。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类似于“迷众制作”的说法才更客观、更符合“cult”的真实要义。
《骰子人生》这部被奉为cult范式的作品自问世以来所走过的轨迹，也就愈发显出其清晰的“缩影”价值。时至七十年代，出版商对“聚集迷恋群体”的特殊文本的商业价值的认识已日渐清晰：“迷恋群体”可能散布在各种genre(类型文学)的受众中，却又是他们之中敏感性最强、忠实度最高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所谓的“文青”。文青的口味固然挑剔，但这些个体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姿态却构成了他们显著的共性：一旦对此了解透彻，就能精确地点中他们的穴位，这远比漫无目的地凭空放枪要经济高效。另外，他们自身也有着较强的复制能力和复制欲望，是天生就适合传递“口碑”和制造“迷众”效应的群落。同时，文青们随着时代演进而变化的阅读需求又反作用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从《骰子人生》中出现的大量“金句”——那些仿佛信手篡改、张冠李戴、戏仿腔调十足的“名人名言”——就可以看出，它的作者显然要比塞林格具有更强的“cult自觉意识”。或许可以这样说，“cult”发展到《骰子人生》诞生的那一代，已经开始从“浑然天成”渐渐滑向“刻意为之”。
较为激进的左翼批评家完全可以将“cult”视为资本的阴谋，它把生来就反对资本的东西用资本收购并迅即进入复制流程，成为一个依靠反资本的形式和姿态来牟取资本的商品。在这个拗口的“阴谋”的算计之下，《骰子人生》甫问世时受到的追捧乃是反射了嬉皮风退潮前的灿烂余晖，而它在本世纪初经历的第二轮走红则是顺应了那些“在互联网聊天室时代成长起来的、习惯于角色扮演的新一代群体”的需求；相应地，掷骰行为本身也从“叛逆”演变成了潮人们热衷于消费的“生活方式”（lifestyle），这文本外的乾坤大挪移是对文本最绝妙的反讽。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这样绝望地看问题——毕竟，一旦遵循此种逻辑，几乎所有作品的根本属性都只能是“产品”，都构成资本阴谋的一部分。即便真是“阴谋”，一部能够在40年里始终不被市场抛弃的作品仍然是值得研究和玩味的——它必然有那么一些溢出商业框架外的文本价值，经得起反复解构。当作者在小说开头部分就声明他的叙述视角和情节顺序将由骰子来决定、因此自己也不知道通往何方时，他究竟是在掩饰小说结构上可能出现的弊病，还是因为多少预见到了这个文本也终将被消费的宿命，所以事先就尽情地嘲笑“叙述”本身的困境？没有标准答案不要紧，我们让骰子决定。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6月4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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