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可是,毛泽东当年不讲这个,或者对“利益”的理解与众不同。他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而与西方国家交恶,于是新中国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接着又跟苏联闹翻,苏联的专家和援助也撤了。一时间,世界上凡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成了“帝修反”,全是敌人。乐意不乐意中国也只能昂起头来“自力更生”。而且,毛泽东非要领导世界革命。但是,要想当头儿就要笼络部下。于是,贫穷的中国还要勒紧裤带援助亚非拉的穷弟兄。糟糕的是,穷弟兄里“白眼狼”居多,翻脸不认人。毛泽东“世界革命中心”的梦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1971年,他不得不与美国和解,因为苏联的威胁太大了。直到最终闭眼,毛泽东也没把经济利益放到外交的中心区,中国差不多还是“闭关锁国”的状态。

邓小平改弦更张,打开了国门。他首先认定“要和美国搞好”,因为他看清了:“凡是和美国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其实邓小平并不怎么喜欢美国,但也跑去示好,为的是利益。邓小平成功了,西方把经济壁垒逐步拆去,外资外企,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制度大量流进中国。而“中国制造”则流向世界,尤其是巨大的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就此开始起飞。

邓小平还定了一条外交策略:不当头儿,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总想“领导世界革命”的那份雄心。不仅“世界革命”那样虚妄的事,在许多事情上,“当头儿”都是赔本买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责任,而履行责任就要“出血”,而且花了钱还常常不落好。所以,不当头。在维持世界秩序,平息局部乱子和麻烦方面,不当头意味着不掏钱或少掏钱,还少费神、少招人恨、少惹一身骚。麻烦事有世界警察美国出头呢。

尽管在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对西方摆出了谦虚的微笑,还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模仿,但邓和领导层心里早有主意:技术和经济可以模仿,政治吗,却不能走西方之路,政权决不松手。可西方却曾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即将改革专制,代之以民主。梦想中的西方对中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不再敌对,取消了经济和技术封锁,还给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为了不让西方再度警觉起来,再把中国当作对手,邓小平还有一招:韬光养晦,放低身段不张扬,闷着头搞经济,先强大起来再说。

但1989年的六四镇压一下子暴露了中共无意走民主道路。专制的中国强大起来会不会成为西方的新威胁?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警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但是,中国太幸运了。911极大地牵制了美国。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北朝鲜,一个接一个的泥潭和麻烦陷住了美国,他哪还顾得上中国。而且,西方一直都在低估中国。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华裔学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大都“唱衰”中国,大谈中国的严重问题,一次又一次预言共产党垮台,中国经济崩溃。他们麻痹了西方的警觉。当西方政界终于认清这些预言多么不靠谱时,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

中国的经济起飞也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外部威胁几乎没了,没有任何国家真敢或真想侵犯中国。经济环境空前有利:全球化带来贸易壁垒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大减。于是,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进的投资环境,还有广阔的市场,吸引到国际资本蜂拥而入,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外资外企和外贸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包括WTO),中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这是幸运。但是,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又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条件,更有外交谋略。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外交谋略贯穿着实用主义。别管对谁,给红脸还是白脸,给胡萝卜还是挥一挥大棒,都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最大利益。

中国认准了,决不能和美国闹僵,跟美国对着干的还国家没有一个能够繁荣发达。虽然举国上下很多人对美国一肚子气,尤其在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和中美飞机相撞之后,反美情绪高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忍了,不和美国闹翻。中国也是“双重标准”:哪个小国敢邀请达赖或卖台湾武器,就来厉害的,大减人员和经贸往来,给他个“制裁”。而美国做了同样的事呢,中国则是嘴上抗议,实际行动很少。美国太强大了,制裁不了反伤了自己,中国看得很清楚。

中国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傻乎乎的支援“革命兄弟”了。对外援助仍然有,但都有利益的精明计算。有人会说,中国不是还傻乎乎地给北朝鲜“输血”么?这是没看清中国得到的巨大利益:如果不输血,北朝鲜真可能垮掉。然后呢?一个统一的大韩国就顶在了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别指望这大韩国还会像今天这样客气,他不仅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八成还要跟中国“闹事”,比如领土问题(如今在黄海划界上已经有争执)。因为有北朝鲜这个强敌,南韩实在不敢得罪中国,这才忍着不闹。

不仅北朝鲜,还有其他的“流氓国家”,都对中国有好处。他们把美国这个警察累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对付中国。所以明里暗里,中国总要帮他们一把,可别让美国给整垮了。不是中国喜欢“流氓”,而是为了利益。一句话,实用主义。

中国也开始又援助非洲国家了。但可不像毛泽东时代为了革命或友谊,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非洲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当然要下手。但遇上了问题,不仅西方指责中国掠夺资源,非洲也有人抱怨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所以,不出血不行了,行善式的援助不得不搞一些,堵西方的嘴,消解非洲人的抵触。

除了“资源国家”,中国对许多其他小国也在“撒胡椒面”。这“胡椒面”不白撒,换回那些国家“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中国的援助与西方不同,从不附加保障人权、防止贪腐之类的政治性条件,而经常附加经济条件:要从中国进货,要由中国承包工程。

中国对待俄国(苏联)更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把苏联从老大哥弄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邓小平呢,先是继续与苏联为敌,还发动战争,“教训”苏联的爪牙越南。这也是向西方显示自身“价值”:在与苏联对抗中,中国可扮演“有分量的盟友”,以期得到西方更优厚的“待遇”。

当苏联解体,不再是西方的大敌,中国再与俄国对着干就没意义了。何况俄国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先进武器,俄国还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专制,而与西方依旧格格不入。尤其到了今天,俄国同中国一道受到美国的压力,于是,有很多理由让中国与俄国做“朋友”了。为了“做朋友”,中国不惜在边境争端中做出重大让步:与俄国划定了边界,对于沙俄夺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彻底毁掉了讨要的可能性。这也是实用主义,反正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无法讨回,干吗总让问题悬着,成为两国走近的大障碍呢?

在得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又小心地和俄国保持距离,不想弄成盟友的样子,使西方对中国增加敌意。最近,美国和北约把“劲”用到了俄国身上,中国乐得轻松一些,决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替俄国分担一点西方的压力。

对日本也是实用主义。恨归恨,生意照样做,经济关系没受太大影响。这是因为:中国从日本得到的经济好处一点都不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少。

总之,中国的对外政策早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愚蠢。替代“领导世界革命和反帝反修反霸”宗旨的,是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