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鲁迅曾抨击国人面对“洋东西”的愚昧:一是怕,对洋东西的厉害心生畏惧,敬而远之。二是恨,恨洋东西带来的伤害,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三是盲目崇媚,100%照单全收,恨不能彻底洋化。鲁迅与之相对,提出了“拿来主义”:主动出手,加以挑选,凡是有用的好东西就拿来(指学习和模仿)。

关于鲁迅,近些年争议不小,但他的拿来主义应该说还不错。对于什么才是“有用的好东西”肯定见解各异,但有用的好东西应当拿来,大概错不了。

在毛泽东时代,“国外的好东西”曾经只是苏联那套,后来缩减到几乎为零。全世界到处是“帝修反”,都成了敌人。中国人就一咬牙,自力更生,几乎又退回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到了邓小平时代,180度转弯,敞开国门,一通“拿来”。还越拿越起劲,没有了半点鲁迅抨击的那些愚昧。要说“怕”,如今谁怕谁?是咱中国人把洋人“拿”怕了。要说恨,是外国商家恨中国的冒牌货、山寨货。虽说中国人也恨着几个外国,但恨人不恨东西。谁的技术好就使劲学,谁的货好卖,就冒牌山寨。说到崇媚,顶多是只崇不媚。说你人好、东西好,那是崇,溜须拍马才是媚。

大多国人只崇好产品好创意,不崇观念不崇人。即使崇好东西也不媚,连应有的尊重也不给。最近,石家庄山寨了人面狮身相,最后拆了,还道歉,因为外国人怒了,抗议了。今天中国建有好几座“白宫”,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咱们小县长也来它一座。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新盖的庙宇,里面竟然造了两个长着翅膀的娃娃天使,就是西方画里常见的小天使,他们飞在半空,手捧花束,在向佛祖释迦牟尼献花呢。这几例突出显示了当今中国人的超级“拿来主义”,毫无顾忌的“洋为中用”。

对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人高度饥渴,一直都把买技术放在买产品之上。搞合资企业,进口产品和设备,常常以对方转让技术作为先决条件。一些核心技术、军用技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那就用其它办法。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对外派留学生滞留国外工作,态度已经宽容了许多。因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和商务秘密,比他们一毕业就回国做出的贡献更大,所以才放长线钓大鱼。

超级“拿来主义”显然已让中国享尽了“后发优势”。节约了大量研发费用,避免了做“先行者”探路、迷路、绕路的巨大付出。这点没有疑问。但仍有个大疑问:只拿技术,不拿制度,是否真行得通?后发优势之外是否还有所谓的“后发劣势”?晚清洋务运动的失败就被一些学者归因于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坏结果。还有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南美国家的经济停滞都曾被解释为“后发劣势”的佐证。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是否也由于后发劣势的作用?这个问题复杂,此处不谈。这里只想指出: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拿来主义”实属前所未有,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洋务运动。拿两者类比不妥当。若中国今日仍在洋务运动的框框里,哪有如此经济成就。

中国这一波的“拿来主义”早就延伸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含义很广,经济法规、企业管理也属于制度,比较低层次的制度。早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下力模仿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对国际经济贸易法规也“拿来”,不拿不行,与世界打交道就得遵照世界规则。但这种“拿来”极具灵活性。有些拿来的法规只在经济特区里用,有些只对外资企业用。反正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整体上绝非一个法制国家,可是大批的外资、外企进入了中国,并没有遇到大的阻碍。教科书说,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中国就以不健全的法制搞起了“部分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制造”占领了世界市场。

当然,在“制度模仿”上共产党设立了禁区: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相关的理念和学说,比如“普世价值”。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共产党心里也有了底。一些大陆学者信心满满地强调:发达的经济与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梦)已经很明确:一个政治专制、经济发达的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疑云依旧弥漫。中国的经济脚步确实慢了下来。有人只从经济层面解释:人口红利用尽,出口市场萎缩,消费增长过慢,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向了制度:是制度改革的红利基本用尽,走出困境必须进一步改革制度。这些涉及未来的内容暂且不谈。

总之,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超级的“拿来主义”。技术层面,拿得如饥似渴,甚至贪得无厌,尽享后发优势。制度层面,“拿来”的选择性很强,主要限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层面。这种选择性拿来也受益非浅。

当然,超级“拿来主义”得以成功还有“被拿”一方的配合,如果西方还像当年那样搞“经济封锁”,中国人岂能拿得如此痛快?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恰逢历史上最佳的国际环境。不过,说“恰逢”有点不对,因为这个最佳的国际环境所以出现,除了世界的科技进步、全球化和各种“机缘的巧合”,还有中国外交谋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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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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