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绅士”栏目关注“中产阶层绅士化、知识分子免于边缘化”，这种定位是春节前的事情，2月25日正式设坛，引来朋友们广泛关注。
其实，在当下生活场景中，知识分子话题一直是一个撩人心痒的问题。抛出几颗石子儿，试图从多角度表明我对这一世纪痒痒的看法，为“知识分子免于边缘化”话题的深入引来玉壁。果然，美美的、无价的石头，雨点一般纷纷来了也。哗啦啦下雨了，看见大家都在笑！
然而，我感觉，思维上的惯性在原有的轨道滑行，继续影响这一世纪痒痒的深入。那就是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不加区分地、整体地赋予某种意义，这是一个问题。
这正如中学语文教材中《谈骨气》一文吴晗大教授的作文和立论：
“咱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不错！
但是，无论国军和共军所消灭的敌人，区分开来清算：伪军或者汉奸的数目数十倍于八格呀鲁的日本鬼子。更不用说满族要来作主子时黄宗羲、顾炎武的茕茕孑立和未雨绸缪的当下逃亡。
也正如好行使语言霸权的某类发言人：
“你的屁臭不可闻，全国人民坚决不许你放屁！”
很难知道有没有有谁有喷喷香的香屁，但我知道，长屁眼就得放屁（香的或臭的）的权利是该有的。我个人是在“不许放屁”的以外，那个“全国”的圈，是没有画圆的。
所以，在谈及极权和后极权时期的知识分子时，应当将这个整体加以分解，避免语言与实际的分离。
从时间序列来看，有远古祭祀时代的知识分子、极权和后极权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开放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区别。限于篇幅，本文谈论的是极权和后极权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
从与文化的联系来看，有三种关系。
首先是继承和记忆关系：
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屈指可数。他们的指头和目光所触摸的深渊，仍然是人们今日争论不休的话题。
人们对于真理的探索常常会面对这样的尴尬或者喜悦：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万千艰辛，终于得见伊人面，这当然值得欣喜！
然而，万千艰辛的成本，是否可以不予计算呢？
中文系一学生，分配到乡村中学教书。业余沉思，若有所悟，大喜。放弃教职，踏上与父兄打苦工的路程。三年，积蓄万余，再苦斗三年成一书：柏拉图先生的翻版。以柏拉图视之，慨然长叹：我的努力，徒废时日。
除了成本计算以外，还应当注意到：人类文化就是人类活动的精神积淀，继承和记忆在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理性的道路上是不可缺少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柏拉图的净化工程、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烧书洗脑砍头，不是没有联系的偶然相似——米兰？昆德拉将“遗忘”与极权者牢牢地捆在一起，这是鞭辟入里的概括。
另外，当继承和记忆得到实现时，我们就会明白，那些“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才产生的一个”、“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天才或者现代神明，其实是并不怎么完美、干净的泡泡而已。它的轻浮不足压得我们嘘气喝粥也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地汇报请示。
因此，继承和记忆的努力是不可漠视的。将这种努力排出在“知识分子”之外，这种故意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关系和意义上，我认为，钱钟书的积累和移植也很重要，尽管我更喜欢杨绛的文字。
其二：创新关系
人类对文化创新追求的愿望从来没有停止，它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根本原因。
基于这种原因，人们才强调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价值眼光、不人云亦云”的独立精神，强调“发人之所未发”原创能力、强调“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的质疑和研究。
当荷马的史诗把众神描写成人们的邻居的时候，
当苹果砸向牛顿的时候，
当华盛顿觉得他更应该回到他的老妻身边和他的农场的时候，
当甘地呼唤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寻求民族独立的时候，
当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呼唤你死我活的内战停止的时候，
当马寅初对“人多力量大”提出质疑的时候，
当袁隆平将他的杂交水稻技术向传统种植技术提起挑战的时候，
当马丁？路德？金发出“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饮渴。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的声音的时候，
当遇罗克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说“不！……”的时候，
当哈维尔向总统胡萨克要求“无权者的权利”和”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时候，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时，知识分子的创新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作用。
正如我们还知道：创新是吃草而挤牛奶的苦差，同时，又是现有秩序和价值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并且对既得利益者或者固定习俗者有所触动，他需要为他的创新付出代价。
而人类的进步，正是在这种碰撞或者对立中实现的。
当一个人类群体的创新精神遭到普遍的遏制时，这个群体就停滞不前。当这种创新精神遭到普遍扼杀时，这个群体离消亡就不远了。
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我赞成哈耶克“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快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宽泛界定，而不主张将这个群体孤立起来——象晾晒鱼干一样，人类的发展需要在这个群体周围维持一个更大的生态区域。
其三：传播关系
一个民族的悲哀是再也无法产生天才，人们这样说过。
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是产生了天才而不知道去爱护，人们还这样说。
知识分子的创新得不到传播或者只用于强化鬼神、王权时，这类民族的情形可以想见。
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以及回音壁（在欧洲为声纳），没有将中国引向文明与发展。
铜豌豆梁漱民的著作可以印刷三、五本，允许放在自己的书架上。这个群体的失语，“新的知识队伍”的建立便只有依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虚妄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愚黔首”，为什么？
据说，汽车从发明到落入寻常百姓家，在美国，用时25年；据说，电话从发明到落入寻常百姓家，在欧美，用时7年；据说，电脑从发明到落入寻常百姓家，在欧美，用时3年；而我所知道的进入中国的第一部电话和汽车，是在大清老佛爷叶赫拉娜氏懿贵妃慈禧太后领导的“拔铁轨、割电线”的义和团运动在洋枪洋炮的杀戮后“决心改革”的时候。
萨达姆和塔里班同时反对电影、电视和英特网络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指斥它们会带来腐朽、没落、瓦解的“狼子野心”。
……
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要得到保证，对创新的理解和传播同样不可忽视。
这同样需要一个学而有术的广泛的群体。
以这个群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人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把它从“知识分子”整体队伍中分割出去。
从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而言，有三种情形。
一、自由知识分子：
自由是相对于奴役而言吧，我想。
知识分子要成为自由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经济上的独立：
我在《布衣话绅士3——知识分子身份的演变》一文中将“士”与电视连续剧《战国》的背景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纷繁，经济上的无法独立，是知识分子没落为“士”的根本原因。因而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经济结构模式成为现实时，自由便成为奢侈品。为什么那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敢于面对国民党的恐怖，而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和“文化乱革命”中全军覆灭或者悉数以头抢地呢？舒芜出卖好友胡风、蒲熙修反戈击打老情人罗隆基，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列名“梁效”，余秋雨挂靠“石一歌”……在全民无产化后，一切优雅、尊严之“毛”，随着“皮之不存”而没有了附丽。人可以面对死亡，但是，当比死亡更恐怖的作乞丐也成为奢侈的活罪降临时，接受奴役成为唯一选择。而这时竟然还来了一张并不宽大的皮，说：“爬上来呀，给尔自由！给尔……自……”，会是什么情形呢？我想。当有人有足够权力让人失语时，除了杀人，就剩下从经济上的搞垮了。人们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也强调他们“有相当的专业知识”，“立足于自己的专业”，或许就是要为他们找到经济上的独立基础。
2、对于学术和人文价值抱有同样严谨的态度：
自由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的态度与对人文价值的态度一样。通过自身的思考或实证，付出赞同、质疑、批评、创新的言论和行为。他们把“不作伪、对已知的事情拒绝说谎”作为“职业的禁忌或者说做人的底线”（语见萧雪慧先生《不谈使命谈责任》）。“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是不结盟的，即使参加某一个社团或组织，他也能够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本……集团的利益局限……始终保持独立的身份，在言论方面，也持毫不妥协的姿态，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语见林治贤《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给李慎之先生的信》）“要求每一个文人都有鲁老爷子的硬骨头，那是不现实的。但当强盗正在抢劫时，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至少可以保持沉默（敢怒而不敢言），做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去助纣为虐、顺手牵羊，并协助强盗逃走。这是起码的道德底线。”（语见《枭眼看文人之一》）
但是，我不主张一般地强调“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这一特征。我的这种认识，来自于我对鲁迅和胡适的比较。
如果他“通过自身的思考或实证”、“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利益局限”、自主地而非奴役地选择成为“所在社会”或者“现有价值”或者某项政策的维护者，那么，他仍然不失其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
二、御用文化人：
黑格尔是否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黑格尔宣称：“维护和产生国家及其宪制的真正的活的总体是政府，而作为有机总体的政府中，国王的最高权力是维护一切和决定一切国家意志的顶峰和无所不包的统一。整体中的绝对的决定因素是单一的个人，即君主。国家的完美形式是君主专制，专制主义及其宪制是人类向往的目标和顶峰。”
海德格尔是否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海德格尔曾努力地把自己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
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是否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但他挑起“两个阶级之遗传学”的争论，大肆宣扬“苏维埃生物学”，鞑伐“反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和“资产阶级遗传学”，搞伪科学者毫不客气地说别人在搞伪科学。
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余秋雨是否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然而“梁效”、“石一歌”的历史又在表明另外的意义。
所以，御用文人仍然站在知识分子的队列里。
这并不可怕。婊子和流氓的存在并不会引来人们对于“人”这种生命形式的彻底否定。
名动天下的大文豪，不论哪帮人马上台，都要献诗表忠心；不论哪帮人下台，都要表狠心和黑心；
名动天下的大科学家，为了证明时代或政策的伟大、光荣、正确、英明，用“科学方法”论证出粮食亩产数万斤的可能可行。
人是“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呢？语焉不详。还“自然灾害”了事。
现在，终于可以发现：
苏联的“反右”、苏联的“大跃进”、苏联的“文化大革命”；
古巴的“反右”、古巴的“大跃进”、古巴的“文化大革命”；
波尔布特的“反右”、波尔布特的“大跃进”、波尔布特的“文化大革命”；
北韩的“反右”、北韩的“大跃进”、北韩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这已经不是一个御用文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在极权和后极权时期如何面对知识分子从物质到精神到人格免于对极权势力的有意识依附的可能的问题——怎样做到不贪、不淫、不攀附、不卖身、不妄语、不作伪证、不制造假冒伪劣、不装神弄鬼、不助纣为虐……
三、边缘知识分子：
边缘知识分子包括：
1、作御用文人尚不能够的边缘人
虽然也吟诗、醉酒、批评、恶骂，但正如两军对垒时的仇恨。一旦作了俘虏，要杀要剐随你；但如果松绑不杀，纳头便拜，感动得痛哭流涕，甚至献上“夜袭营寨，末将领路”的良计——愿效犬马之劳是也。也有东边不亮西边亮、此时不亮彼时亮的情况，比如萧何、韩信、牛金星、沫若大师之类。
2、有意识自虐而虐人的自我放逐的边缘人。
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得到过体现，“新月”、“二月”正是这种有意识自虐而虐人的自我放逐在文化和生活上的旗帜。遭逢乱世，他们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中生出希望一线的苦斗；也没有胡适在平和中建设的稳健；也没有会发现新的救世神明并欢天喜地的幼稚。他们以“坏”、“怪癖”、“不苟”、“多情和矫情”发出让人们必须听见并心酸的颓废声音、婉转唤喊。但这种声音和呼喊似乎又让你觉得那是雨夜里玖瑰凋谢的声音，从而显示自己的独特的存在和价值。
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有意识自虐而虐人的自我放逐在“自我释放”和“后现代”的面具下泛滥起来，在装疯子卖傻屁扮二流子色魔的过程中成为社会名流、文化大师掩护自己也掩护血魔手。高手和高手对阵，互相觊觎互相佩服绝不轻易出手各占一块地盘抖八面威风设百里埋伏张十万淫欲。双方都清醒都会精明地算计。
3、无意识自虐和无意识放逐的边缘人。
爱国者到了洋人的地盘考察，劳苦万分，烦闷得慌。想起洋鬼子在我国奸淫妇女的耻辱历史，赌咒发誓地教育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侧身进了红灯区，捞了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狠行交媾之事。美女亢奋起来，大呼小叫：“So good ！You are very good ！Oh ，yes ，I’m going to die！”（太爽了，你真好！噢，我快活得要死！）而我们的爱国者则庄严地宣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当人类所必需的崇高和是非都被遮蔽都被践踏或者成为伪崇高伪是非的替代品被抛弃的时候，无意识自虐和无意识放逐成为必然。如果说御用文人、御用文人而不得的边缘人和有意识自虐而虐人的自我放逐的边缘人是以爱国理由而狠行奸淫的肉虫肉棍，那么无意识自虐和无意识放逐的边缘人就是那高呼快活得要死的美眉。狠行奸淫的肉虫肉棍有了光鲜的帽子，而“So good ！You are very good ！Oh ，yes ，I’m going to die ！”的美眉也并不觉得下贱羞耻和不相宜。这后者正是极权和后极权时代被批量制造和正在被批量制造的新新……生活的人类群体。
20世纪70年代末，哈维尔和他的友人向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当局索要的民族希望，就是要执政当局对这样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批量生产和繁荣予以停止从而保留捷克斯洛伐克一线生机！
随着校园人数的增加，网络生活的扩展，社会正义的被践踏被抛弃，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被疯狂地克隆着，蔓延到生活所能抵达的广阔天地。
极权和后极权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参差驳杂的复合体，对于他们的认识和研究，一概而论是草率的，区别开来言说很有必要。今日姑论及此。
2002年3月19日 成都
《议报》第1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