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当今红朝的习近平虽未敢称帝,却集十权于一身,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党政军三大要职,同时还兼有七个中央级的“小组组长”,成为“十权老人”。与“小组治国”相配合的是,习近平改变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九龙治水”的局面,凸显党总书记的权威:既然分管各部门的常委都是该部门的党组书记,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国务院党组书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是人大党组书记,政协主席俞正声是政协党组书记,那么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都得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向总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习近平就成了实质上的皇帝,其他六常委就成了军机大臣。换言之,类似于把股份制企业变成了家族企业。
清朝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老人”,现有习近平集十权于一身,也是“十权老人”。习近平身兼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党政军三大要职,这跟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在后邓小平时代的权力划分中只是萧规曹随,了无新意。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还兼有七个中央级的“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有中国传媒以“史上最强组长”为题,列举这些组长的权力管辖范围,堪称无所不包、无所不管。
小组治国的模式,不是习近平的首创,而是毛泽东的发明。“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毛泽东的性格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不愿受到既有的官僚体系的制约,故而以“中央文革小组”架空政治局,发动了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毛死后,“中央文革小组”随之被取消,但小组治国的模式却传承下来。
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小组一般都很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数据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导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中共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而且,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是对这些小组的精炼概括。
习近平执政之后,总结胡锦涛执政十年碌碌无为的教训,除了胡锦涛个人性格软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于既有的权力结构。因此,习近平决定迭床架屋,创设若干新的小组,悄悄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旅美学者何清涟分析说,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三个特点:一,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二,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三,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在以上这些小组组长之外,习近平还兼任了另一些更具机动性的小组组长。比如,自从日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后,中共成立了以习近平为组长的“钓鱼岛应变小组”,统辖军队、情报、外交及海监执法部门。按照以往的惯例,小组成员将由领导成员、组成部门、办事机构这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门派出相应的正副职领导组成。这说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该小组几乎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处理危机,其目的是,在钓鱼岛出现外交或军事危机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制定最终决策。
与“小组治国”相配合的是,习近平改变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九龙治水”的局面,凸显党党总书记的权威:既然分管各部门的常委都是该部门的党组书记,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国务院党组书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是人大党组书记,政协主席俞正声是政协党组书记,那么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都得以党组书记的身份向总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习近平就成了皇帝,其他六常委就成了军机大臣。换言之,类似于把股份制企业变成了家族企业。
而且,据说习近平已决定在十年总书记任期后继续执政。其高级智囊,包括政治局委员王沪宁与栗战书已着手安排,二零二二年中共召开“二十大”时,习只会交出总书记一职,但会长期执掌权力含金量更多的中央军委主席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位。这样,他当太上皇就比胡锦涛时代的江泽民更加名正言顺,他就可以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垂帘听政了。
习近平然以“毛泽东加普京式的政治强人”自居,就会认为自己未尝不可以颠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朝形成的根基薄弱的“共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和权力模式。习近平的自我加冕、朝纲独断,让那些曾经挖空心思为“中国模式”正名的御用文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将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各管一摊”的做法概括为“集体总统制”这一闻名一时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度”,“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认为,从制度建设上说,中共权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优越和稳定的中国模式。第一,限任制,领导人任期两届共十年。第二,年龄限制,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换届之时,年龄为六十七岁则可以连任,年龄为六十八岁则必须退休。第三,中国已经从强人政治到了后强人政治时代,也就是集体领导。所以,郑永年认为:“只要共产党执政,这个模式就一直会存在下去,而只要有这个模式,共产党就倒不了。”
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给了这些“砖家”一记闪亮的耳光。《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在题为《“威武霸气”习近平》的评论文章中指出:“习近平的领导方式反映了他的背景,也反映了看似是许多高级官员的共识,高官们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更敏捷、更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应付经济转型的难题、外交政策的压力,以及一党专政在国内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对于病入膏肓的共产党来说,究竟哪种权力运作模式能够拯救党走向覆灭的命运,没有人知道。所以,习近平的集权尝试被大家看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