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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人就高张自由解放之帜,掀起一个个历史风暴。先有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发出的警示,“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继而有二十世纪的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以自由之名行极权之实。正是在此意义上,以赛亚·伯林的观念史研究对自由观念做出了原创性的阐发,为现代人提供了行动的方向。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然而,由于伯林的著述多为演讲,偏于描述,概念不够明晰,尤其是对研究对象复杂而矛盾的表述,人们很难一下子抓住其要点,在享受其精妙思想的同时,也会在头脑中留下很多不解之处。这本《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的作者都是伯林的好友及专家,他们的讨论代表了当代伯林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伯林整体思想的理解。

这个讨论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刺猬与狐狸”,第二部分讨论多元主义,第三部分讨论民族主义与以色列。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伯林的核心思想是道德与政治上的多元论,认为多元和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的真正本质是选择自由。但同时,伯林的阐释又是悖论性的,如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常常难以厘清,学者们对此也是各持一端,互有争议。

坚持启蒙原则的学者坚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维护普遍人权,而伯林却将多元主义置于第一位,在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同时,也反对自由的普世性。但对伯林来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建立了人权、法治和有限的世俗政府和科学观念,启蒙运动是刺猬们的一元论的极端主义运动,产生了新暴君。这使得他关注历史上那些反启蒙的思想家,并给予他们相当程度的同情,因为在反启蒙的非理性思潮中,他辩识出多元主义的倾向。

可以说,伯林的多元主义的实质是要维护自由,又要防止自由的滥用,其思想基于英国式的经验主义,即他所说的“现实感”。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完整的现实性,其目标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现在,必然会导致残酷的人类牺牲。因此,他赞成启蒙理性主义的自由主张,同时又反对其一元论思维,如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孔多塞、孔德和马克思;他赞成反启蒙的浪漫主义隐含的多元论思维,同时也指出其非理性的危害,如维柯、哈曼和赫尔德和希特勒。

由于两种自由之间以及自由与其他正面价值之间不能兼容,同时也不存在某个价值的优先性,因此我们常常不得不做出选择,在某个时期为某一价值放弃另一个价值,在各种价值之间不断转换。这就是伯林的结论,人类问题没有终极解决的方案,“道德的困境与悲剧性的选择是无法避免的。”但他没有指出,导致这种“悲剧性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启蒙理性主义还是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其观点都是建立在人自身是价值源头的基础上。他只是指出,现代西方人仍是理性与非理性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继承者,这其中也包括他个人。

毋庸置疑,伯林的多元社会、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以及哈耶克的自发社会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即从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出发。但在我看来,如果仅就揭示启蒙运动内含的极权因素而言,哈耶克的建构理性或许是更为清晰的解释,更能显示人自身作为价值源头的局限性,既能解释导致现代极权的观念原因,同时也避免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毕竟,要达到伯林那样深刻而复杂的观念认知,承认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错的这一事实,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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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