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友推荐,急切切找来《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事件”始末》，很为作者写作此书所倾注的资料功夫所折服，也因此想起当年读《日瓦戈医生》的细碎往事来。
应该是在26年前的寒假了,在文昌桥的食堂大厅里经过太长时间的焦灼排队终于买到了北归的火车票,悬着的心安顿下来,就难得安逸地到校图书馆借几本闲书,计划着假期在家以此消磨时间,其中就有《日瓦戈医生》。至于为何要借这本书，倒不是因为翻译者蓝英年的名气有多大的缘故，也不是对帕斯捷尔纳克如何喜欢，就是有一次与江德兴先生聊天，他提到了这本书，把“俄罗斯的屋顶整个给掀翻了”，先生荐书，大概是让我们结合这本书再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无相互参证的意味在。还有一个有点不大说得出口的原因，当时正无望地暗中迷恋一个女孩，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医生，也是由他的舅舅抚养成人，很迂腐地想也许能在这样的小说中找到一些启发提供一些思路?
说实在话，起初读如此厚重而又洋洋大观的外国小说，还真有点望而生畏不无发憷的感觉，对作者把一个医生置放在如此宏阔的时代背景中来解说自己对苏联革命的种种观察，的确一头雾水，难明就里。但慢慢地深入进去之后，就有点欲罢不能特别关心作者如何来处理日瓦戈医生面对青梅竹马的贤良妻子与自己心心相印的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后来的命运归宿来了。至于作者对苏俄整个社会大变革的沉思甚至是控诉，起初并不太关心，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反观周围发生的事情，开始逐步由衷地佩服作家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日瓦戈医生的种种反省批评的警句，被我抄录下来，默默诵读，近乎有点热血沸腾了。
这部近乎帕斯捷尔纳克自传的小说，故事的背景开始于1901年，算是沙皇时代的末期了。尤利·日瓦戈的父亲因遭受事业伙伴陷害自杀身亡，尤利由家境殷实的舅父扶养，在莫斯科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医生。尤利在一次出诊时认识了冬妮娅的妈妈，因此结缘与冬妮娅结婚并育有一子沙萨。优雅漂亮的拉拉是一法国寡妇的女儿，她被自己母亲的情妇科马罗夫斯基诱奸。当拉拉的母亲得悉情况后服碘自尽，尤利参与救治才得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当年陷害父亲身亡的凶手。1905年12月，莫斯科发生暴动，拉拉的男友帕莎参与游行被打伤。拉拉和帕莎结婚后希望远离科马罗夫斯基，他们在尤利亚钦找到了工作并有了一个女儿卡雅。但当帕莎得知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以前的关系后，负气从军，拉拉奔赴前线寻夫，当了一名护士，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作为军医的尤利在前线与拉拉邂逅，渐生情愫。但恨不相逢未嫁时，战争结束，尤利与拉拉告别，回到莫斯科。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尤利被当局敌视，家中房子被征用，加之莫斯科食物短缺，全家决定前往瓦雷金诺，途中遇到帕莎，他现在是乌拉山的红军领袖。百无聊赖的尤利到邻近小镇尤利亚钦街上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与拉拉再度相逢，情难自已。两个月后，当尤利决定结束这场外遇之时，却在回家路上被红军游击队强行带走担任军医，直到内战结束。尤利再去寻找拉拉，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数月期间得知冬妮娅被驱逐出境。此时科马罗夫斯基又来纠缠拉拉，于是他们东躲西藏渡过了短暂而快乐的冬天。不久科马罗夫斯基又找上门来跟尤利说拉拉的前夫已被通缉，拉拉和她的女儿都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尤利为了拉拉母女安全，只得洒泪屈服，选择退出。此后，帕沙又与尤里相逢，尤利诉说原由，帕莎自尽身亡。
1922年，尤利回到莫斯科，他尝试去巴黎与冬妮娅会合，但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尤利终于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找到工作，却在上班第一天的路上死于心脏病猝发。独身一人的拉拉从伊尔库茨克 回到莫斯科，却遇到了尤利的送葬者，几天后她便被秘密警察带走，死于北方的一个不知名的集中营。1943年，洗衣女孩塔尼娅向人诉说自己的生活遭遇：她的母亲曾经跟一个叫科马罗夫斯基的男人住在一起，大家这才知道她就是尤利和拉拉所生的女儿。
日瓦戈的命运折射出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在如此动荡巨变的时代，日瓦戈等耗尽了青春。他们承载着苦涩的爱情，他们的理想和志向在惨烈荒诞的年代里难以实现，而他们与生惧来的美好性灵在民族的忧患中也毁灭殆尽。苦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的生存境遇，恰如日瓦戈的吟唱：“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我们的欢宴是为了留言，让那苦难的暗流，温暖生活的冷酷。”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民生疾苦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善良温情和人文主义的执著探索。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虽然无法摆脱迷惘、焦虑不安的情绪和心态，但仍表现出英勇和执著，表现出俄罗斯人独有的以苦难救赎人生的宗教情怀。拉拉的苦难是俄罗斯女性所遭受苦难洗礼的象征，她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坚强的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爱心，都体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永恒女性以爱来拯救世界的主题。”
《日瓦戈医生》是作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一种深情回望。还是在医学院读书的平稳岁月里，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说：“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结合后来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创痛，回味这样的几乎一语成谶的话，真是五味杂陈，令人无语。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并不是简单地所谓偷情与出轨所能一言以蔽之，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的幸福，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当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震荡，日瓦戈与人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当他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他的岳父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他紧接着说：“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当日瓦戈在尤里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日瓦戈在札记中曾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横贯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作者借书中一个人物说道：“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日瓦戈医生》关于爱情的描写最为动人。日瓦戈一生遭逢三个女人: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玛琳娜。冬妮娅与日瓦戈青梅竹马，体贴恩爱,但缺乏激情;日瓦戈落魄潦倒时与玛琳娜同居，但他们彼此精神上无法沟通。日瓦戈一生真正圣洁的、癫狂的、“灵魂与灵魂相遇”之爱实际上给了拉拉。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具有超脱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它以疯狂、怪癖、激情和不可理喻超越了卑微的世俗之爱，这种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短暂的本真之爱散发着超脱尘世的幸福的光辉和非人间的欢乐的天堂气息。拉拉往往从个人幸福、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历史事件，她说：“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她深信落在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头上的所有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摧毁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崩溃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观念，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拉拉看到“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信。一切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的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当拉拉看见年幼的女儿对已经降临的灾祸毫无所知，仍然在用积木搭房子时，不免触景生情：“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但大人们却不得不“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拉拉在日瓦戈灵柩前的哭诉独白，令人热泪盈盈，心湿如雨：
“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宏大历史”在拉拉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她近乎声嘶力竭说到：“永别了，我亲爱的知心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湍急的小河，我多么爱你那昼夜不息的飞溅声，我多么想投入你那寒冷的波浪中。”
《日瓦戈医生》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固有传统，它的景色描写独树一帜，令人心醉。即使当年的由西蒙诺夫领衔的苏联作协写出审读报告宣判这部小说的“死刑”的同时，也不得不说，“小说中有许多极好的文字，尤其是你对俄国自然景色的描写壮观而真实，富有诗意”，作家既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又将人物的心情投射到自然界，甚至让人物渗透到大自然中去，着意强调人和自然的不可分离，浑然一体。整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始终以冷色调为主，旷野、冰霜、风雪、寒夜、孤星和冷月的画面，反复出现，既与主人公超凡而忧郁的精神气质相和谐，又呼应了作品大提琴曲一般沉郁的抒情格调。
据说，《日瓦戈医生》原来的名字叫《男孩与女孩》，直到1956年此书才全部完成，但作者明白，自己的这部小说“10个月能还是50年才出版，我根本不知道，也不重要”，而西蒙诺夫等人写出的审读报告，更是把《日瓦戈医生》判了“死刑”，而实际上赫鲁晓夫也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天无绝人之路，书稿在1957年被意大利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偷运出境，他找专家评估这一小说的价值，一位专家相当自信地如此说道：“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犯下反文化罪。”简直是争分夺秒，《日瓦戈医生》很快在米兰以俄文发行，隔年又发行了意大利文和英文版本。书稿远行，如同亲骨肉迈向不可知的迷茫未来，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出版，并因此还将承受更为巨大的灾难，但是豁出去的帕斯捷尔纳克却对意大利人说了这样的一句狠话：我谨邀请你光临处决我的死刑。虽然《日瓦戈医生》在195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被苏联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恶意利用，在东方的某一个国家还专门刊发了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作协的消息，也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即将成为历史名词的苏联与中国人几乎同步得以见识这部小说的伟大与宏富力度和分量。1960年去世的帕斯捷尔纳克“希望他的作品能流传全世界”，能“在人们荒芜的心灵中点亮火焰”，他的这一愿望，应该说是实现了了吧。
《日瓦戈医生》这本近八百页如同砖头一样的厚书，每天捧读，爱不释手，但有一天家中来了亲戚，我不得已到邻居家借宿，当然还带着这本书。但令人懊恼的是，这本书却神秘地“失踪”了，令我很是郁闷。回到南京，经过向图书馆老师反复陈述原委，赔了一些菜票，才算了却了这场丢书风波，至今想来，还是觉得不无遗憾呢。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