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 Guangwei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文/牟尼

我们曾历经沧桑作为国内口述史界的重要学者,邢小群、丁东夫妇的口述史著作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和读者的欢迎。在邢小群教授近日出版的《我们曾历经沧桑》中,邢小群与女诗人灰娃谈到了延安女性的生活,党史专家何方也谈及自己投奔延安的经历。

此前,李南央笔下的范元甄以及韦君宜的《思痛录》中,对于女性在延安的生活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就延安时期革命女性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她们在革命队伍中的经历与成长,邢小群和丁东接受了法治周末的采访。

女学生投奔延安,还是出于一种理想的追求

牟尼:《我们曾历经沧桑》中的灰娃、何方都早早的投奔延安,她们是否因为看到国民党很腐败,而被共产党人的新气象所吸引?

邢小群:曾彦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编者注)说,当时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其实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国民党是怎么回事,就是谁抗日就跟谁走了。有一部分年轻人,因为在国统区受到共产党的教育或者影响,他们会往延安走。

他们刚到延安的时候,未必对延安有认识,但是起码知道国民党够腐败。再加上他们了解到,“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天下劳苦群众,我们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国了。何方说到的精神气象其实都是在这个氛围里。但共产党自己的干部本身也有特殊化的一些问题。像韦君宜、李锐都是属于一边走一边在思考的人,并不是那么盲从。他们还要认定自己的道路,为自己的道路作出正确的诠释。

我认为,知识分子真正的觉醒其实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

牟尼:对于去延安的女性而言,她们是在革命队伍中找到归宿感吗?

邢小群:毛泽东刚到延安时,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军事方面,怎么样使红军能在这一块地方扎下根来、怎么用人、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有和国民党的关系,等等。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自己的绝对话语权。

丁东:何方把延安分为张闻天时期和毛泽东时期。在张闻天时期,一二•九运动的那些人都奔向延安。我觉得,她们是要寻找一种精神归宿,当时,延安比较有理想主义色彩。再者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毛泽东说张闻天是明君,意思他是比较温文尔雅的,比较宽容,他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

邢小群:从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里,你可以感到丁玲其实揭示了这类的问题。有些女性眼睛老盯着那些干部,她们确实是找一种归宿,因为女的确实少,男的又那么多。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有些人是结伴而行。

丁东:反正我觉得这些女学生投奔延安,不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量,还是出于一种理想的追求。

范元甄一个类型,杜惠一个类型,韦君宜一个类型,另类的就是灰娃了

牟尼:如果拿比灰娃大6岁的范元甄相比,后者的人生被革命所塑造的成分更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别?

邢小群:她们的经历不一样。范元甄在武汉参加了声援一二•九运动,较早参与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她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对于未来有自己的憧憬。灰娃不是,她先是在西安接受了民国时代的教育,唱黎锦熙的歌,背徐志摩的诗。

实际上,在西安吴堡的时候,红军给青训班的学员讲了目前形势、抗战这样一些知识。但灰娃太小,人家说什么她都闹不懂。到延安的时候,她才13岁,因为发育迟缓,看起来像八九岁的小孩,再加上她什么都特别糊涂,她保留了很多天然、人性的东西。她的艺术细胞非常发达,理性的思维很差。要教她一首歌、让她朗诵诗、演个话剧,这些她来得特灵,接受特别快。

在延安,大家对她都特别好,就因为她像小孩似的。其实延安整风那一段时期对她来讲精神刺激也比较大。但她是一个小孩,和韦君宜不一样。她已经感受到这个气氛。比如,两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不行,什么事情包括上厕所,出去也要三人行。她当时最恐惧的就是抓特务,她感到很害怕。开会她就溜号,说,“我要上厕所吧,憋死我了”,挺逗的。

丁东:我觉得,关于范元甄,我们只能听到李南央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性地、批判性地叙述当年她的母亲。韦君宜、灰娃都是在自己醒悟以后回过头来叙述自己。我们今天看待她们时,要意识到这个差别。

牟尼:从年龄来看,韦君宜生于1917年,范元甄生于1921年,灰娃生于1927年,虽然都是延安女性,但是,革命的洗礼作用于她们身上时,引发的回应区别却很大,为什么?

邢小群:灰娃和韦君宜、范元甄区别很大。韦君宜、范元甄,她们经历了一二•九思潮的洗礼,她们以后真正为自己的理想诚心诚意去奋斗,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们发现了一些和她们自己的理想主义不一致的地方,韦君宜真正的反思也是到了老年才发生。

丁东:韦君宜当时就很痛苦。

邢小群:我们看不到范元甄的反省,或者说看不到她自己的表述。但是,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范元甄是一个被时势改造得特别彻底的女性,包括她出卖丈夫的思维方式都太极端了。

韦君宜从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有迟迟疑疑的一面,但是她的理想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东西,她还总是用她理想主义的东西来纠正自己痛苦的东西,否则她也不可能在解放以后一直走到高干的位置上。

灰娃去了延安,好像被大潮熏染了,可是她实际上很懵懂,好像是一张白纸。她到1949年以后,先是得病住院,后来上大学学俄文,沉浸在俄罗斯文学、中国古典文学里。运动一个接一个到来时,她感到非常痛苦,最后肺结核又犯了,她又处在治病过程当中。“反右”前,她到北京编译社工作时,已经有轻度精神病,文化大革命中她精神分裂。所以,极左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没有对她产生多大的作用,没有彻底的改变,这有她自己懵懂的一面,也有她的客观原因(精神病)——那些东西对她有强制性,接受不了她就犯病了,这是灰娃和韦君宜、范元甄最大的不同。

所以,她后来能够写出那些天然的诗歌,用她自己的心灵、悟性和她对人生、社会的艺术感知,发出不同的声音。

丁东:灰娃比较特殊,她始终很边缘,一开始是因为年龄小,后来因为或者得病,或者其他原因。她参加革命那么早,但是她始终没有成为主角,也没掌握过权力。

牟尼:确实,作为一个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延安女性,她基本没有担任领导干部。

邢小群:她也不能掌握权力,因为一看她就没有那个能力。她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指导员,带着那些人去算账,一个老老实实的角色。

丁东:有能力问题,也有机会问题。实际拿她对比郭小川夫人杜惠来看,杜惠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关了一年半。运动一来,她甚至可以按照当时极左的宣传来伤害她的丈夫。1957年,差点把她划为右派,还是郭小川把她救下来。

邢小群:杜惠的思维比范元甄还极端。范元甄还要利益,她是出让利益,她的孩子们都不富裕,都反对她。从这个时期出来的女性,范元甄一个类型,杜惠一个类型,韦君宜一个类型,另类的就是灰娃了。

他们之间的离合好像很自然的,牺牲了就牺牲了,走了就走了

牟尼:灰娃的婚姻也很耐人寻味:她十七八岁时领导说她该结婚了,她就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这种情况,在当时革命队伍里面的女性普遍吗?

邢小群:比例相当大。像她跟第一个丈夫武肇峰结婚,她后来对我说起来特别平淡。我好几次追问,她也回答,但是特别平淡。她说,之所以和这个人好,是觉得这个人文化水平高一些,他家里也是属于大家族,而她天然喜欢文化,喜欢艺术,所以她觉得这个人可能要比别人好。

牟尼:我看到书里说她的丈夫跟她离多聚少,她患肺结核差点没命,丈夫也没来一封信。

邢小群:这些都是我的疑点,我问她,她老不回答,扯到别的地方去。像他们夫妻的感情状况,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面比较普遍,延安的男女比例差别比较大。丁玲的作品当中也反映出有好多女性,也追逐一些干部,如果被一些级别比较高的干部看中了,中间一说马上就成了。

牟尼:我看过你写你父亲邢野(《平原游击队》的作者,编者注)和你母亲张今慧的婚姻,与灰娃的婚姻情况比较类似,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婚姻自主的是不是比较少?

邢小群:我母亲当时也是十几岁,经不住各方面的人对她狂轰滥炸般的说服,让她没有办法,手足无措。

丁东:不同的女性还是不一样。像韦君宜年纪大一点,又上过清华大学。她到延安以后,还是可以主动追求爱情和婚姻,保持了独立的个性。冯兰瑞(著名经济学家,编者注)回忆说,韦君宜充当了自己和当时的丈夫魏东明之间的第三者。可见,韦君宜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与灰娃的情况完全不同。她自己比较强大,不是那么懦弱的,不会被人一说就轻易顺从了。

邢小群:这两天我正看《新文学史料》上有韦君宜1938年的日记,前面全是她跟一个叫小孙的人缠绵悱恻的关系。

丁东:郭小川的夫人杜惠,高岗曾经让她来抄稿子,借机对她动手动脚,后来杜惠把他拒绝了。再如范元甄,她丈夫出事了,她跟其他人的关系中,她也不完全是被动的。

牟尼:你说过,你自己父母的婚姻不幸福,邢野对比小自己11岁的妻子缺乏基本的关爱。在这种婚姻当中,比较幸福、圆满的是不是比例相当少?

邢小群:就咱们所知道的,张闻天和刘英、朱德和康克清,算是比较圆满。

丁东:跟你父亲同样级别的人当中,孙福田(与邢野合作《狼牙山五壮士》,编者注)跟他老婆关系就挺好。你母亲要上大学,你父亲不支持。但是人家孙福田的夫人肖驰要上中央戏剧学院,孙福田就支持,而且孙福田带孩子,肖驰毕业后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成为那里的台柱子,还在《渴望》里面演王沪生他妈。

邢小群:他们这些人里,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婚姻都不幸福。最近我还看曾志(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编者注)的回忆录,曾志一生也是结婚三次。他们之间的离合好像很自然的,牺牲了就牺牲了,走了就走了,很快又跟别人结合了。

还有黄慕兰,她嫁给了共产党人宛希俨。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暴动时牺牲,她把儿子送到婆家,前往上海,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因为要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一些中共高级将领,她跟上海一个很著名的律师陈志皋需要合作,陈志皋不知道她和贺昌结婚,只知道她丈夫死了,就追求她。她告诉上级,上级告诉她说,应该跟他结婚,对党的工作有很多的好处。当时,她跟贺昌没离婚,就跟陈志皋结婚了。后来,贺昌牺牲了。

一个一个罗列下来,这些女性我觉得可能比较舒心的相对来说还是有的

牟尼:无论是韦君宜、范元甄还是灰娃,命运都坎坷不平。从你现在了解到的延安女性,有没有婚姻幸福,个人发展也很好的,一直比较顺利的?

丁东:王昆就算顺的,事业上有成就。她因为参加了一场革命,最后成就了她一生的事业,她本人不管是作为艺术家也好,作为一个文化干部也好,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在东方歌舞团提携那么多人。一直到晚年都挺风光的。这样的人你也不能说没有。

邢小群:延安女性要想个人发展顺利,或者两人婚姻幸福,必须这两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很一致。建国初期,沈从文为什么自杀?就因为那一个时期张兆和太左了,回家就教训她丈夫,说他落后,思想有问题。沈从文本来就孤独、痛苦,老婆也对他这样,所以才自杀。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概括,为什么?因为还有人性、性格在里头。

牟尼:我感觉,丁玲和范元甄一样,也被扭曲得很厉害。

邢小群:在我看来,灰娃母性这一面完全是被压抑的,她对儿子很淡,没有什么情感。我问了她好几次,孩子怎么办。她说,她托付给一个同事了,孩子到底是谁她也没告诉我。直到她跟了第二个丈夫画家张仃,她才把这个孩子接到身边,而且好像跟这个孩子也没有太多的情感。后来,她又说这个孩子跟张仃的儿子两个人性格叛逆、颓废,她就更不能接受了。

丁玲这方面还行,对蒋祖林、蒋祖慧都可以。该养育,就接回来。他们的工作、婚姻,她都操心。

来源:《收获》2015年第3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