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相继在行政和立法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听证会（hearing或public hearing）制度发源于英美，原本是将法院庭审的模型移植到司法之外，用类似的程序听取公众、专业人士以及利益集团代表对特定事项的不同意见以备立法参考，或者用于解决一些不适合或无需使用司法程序处理的事件或纠纷。事实上，在民主体制下，立法以及行政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听证会此起彼伏，稀松平常。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诸如“9-11”事件后美国联邦立法与行政机构联合举行的系列听证会，还有英国凯利自杀后，国会专门设立赫顿法官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系列听证会，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制度的移植总是伴随着变形甚至异化。听证会到了中国，已经游离于制度设计原初的机理，流于形式。最近举办了两场都与山东有关的听证，一是山东省高级法院在对延宕已久的聂树斌案进行复查过程中所举行的听证会（4月28日，济南），一是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为处理山东鲁能足球队在客战贵州人和足球队时发生的球队与裁判之间的冲突举办的听证会（6月9日，北京），两场听证会的主办者一个是司法机关，一个是行业协会，但程序上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瑕疵，值得稍作分析。
山东高院的听证会采取了微博直播的方式对听证过程做了及时报道。当然，说是直播，也不是全程无保留地有闻必播，而是有选择的信息披露。作为一个体育类行业协会，足协纪委会的听证会采取的却是全封闭形式，媒体不能现场采访，公众无法知晓内情。选择性公开已经有违透明开放的基本准则了，足协的密不透风就更是匪夷所思的做法。按说，足球比赛无关国家机密，发生冲突的场景更是众目睽睽，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所做陈述也完全可以展现在公众面前，秘不示人难以解释。须知公开性客观上是对于陈述者的一种压力，万众瞩目之下要作出虚假陈述超出了常人的心理承受力。不仅如此，公开性也是对决策者的一种保护；所有证据都摆在明面上，结论不过是水落石出的自然结果而已。反过来看，公开透明限制了决策者暗箱操作的空间，明显是对公权力的一种限制。足协是否害怕这样的限制？采取封闭听证至少给人以这样的想象。
两场听证会在程序上的一个更荒唐的设计是，相互对立的当事人只是背对背地作出陈述，没有机会当面对质和辩论。这完全违反了听证会的准司法性质。依照山东高院的安排，先是由申诉方陈述并回答提问，之后是河北办案机关代表陈述和答问，之后就结束了。足协听证会也同样做法，花开两支，各表一头，当事人之间连照面都不打一个。这难道真是听证会么？
当人们对一次事件的原委和过程各执一词的时候，揭示真相的最有效方法恰好是让双方当面对质，摆出事实，亮明证据，并对可能的谎言伪证进行面对面的揭露。在许多地方，参与听证者需要宣誓以对证词负责，甚至当事人还可以聘请律师，借助专业人士的知识与经验分析规则，辩难证据，从而令真相大白，公理伸张，规则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不用说，在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对质之下，失败者也更容易接受——至少很难指责——最终的结果。随着一起又一起争端的解决，决策者的公信力也会不断累积，权威不断提升。
遗憾的是，两场听证会的组织者都缺乏制度视野，召集了听证会，决策者和当事人都付出相当的成本，但是效果如何却是大可忧虑。山东高院的听证会开过之后，由于先后次序的独特安排，河北方面的代表可以针对申诉方的陈述作出有针对性的反驳，而申诉方却没有再回应的机会。会后，申诉方理所当然地对组织者本身的中立性提出了质疑。法院面临的困难局面可以从一个最新进展看出：6月11日，经最高法院核准，山东高院宣布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再延长三个月。足协方面，遭遇到的困难也不小。《济南时报》的一篇报道标题直接宣泄着对足协的不满：“足协：欲把鲁能往死里整”。由于第一次听证效果不彰，足协已决定延期处理，还要举办新的听证会。问题是，程序如此，再多的听证恐怕也是于事无补的。
写到这里，不禁又想到自己读书的一点心得。在为《胡适的自传》做注释的时候，唐德刚先生论及孙中山一本讨论如何开会的小册子《民权初步》，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然而，却被某些人忽略了：
孙中山先生……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点如果办不到，则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亲自动手来翻译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而名之曰《民权初步》，就凭这一点，读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头脑里的现代化程度便远非他人所能企及。汪精卫在“总理遗嘱”中之所以漏列此书，显然是说明汪氏认为这种小道何能与“总理遗教”的经典并列？殊不知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而缺的却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英语民族在搞政治上的优越性，就是他们会开会；认真开会，和实行开会所得出的决议案。其他任何民族开起会来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会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而英语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武器便是“配合工作”。
看看我们今天荒腔走板的各种听证会，无非是为唐先生所批评的那种“半真半假的会”增添了新的例子，也为孙中山先生的深刻洞察力提供了最晚近的证据。
来源：《足球报》201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