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后期维氏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也许可以这么说: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尝试,它试图在语言的最小公约上,表达极端甚至罕见的个人经验,而这一努力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就使得哲学所创造的问题,远比它自己解决的还要多……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关于“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问题。维氏不认为存在着所谓的“私人语言”。所谓“私人语言”,是指只有一个人使用和理解的语言。维氏用了盒子与甲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被称为“甲虫”的东西,每个人都不能看他人的盒子。于是,每个人都说只有看自己的盒子才知道甲虫是什么。但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每人盒子里的东西各不相同,且不断变化。倘若“甲虫”一词还在人群中使用,那么,它的作用肯定不是充当盒子里的东西的名称。按照维氏的观点“盒子里的东西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把它当作某种东西也不行;因为盒子也可能是空的。——不,人们能够用盒里的东西去‘约简’;无论它是什么,都能被约掉。”(《哲学研究》第293节)

我个人理解维氏的意思,“私人语言”之所以不存在,就在于“语言”本身仅支持作为交流工具(语言游戏)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以盒子与甲虫为例,无论我们自己以为的“甲虫”是什么,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的甲虫已经不存在,只有在“甲虫”一词下,每个人用“甲虫”一词的交流。

如果你要问,在每个人的“甲虫”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交流是如何可能的?维氏所提出的“语言游戏”是指,语言离不开其语境,而语言游戏也是成千上万。在人们普遍的交流中,除非在熟悉的语境中,否则,大部分的交流恰恰是在各种“甲虫”间的交流,而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的交流都是成功的,无论彼此的“甲虫”有多么不同,交流总是能够成功。

在维氏看来,哲学,本身是一种“病”,而病因在于,哲学家对语言的使用,远远超出了语词可能的公约程度。换句话说,哲学家的“甲虫”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不能称之为“甲虫”,因此,哲学家的“甲虫”无法进入交流的领域,站在交流或者说使用语言的角度来看,哲学家的甲虫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私人语言”不存在。

如果你问:那么哲学家的甲虫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趣且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如果问“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要追寻“本质”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不会用错“本质”的意义,但是,一旦这个追问成为哲学问题,这就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维氏前期的思想中,他用有意义、缺乏意义和无意义命题对语言进行了区分,在维氏看来,有意义命题是自然科学的全体命题,原因在于其逻辑结构成立;缺乏意义命题是指重言式和矛盾式命题,原因在于这两者与现实世界没有描述关系——从某种角度来看,缺乏意义命题是有意义命题的特殊形式;至于无意义命题,则包括几乎所有形而上学命题。

维氏的哲学,正是要摧毁一直以来的形上哲学大厦,在他看来,之所以“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无解,就在于这一问题本身是无意义的。

前后期维氏的区别在于,前期维氏用逻辑来摧毁形上大厦,而后期则是通过日常语言来继续这一任务,甚至包括对他前期思考成果的摧毁。也可以这样认为,在前期维氏那里,形上哲学因为不符合逻辑而被否定;在后期维氏那里,形上哲学因为不符合日常语言而被否定。无疑,维氏的这两个向度对于传统的形上哲学具有绝对的杀伤力,它是对传统形上学根基的撼动。

再回到开篇维氏对“私人语言”的否定,在我看来,维氏这一观点,本身也有着摧毁形上学一直以来的主客分立根基的作用。应该说,近代形上学的肇起源于笛卡尔,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立论,奠定了后来形上学的基础——在笛卡尔之前,柏拉图的二元论就已经为形上学滥觞,但是,笛卡尔不同柏拉图之处在于,笛卡尔为主体找到了一个更为坚实的立场,那就是作为“思”的主体。作为一种潮流,这种为主体寻找立场的运动,在日后的形上学发展中成为普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也使得主客分立这一前提越发变得不证自明,甚至成为一种“常识”。而在维氏看来,这种“常识”是一种惯性的误解。在人们寻找主体之前,就已经承认了主体的存在(实际上,在当时的欧陆哲学传统中,海德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不能问“存在是什么?”而要问“存在如何在?”),而这正是哲学病的病因之一。

而维氏所做的就是要回到形上学的误解尚未染指的时空,无论是逻辑还是日常语言,这些都是从根源铲除哲学病的地域。在我看来,维氏对传统形上学的解决,不是他提出了对旧问题的新答案,而是他彻底改变了问题本身,甚至否定了问题本身。

如果用后期维氏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也许可以这么说: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尝试,它试图在语言的最小公约上,表达极端甚至罕见的个人经验,而这一努力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就使得哲学所创造的问题,远比它自己解决的还要多……

写于2015年6月24日 下午 阵雨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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