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后期维氏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也许可以这么说：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尝试，它试图在语言的最小公约上，表达极端甚至罕见的个人经验，而这一努力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就使得哲学所创造的问题，远比它自己解决的还要多……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关于“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问题。维氏不认为存在着所谓的“私人语言”。所谓“私人语言”，是指只有一个人使用和理解的语言。维氏用了盒子与甲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着被称为“甲虫”的东西，每个人都不能看他人的盒子。于是，每个人都说只有看自己的盒子才知道甲虫是什么。但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每人盒子里的东西各不相同，且不断变化。倘若“甲虫”一词还在人群中使用，那么，它的作用肯定不是充当盒子里的东西的名称。按照维氏的观点“盒子里的东西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把它当作某种东西也不行;因为盒子也可能是空的。——不，人们能够用盒里的东西去‘约简’;无论它是什么，都能被约掉。”(《哲学研究》第293节)
我个人理解维氏的意思，“私人语言”之所以不存在，就在于“语言”本身仅支持作为交流工具(语言游戏)的最大公约数的意义。以盒子与甲虫为例，无论我们自己以为的“甲虫”是什么，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的甲虫已经不存在，只有在“甲虫”一词下，每个人用“甲虫”一词的交流。
如果你要问，在每个人的“甲虫”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交流是如何可能的?维氏所提出的“语言游戏”是指，语言离不开其语境，而语言游戏也是成千上万。在人们普遍的交流中，除非在熟悉的语境中，否则，大部分的交流恰恰是在各种“甲虫”间的交流，而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的交流都是成功的，无论彼此的“甲虫”有多么不同，交流总是能够成功。
在维氏看来，哲学，本身是一种“病”，而病因在于，哲学家对语言的使用，远远超出了语词可能的公约程度。换句话说，哲学家的“甲虫”在大多数人那里都不能称之为“甲虫”，因此，哲学家的“甲虫”无法进入交流的领域，站在交流或者说使用语言的角度来看，哲学家的甲虫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私人语言”不存在。
如果你问：那么哲学家的甲虫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有趣且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如果问“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要追寻“本质”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绝不会用错“本质”的意义，但是，一旦这个追问成为哲学问题，这就成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维氏前期的思想中，他用有意义、缺乏意义和无意义命题对语言进行了区分，在维氏看来，有意义命题是自然科学的全体命题，原因在于其逻辑结构成立;缺乏意义命题是指重言式和矛盾式命题，原因在于这两者与现实世界没有描述关系——从某种角度来看，缺乏意义命题是有意义命题的特殊形式;至于无意义命题，则包括几乎所有形而上学命题。
维氏的哲学，正是要摧毁一直以来的形上哲学大厦，在他看来，之所以“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无解，就在于这一问题本身是无意义的。
前后期维氏的区别在于，前期维氏用逻辑来摧毁形上大厦，而后期则是通过日常语言来继续这一任务，甚至包括对他前期思考成果的摧毁。也可以这样认为，在前期维氏那里，形上哲学因为不符合逻辑而被否定;在后期维氏那里，形上哲学因为不符合日常语言而被否定。无疑，维氏的这两个向度对于传统的形上哲学具有绝对的杀伤力，它是对传统形上学根基的撼动。
再回到开篇维氏对“私人语言”的否定，在我看来，维氏这一观点，本身也有着摧毁形上学一直以来的主客分立根基的作用。应该说，近代形上学的肇起源于笛卡尔，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立论，奠定了后来形上学的基础——在笛卡尔之前，柏拉图的二元论就已经为形上学滥觞，但是，笛卡尔不同柏拉图之处在于，笛卡尔为主体找到了一个更为坚实的立场，那就是作为“思”的主体。作为一种潮流，这种为主体寻找立场的运动，在日后的形上学发展中成为普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也使得主客分立这一前提越发变得不证自明，甚至成为一种“常识”。而在维氏看来，这种“常识”是一种惯性的误解。在人们寻找主体之前，就已经承认了主体的存在(实际上，在当时的欧陆哲学传统中，海德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不能问“存在是什么?”而要问“存在如何在?”)，而这正是哲学病的病因之一。
而维氏所做的就是要回到形上学的误解尚未染指的时空，无论是逻辑还是日常语言，这些都是从根源铲除哲学病的地域。在我看来，维氏对传统形上学的解决，不是他提出了对旧问题的新答案，而是他彻底改变了问题本身，甚至否定了问题本身。
如果用后期维氏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也许可以这么说：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尝试，它试图在语言的最小公约上，表达极端甚至罕见的个人经验，而这一努力本身蕴含的内在矛盾，就使得哲学所创造的问题，远比它自己解决的还要多……
写于2015年6月24日 下午 阵雨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