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思想问题”把一些持不同观点人送去办学习班、送入农场劳动改造,或者干脆投进大牢,是1977年以前,我们常听说到的事。不仅从身体上实施打击,在顾准看来,对其心灵的催残才是最要命的。

1950以后,中国一直开展着叫做思想斗争的运动。从批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批胡风的万言书,再到批俞平白,然后就发展到了引蛇出洞的天下最大的阳谋反右。本来,从最高层到民间(主要是知识分子)能够通力合作建立新政是建立在反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之上,而且是建立在追求民主自由独立之上。谁能想到,会对一部与当局意见相左的电影大加伐达;谁会想到,因对文艺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而投进监牢;更没有谁会想到,响应当局的号召出来帮助整风的五十多万人成了阶级敌人。这一切都不得建立在“一律”之上。说得通俗点,就是“听话”。听谁的话,听当局的话。那么要听当局的话,途径有二,一是强制,二是洗脑。从这段历史上看,强制和洗脑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实质就是洗脑。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自然包括强制)让不同看法、不同观点、不同政见的统统规范在一种政见、一种声音之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在顾准的年代,思考这些事、而且敢于记下这些事的,那可是一件冒了赴火刑的罪的。

不过,顾准就是顾准。就在中国反右后的1959年间,顾准在其商城的“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写下过许多即使是今天看来都是犯忌的许语。

——1959年12月22日,顾准写道:“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大洗脑筋。”

顾准这儿所指的“洗脑”就是要所有一切人规于当局的意识开态之下,不得有越雷池的事发生。因此顾准继续写道:“这个战役(刘注指以反右为主要的洗脑)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朗、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当然,顾准到死都不得没有看见到这么一天的到来。但是,一个被圄于劳动改造的顾准,却如此深邃地发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回想起,从批《武训传》到把一些给当局提意见(而受到影响应当局帮助当局整风号召)而一夜之间成为当局敌人的五、六年间,中国大地上,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红头文件,还是报刊社论;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无论公众,还是私下;无论是国家电台的声音,还是各地官员传达的指示;无论是学生娃娃课本,还是书店里的图书等等,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不同的话语。所以到后来人们说,倘若被当局一再颂扬的鲁迅,1957年(或更早一些的反胡风时)不死,要么成为极右分子、要么成为去写几十天就写出一百首颂扬诗的郭沫若。因此,幸好,鲁迅1936年就离世了。一个由当局最高领袖(总理)专程式从上海请到北京主持《光明日报》的独立知识分子,几十天后成了五十多万右派中的右派分子。一个在国民党时期批评当局是“家天下”并没有被投进大牢,而却因建议不要成为“党天下”,则是中国1957年天大的事。至于说到那位既说了“家天下”又说了“党天下”的人后来(1966年)不知所踪,那更让人唏吁又唏吁。

我们今天有幸的是,我们看到了顾准在这一段时间留下的文字。于是,我们看到了顾准于这些方面的思考。

  ——可是劳动队的解散是遥遥无期,人们在这儿受难(1959、12、24);

  ——公开说谎,已成见气(1959、12、22);

  ——在他(刘注,顾准商城劳改时的管教干部)的眼里,思想改造永无成就可言。(1959、12、4);

  ——这不是阶级性(刘注,指思想改造),而是兽性(1959、12、4);

  ——次此整见特点,大约是没有右倾思想就不能过关(1959、11、23);

  ——今晚站队,黄大(刘注,指管教干部)讲肿病是思想问题(1959、12、17);

  ……

想想吧,一个由于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了的三年灾害时常见的缺食物引发的“肿病”,居然,管理者都说成是“思想问题”。这样一个肿病的事,都可以是“思想问题”,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圈于思想问题之中。在当时,只要沾上“思想问题”,一个人便成了“十恶不赦”。因此,“思想问题”便成了中国一些具有独立思考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剑。因“思想问题”把一些持不同观点人送去办学习班、送入农场劳动改造,或者干脆投进大牢,是1977年以前,我们常听说到的事。不仅从身体上实施打击,在顾准看来,对其心灵的催残才是最要命的。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问题”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当局打压异见者的“不二法门”。因此,顾准在其日记里,多次提及这一话题和这一历史。(2008、2、24)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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