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看护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仗义的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打起了瞌睡,顾准突然醒了过来,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那是1974年一个特别寒冷的子夜——12月3日零点,时年59岁的顾准忍着子女“死不相别”伦常天理难容的冷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顾准临终前曾倍加纠结,反复挣扎,幻想着七八年未能见上一面的5个嫡亲子女抬抬脚步即刻能来到病榻前的一幕终究未能如愿。5个年轻人像是吃错药似地颠覆了父子(女)间生离死别的情感逻辑,听任赐予他们生命,尽到养育之责的父亲在无比尖利的刺痛中绝望而去……

顾准之悲,顾准之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为学界耆宿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人文学者易中天、朱学勤,传媒界人士吴晓波、柴静等人的广泛关注。除了与顾准有着亦师亦友关系的吴敬琏外,由那么多骚人墨客、社会贤达出于人文担当与人性良知,为一个非亲非故,且已离世二十年的“陌生人”而唏嘘悲叹,这在娱乐明星、文化快餐、时尚达人大行其道的当下文化生态中,实属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

父子(女)之间若非深仇大恨,绝不至于撂下“生不再见,死不相别”迹近神经错乱的狠话。

那么,顾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何至于家人与之恩断义绝,其身后所引发的社会生态、人文环境、伦常亲情等诸多思考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我说,顾准是一个比较简单又相当聪明的人。因为简单,想啥说啥,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肚子里藏不住真话。人们通常把这类人归于待人处事了无心机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天赋特别好的士林翘楚(顺便说一句,顾氏5个子女天赋条件也相当优良,在各自专业领域小有声望)。因为天赋异禀,顾准难免会有不把别人当根葱,不在乎领导脸色的自以为是。对此,在一些“老人”看来,顾准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而更多的当时人则认为:“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经济管理)才干的人”。善于见貌辨色的胡乔木先生早年在评价顾准时说的那段并无恶意的话也许更为一语中的:“……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

1952年,“很有能力”的顾准被剥夺了上海市财政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不同意上级领导规定“民主评议”群众运动式的征税方法。

顾准的观点是,应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顾准的意见没错,可是在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场合,在错误的决策面前,顾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真理显然是十分地不识时务。因此,我说顾准是一个简单的、透明的、全无自我防卫意识的人并不为过。有道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民主与法制建设还很薄弱的社会生态中还真是基本靠谱的经验之谈。以世俗的眼光看,年届37岁的顾准白白葬送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锦绣前程”,完全属于上海人说的那种“拎勿清”。

官场上背运的顾准并未为自己的莽撞与犯忌而懊恼。相反,在那以后无所事事的两三年时间中,一头扎进了奥妙无穷的数学王国。顾准以他仅有的初中文化基础,硬是啃下了几何,代数,微积分……

“……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先生在事隔二十多年后的祭悼文章中将顾准的相关背景作了高度的概括。

1955年,顾准去中央党校学习时才搁下了他两三年以来如醉如痴的高等数学的研习。为赶上并适应中央党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学习氛围,顾准将自己的志业转向了大量研读西方史和中国史。由于原本有着良好的英文功底,顾准毫无障碍地直接捧读起原著。正是凭借这个优势,加上超常的自学能力和触类旁通的悟性,使其在经济学的天地里格外地得心应手。

顾准在解释自己对数学的迷恋时说,“(数学)逻辑只是工具”,而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在此后的几年中,顾准除了大量地阅读中外学术经典外,还先后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等经济学著作。撰写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学术论著。至此,顾准从曾经的司局级干部已完全蜕变为学养深厚,又具独立人格的经济学专家和人文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学者李慎之生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这句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评语换成更直白的表述,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多理论家都在游离于科学态度(今曰:科学发展观)之外的“空转”,唯有顾准在开动独立的思想机器,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留下无可磨灭的印迹。可见,“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同样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顾准的太太及子女而言,一个政府官员的头衔和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种“大院”情愫的丢失。

大院情愫,简单说来就是对体制有强烈的依赖性。社会待遇与等级明显高于芸芸众生的胡同(上海人称弄堂)人家的顾准家眷很是在乎那种“大院”的感觉。年少时,我曾领略过被称之谓“大院”的干部家属小区,依外表情况看,不过就是被围墙圈起来,有门卫值班的大楼而已。

五十年代后期,顾准“被右派”后,与有着财政部商务司司长官衔的妻子汪璧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对汪璧及子女们内心的“大院情愫”确实是一个难以抵挡的羞辱与威胁。和顾准同样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出身的汪璧尽管在一定的场合以坚强的态度表示:顾准主要是“嘴不好”,“说了些别人不敢说或不会明说的话”。但在相信自己丈夫的清白和接受组织对顾准的惩罚之间,汪璧所表现出的惊悸、慌乱,甚至是愠怒与失控,直接影响并造成其子女与顾准“生不再见,死不相别”的错乱后果。

“文革”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汪璧以其极度过敏的政治洁癖,将顾准留存家中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

解放前夕,为了应付国民党的追查,在白区工作的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将红色宣传品及时销毁。而“文革”前夜,汪璧这个忠诚的女共产党员如法炮制,毁掉的却是顾准为之付出无数心血与智慧的理论成果。

一部至今无从知晓其具体内容的经济学论著底稿在污秽的水涡中挣扎翻滚……

兴许老天爷不忍对人的智慧结晶的肆意糟蹋,挣扎翻滚的“纸浆”迟迟不愿就此毁灭,其后果则造成同一栋大楼的下水道严重堵塞。在同样有着“大院情愫”的邻居们的追查下,汪璧顿时陷入“说也说不清楚”的尴尬中,这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她“销毁顾准罪证”的冤枉把柄。就汪璧的本意来说,毫无疑问是想让已不堪遭受再度打击的顾准“多事不如少一事”。谁料想,聪明反被聪明误。“堵塞门”事件不仅给自己制造麻烦,也为顾准的“莫须有”增添了新的罪愆。

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无论是以汪璧这样技术型官员的认知水平及对是非的判别能力,还是她与顾准心心相印,风雨同舟三十年的情感历程和深刻了解,绝不至于怀疑丈夫有任何“反党”的企图。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顾准、汪璧他们同样以青春热血无惧于生死考验相识相知于中共秘密战线,顾准又怎么可能会对用自己生命换来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设事业发生动摇?说到天边也不过是行使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事实上也证明了顾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及对长官意志所带来失误的研判性思考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对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灵活而又有效地调整生产和流通。顾准诸如此类的理论观点在改革开放年代已然成为起码的社会共识。但在1957年的“反右”浪潮中,顾准却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熬过并分担顾准“反右”不幸遭遇的汪璧尽管内心异常压抑、傍徨与纠结。不过,作为财政部的技术型官员的汪璧在政治待遇上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将顾准这个“闯祸坯”扫地出门。而1966年的前后实在是个糟糕透顶的年份,中国社科院领导在为顾准摘去“右派”帽子四年后又重新把他打入另册,用顾准日记中的话说:“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这就让汪璧在崩溃边缘徘徊的心灵变得异常紊乱与脆弱,可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年汪璧刚过知天命之年,对女性同胞来说这正是从中年迈入老年的“坎”,抑郁、烦躁、憋屈,甚或是颠三倒四、失魂落魄,加之上面提到的“堵塞门”的拖累,受不了太多负面情绪裹挟而又不敢出声的汪璧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的怨气、恶气一股脑儿扔在顾准身上。1966年春节假期,跟随四清队伍在外地农村劳动改造的顾准好不容易盼来回京探家机会,却迎面碰上一脸怒容,敌对情绪异常强烈的汪璧提出离婚的“最后通谍”。

饱受折磨的顾准,哪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家庭这个唯一可以依靠的平安港湾被汪璧一脚猛踹,不啻伤口撒盐般的煎熬?!顾准捧着那颗破碎的心,从此只得在漂泊中苦熬地生活下去……

笔者在此也无意讨论汪璧出于自私或者是别的什么对顾准太过强势的心灵打击,毕竟她的最后归宿也不忍闻睹。在遗弃顾准后的汪璧仍未逃脱财政部造反派的折磨,“堵塞门”事件像紧箍咒似套在她头上——“销毁反革命罪证”。想想1952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绝望了,1968年4月8日,她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含悲离开了人世,时年54岁。汪璧的绝命书只有十来个字:“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最有可能在几重折磨下选择放弃生命的顾准在完全不知晓汪璧已自尽消息时,曾回了一次已不再属于他的“港湾”,一来是想拿几件御寒的棉衣,更主要是想顺便看看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而没有亲情,惟有敌情的子女宁可把棉衣扔在窗外也不让父亲进屋喘口气。几乎就在这同时,子女们将一份“生不再见,死不相别”的“胁”议绑定了他们生身父亲……

顾准快被逼急了,顾准快被逼疯了。然而,在知晓孩子的母亲自寻短见后,他还是努力克制住自己伤痛的情绪,以不一般的见识,理解并宽宥子女们的颟顸与不清醒。

在包括亲人横眉冷对(家庭问题专家将此定为冷暴力)在内的多重摧残下,顾准最终积郁成疾。1974年10月,被诊断为罹患不治之症。

极其虚弱的顾准在与自己胞弟陈敏之(顾准从母姓)的交谈中,恳望自己的孩子看在自己行将不起的份上能尽一些人道救助。可他的五个子女依然像外星人似的,且不可理喻地说什么“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文革”之荒诞,对人类文明底线的严重挑衅是每一个过来之人感同身受的事实。但“生活上给出路”起码的人道主义,特别是1971年9月林彪一伙自我爆炸后,国人对“极左”狂热的有限反感与抵制,居然没能唤起顾准子女对自己父亲奄奄一息的丝毫恻隐。情感灵魂扭曲一至于此,实属匪夷所思。难怪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然命笔,将这桩自古少有、人间罕见的恩断义绝事件告白于天下。

行笔至此,我想提一下2010年第6期《同舟共进》(广东省政协主办)刊载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撰写《江青的亲情世界》一文。其中讲述了1959年江青的胞兄李干卿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想看望妹妹,孰知江青闻讯后,非但不出面,还让秘书赶快打发他回家。原因是老兄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历史复杂,江青生怕对自己造成政治麻烦。毛泽东知晓此事后,当即拍案而起:“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文革”第一苦主刘少奇的子女也在有关回忆文章说起: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王光美的孩子们听说彭真的子女相继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就给中央和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们写信,要求见妈妈。毛泽东主席在宋庆龄转来的信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顾准子女对自己父亲的憎恨就那么有理由吗?即便是当时执行极左路线的“军宣队”头儿对顾准子女畸形变态的行为逻辑都看不下去。为了有所转圜,为了求得5个年轻人的“开恩”,为了稍稍满足一息尚存的顾准见到子女的最后心愿,“军宣队”特地设了一个局——让顾准在预先拟好的“认错书”上签名。实事求是地说,执事者让垂死之人顾准签名无非是打消其子女“怕受爸爸影响”(顾准幺子顾重之语)的思想顾虑,积善积德让人家父子间见上一面。

可是……

1974年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看护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仗义的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打起了瞌睡,顾准突然醒了过来,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这是顾准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顾准一脚蹬开生死路,直到火化的那天,他的五个子女一个都不来见上父亲一眼。

顾准去世十年后,他的大女儿、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顾淑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顾准的长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在事后解释“生不相见,死不相别”的错乱约定时,据说是“全身颤抖,泣不成声,”还说了些请求世人原谅他们之类的话语。

生命最后的顾准所承受子女们“死不相别”非典型性一幕,让一切有着正常情感的公众难以容忍。这种状况要是出现在“大院”以外的里弄,估计当事人早就被扁。至于顾准子女们在惊醒后,仍以他们所习惯的“大院”口吻说得那些“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请求世人原谅”的话,是不是已经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他(她)们真诚的灵魂忏悔,不应该由别人来评说。

说与不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对顾准的种种不公不义,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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