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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任何流亡到美国的作家一样,写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除非你能写出一本《洛丽塔》那样的畅销书,才可能养活自己,成为一名完全的作家。1940年5月,纳博科夫到了美国之后,同样陷入过讨生活的困境,他甚至差点成为了一名快递员,做过家教,当过网球教练,四处演讲,给杂志撰稿,做自己的昆虫学研究,最终也不能免俗地成为一名教授文学的教授——在巴黎的文学圈,西林是个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到了美国他默默无闻,只能从头开始。也幸好有这样的一个过渡期,落难的小说家屈居于学院之内,成为一名批评家,让我们看到了身为批评家的纳博科夫自己的文学观是什么样的。无论是涉及欧洲的《文学讲稿》,还是关于《堂吉诃德》讲稿,以及关于他的母语文学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对于我们了解纳博科夫的创作理念和方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纳博科夫的毒舌是出了名的,就算你不读他的评论,从他后期的接受的一系列访谈中也能感受到他的刻薄。但是这种从媒体采访中建构出来的纳博科夫形象只是一个结论性的画面,我们缺乏有效的认识。我们能从很多话语中察觉到他讥诮的口吻,言不由衷的回答,漫不经心地调侃他的读者。所以访谈中的很多话,让人怀疑是否出于他的真实的态度,还是为了应付媒体故意做出的姿态。比如,当他从媒体中得知乔治·斯坦纳将他和贝克特、博尔赫斯并列称之为当代小说的三个天才代表作家时,他根本管不住他那张刻薄的嘴:“那个剧作家和散文家如今受到狂热的吹捧,在你提到的三人组合中,我感到自己就像两个基督之间的一个盗贼,虽然是个相当快乐的盗贼。”纳博科夫不止一次贬低和嘲笑过博尔赫斯,这并非特例,事实上,我们该问还有哪些伟大的作家是没有遭受过他的“羞辱”的。在其他地方中,他称他喜欢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但是接下来的赞语中多少有点夸大其词:“在他们神奇的迷宫中你可以呼吸得多么自由和欢快啊!我喜爱他们思想的清澈、纯净和诗意,镜中的幻景。”这种无比热情的口吻,反而让人怀疑有多少的真实性。

但是,访谈是即时性的,讲稿与访谈又不一样。访谈是随时可以变化的,留下的讲稿则是对教授学生的责任;访谈话语是给媒体的,而讲稿是讲给学生的;访谈只需要结论,不需要论证过程,而讲稿需要各种文本细节支撑,说起来才能令人信服;访谈可以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一逞口舌之辩,但是讲稿中说大话是需要让听众信服的,否则就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据说纳博科夫在课堂上有两次授课,让下面的学生夺门而出,一次是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是嘲讽弗洛伊德。

当然,这样的段子至少说明纳博科夫对俄国文学的态度。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我们得以领略到他的文学观,他在讲述列夫·托尔斯泰的那一章中,开篇就提及到,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这是他心目中俄国文学的排名情况,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是的,当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这个打分序列偶尔会有些变化,托尔斯泰一定会保持最伟大的作家地位不可动摇,普希金和契诃夫有时候会并列第二,接下来是屠格涅夫,然后是果戈里,最后负责垫底当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罗斯文学讲稿》中,托尔斯泰的篇幅最多,他对其解读分析的最为精细,其中很多解读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可以与昆德拉对托尔斯泰的解读相媲美。尤其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时间钟与读者的时间钟相一致的刻画手法,是一个新奇的认识角度:“真正吸引着普通读者的是托尔斯泰有赋予自己的小说以时间价值的天分,这些时间价值和我们的时间感恰如其分地吻合。这种成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并不属于天才本身所固有的某些值得颂扬的特性。这些时间安排上的巧妙平衡非托尔斯泰莫属;它给吻合的读者一种平凡的现实之感,读者很容易把它归结于托尔斯泰敏锐的洞察力。托尔斯泰的行文合着我们的脉搏的跳动,当我们坐下读他的作品时,似乎能感觉到他文中的人物正和经过我们窗下的人们以一样的节奏活动着。”

尽管纳博科夫一再贬低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精神变态的天才仍然是天才的其中之一,《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幅并不少。这种批判至少让我们领略到俄国文学中存在的截然不同的文学观。按照纳博科夫的文学观,他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我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就这一点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现出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在纳博科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始写作方法过于理性,他的人物只是和人相似的一种概念,并没有真正的具象化,细节化——细节是纳博科夫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重点。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说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是一位剧作家,“他的小说所表现的是一连串的场景、一连串的对话,是所有人物被集合在一起的场景——而且用到了所有戏剧的技巧,像高潮、出乎意料的来访者、喜剧式的放松等等。从小说的角度可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一堆碎片;如果看作是戏剧,他的作品又过于冗长、散漫,极度失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推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贬低,在俄国作家中并非特例。1945年,以赛亚·伯林去俄国拜访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时,同样听闻这两位诗人之间的争执,帕斯捷尔纳克对伯林说,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是对的,他的小说就是一锅糟糕透顶的大杂烩,掺杂了沙文主义和歇斯底里的宗教情绪。卷入其中的还有契诃夫,阿赫玛托娃曾经对帕斯捷尔纳克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他的世界全是灰暗的。而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而只有契诃夫却没有这样做,他才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阿赫玛托娃正是因为不喜欢托尔斯泰的说教,才称之为自负的魔鬼,自由的敌人。相反,她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

多年之后,另外一位俄国诗人,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对这一伟大的俄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在某种意义上,托尔斯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独一无二的。”

沉稳的普希金,踏实的托尔斯泰,自制的契诃夫,古怪的果戈里,这就是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的大体总结。要知道纳博科夫并非鼓吹纯艺术,他反对的是艺术成为某种观念的牺牲品,而丧失了艺术的独特性。他并非反对政治性写作的艺术,但前提是艺术不能被政治利用,不能成为政治隐喻的牺牲品。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甚至后来的布罗茨基,都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日瓦戈医生》的英文版后,纳博科夫说从艺术上看,这本小说陈腐、笨重、拙劣;索尔仁尼琴自然也被他认为是政治流亡的原因才获得诺贝尔奖,纳博科夫的名言是,艺术才是一个流亡作家的真正护照;而约瑟夫·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曾经收到过薇拉寄过去的一条牛仔裤,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联系。

在《俄罗斯文学讲稿》的开篇中,纳博科夫提及俄罗斯文学的整体概念,在他看来俄罗斯文学是一个近代现象,而且有其局限性,只限于十九世纪的几位大作家,打个比方,那个时期所有的作品可以“盛进一只容量为一个世纪的双耳细颈瓶”,至于二十世纪之后,他轻蔑地说,“那点零头,加个小奶罐就够了”。不要太在意纳博科夫的刻薄,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自比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同时代的写作者鲜有能与其匹敌者,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有着极为敏感的语言天赋的双语作家,肩负两种传统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文学讲稿》只是了解一位作家的批评观的窗口,而且这种批评观大都形成于青少年时期的阅读。

思郁

2015/6/8

俄罗斯文学讲稿,【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丁俊 王建开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4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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