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人与人之间的接纳谅解失去了基础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迟疑拖沓了好几天，但还是写吧，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写那段故事。我想你一定明白我，明白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我以前就总是抱怨，对民运社运生命的书写大多太过单面扁平，当强光投射在一个人或大义凛然或受难牺牲的一面，他身后就陷入一片黑暗，我们看到的只是像纸片一样薄的“人”，那些纠结、矛盾、扭曲、互戕，都看不见无法谈。运动者们的创伤、情感、欲望、关系犹如一片原始森林，无人敢开采，害怕里面窜出无法封印的恶灵。
种种原因，许多运动者是男性，在他们身后那片黑暗中，往往藏着一个女人。她可能会走到明光中与他并肩作战，也可能在各种骚扰伤害中默默支撑，她免不了要忍耐他的扭曲、暴躁、忽视，也不得不成为他和外界种种矛盾的夹心饼乾。她的故事，谁说不是专制的伤害呢，只是更加复杂、不忍心、难以抉择，谁说没有公共性呢，却是无法说。
我并不真的是那个“她”，我只是透过一个短暂存在的窗口，窥见了“她”的生活，所以我想要为那个“她”描下一点轮廓。（注：我的丈夫是一名公益人，去年底以“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现已取保候审。）
那么开始讲第二个故事吧。他在出来后被父母接回了家，我在北京处理了一些收尾的工作后，也奔赴那个北方小城，住在他父母家里。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的父母一直都不接受我，我和他之前也处于关系的低潮期。但经历了患难，也有算是好的结果，过去的龃龉或许都不重要了，什么不可以原谅呢。事实证明我过于天真了，30天改变了很多，却也改变不了那么多。
矛盾的剧烈爆发在某一天。那天之前我和他争执过出来的人是否应该尽快透露案情的信息，还有传播案件相关声援是否会给被释放的人带来风险，我的观点是“是”和“否”。现在看来，在一个真正失去过自由的人面前，我的论点和辩词都太过苛刻残忍了。
那一天早上，他跟一位公益同行在网上聊了几句。被他父母发现了，于是家里开始乌云压城，他多次被叫到父母房里谈话，免不了争执、流泪，大概就是不能接受他跟“那些人、那些事”又搞在一起吧。临近中午，他回到房间，倒在床上，说不到厅里吃饭了，他的父亲也拒绝上饭桌。于是那张四人餐桌只坐着我和他的母亲两个，于是发生了那场引爆一切的对话。
他的妈妈问：“你现在的工资是哪级？”
我：“啊？我没太听懂。”
“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待遇分级的。”
“我机构没有呢，我想我也不会去机关企事业单位。”
“为什么呢？”
“呃，我不想去有党组织的机构。”
“为什么不想去呢？”
“呃……我不太认同一党专政。”
对话结束，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从小父母开明、不懂说谎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砸碎了这个家庭脆弱的、仅存的安全感。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没多久他的妈妈就敲门进来，要求我给出我妈妈的电话，说要跟她“谈谈”我的思想问题。我和他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拒绝了，并不想把我的家人卷进这场风波。我是一个成年人，不需要找我妈妈投诉问罪，这种父权意味的行为也让我无法接受。
表面的和谐被撕破，火山爆发的威力却是始料未及。接下来就是，轮番的越演越烈的指责、威胁、驱逐，“我们把你养得这么大，你却被这个妖精骗走了！”声泪俱下的控诉，从没想过会在现实里听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想不到，站在角落里看着他挡在我的面前。
整个家族的亲戚都被叫来了……大概6、7个人，跟他谈判的6、7个小时，诉求很简单，我必须离开。我自己躲在房间里，不敢走出去，门外不时响起嚎啕哭声，他来回穿梭，希望在我和父母间达成妥协。我看着窗前明媚的阳光坠入黑暗，谈判结束，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他顶住了种种压力，我不必走。
现在想来，怎么会有人忍心让他在那一刻面对和承担这些。他一定在想，还不如回号里去呢。
几天后，我自己提出了离开。无法忍受那个家里冰窟一样的气氛，无法维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在那种环境下，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也急剧激化，想起，怎样地彼此伤害过、伤害着。尖锐的现实，榨乾了回环的馀地和心力。他送我到车站，并没有事先让父母知道。
再见面，就不是作为他妻子的身份了。
外在剧烈的压迫，是相对容易度过的。因为是非是简单的，因为我们只能紧紧相依。然而生活，日复一日，与我们爱的在乎的人斗争，慢性的政治压力和撕裂，却是窒息一般。他的父母将恐惧投射在了我的身上，他们无法割舍自己的儿子，却当然可以驱逐一个“妖精”，将她视作恶源和祸水。他说父母亦是可怜人，那我又何苦再折磨他和他们。他没有必要做拉锯中那条随时绷断的绳，我学不会让他父母满意的言行，也不愿留在这场持久战争中作困兽之斗。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人与人之间的接纳谅解失去了基础。监禁、压迫、恐惧，本不是人们该为宽容付出的代价，于是我们无法指责彼此，只能转身离开。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