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 Sile1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人与人之间的接纳谅解失去了基础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迟疑拖沓了好几天,但还是写吧,反正是最后一次了,写那段故事。我想你一定明白我,明白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我以前就总是抱怨,对民运社运生命的书写大多太过单面扁平,当强光投射在一个人或大义凛然或受难牺牲的一面,他身后就陷入一片黑暗,我们看到的只是像纸片一样薄的“人”,那些纠结、矛盾、扭曲、互戕,都看不见无法谈。运动者们的创伤、情感、欲望、关系犹如一片原始森林,无人敢开采,害怕里面窜出无法封印的恶灵。

种种原因,许多运动者是男性,在他们身后那片黑暗中,往往藏着一个女人。她可能会走到明光中与他并肩作战,也可能在各种骚扰伤害中默默支撑,她免不了要忍耐他的扭曲、暴躁、忽视,也不得不成为他和外界种种矛盾的夹心饼乾。她的故事,谁说不是专制的伤害呢,只是更加复杂、不忍心、难以抉择,谁说没有公共性呢,却是无法说。

我并不真的是那个“她”,我只是透过一个短暂存在的窗口,窥见了“她”的生活,所以我想要为那个“她”描下一点轮廓。(注:我的丈夫是一名公益人,去年底以“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现已取保候审。)

那么开始讲第二个故事吧。他在出来后被父母接回了家,我在北京处理了一些收尾的工作后,也奔赴那个北方小城,住在他父母家里。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他的父母一直都不接受我,我和他之前也处于关系的低潮期。但经历了患难,也有算是好的结果,过去的龃龉或许都不重要了,什么不可以原谅呢。事实证明我过于天真了,30天改变了很多,却也改变不了那么多。

矛盾的剧烈爆发在某一天。那天之前我和他争执过出来的人是否应该尽快透露案情的信息,还有传播案件相关声援是否会给被释放的人带来风险,我的观点是“是”和“否”。现在看来,在一个真正失去过自由的人面前,我的论点和辩词都太过苛刻残忍了。

那一天早上,他跟一位公益同行在网上聊了几句。被他父母发现了,于是家里开始乌云压城,他多次被叫到父母房里谈话,免不了争执、流泪,大概就是不能接受他跟“那些人、那些事”又搞在一起吧。临近中午,他回到房间,倒在床上,说不到厅里吃饭了,他的父亲也拒绝上饭桌。于是那张四人餐桌只坐着我和他的母亲两个,于是发生了那场引爆一切的对话。

他的妈妈问:“你现在的工资是哪级?”

我:“啊?我没太听懂。”

“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待遇分级的。”

“我机构没有呢,我想我也不会去机关企事业单位。”

“为什么呢?”

“呃,我不想去有党组织的机构。”

“为什么不想去呢?”

“呃……我不太认同一党专政。”

对话结束,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从小父母开明、不懂说谎的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砸碎了这个家庭脆弱的、仅存的安全感。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没多久他的妈妈就敲门进来,要求我给出我妈妈的电话,说要跟她“谈谈”我的思想问题。我和他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于是拒绝了,并不想把我的家人卷进这场风波。我是一个成年人,不需要找我妈妈投诉问罪,这种父权意味的行为也让我无法接受。

表面的和谐被撕破,火山爆发的威力却是始料未及。接下来就是,轮番的越演越烈的指责、威胁、驱逐,“我们把你养得这么大,你却被这个妖精骗走了!”声泪俱下的控诉,从没想过会在现实里听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想不到,站在角落里看着他挡在我的面前。

整个家族的亲戚都被叫来了……大概6、7个人,跟他谈判的6、7个小时,诉求很简单,我必须离开。我自己躲在房间里,不敢走出去,门外不时响起嚎啕哭声,他来回穿梭,希望在我和父母间达成妥协。我看着窗前明媚的阳光坠入黑暗,谈判结束,是夜里十点多钟了。他顶住了种种压力,我不必走。

现在想来,怎么会有人忍心让他在那一刻面对和承担这些。他一定在想,还不如回号里去呢。

几天后,我自己提出了离开。无法忍受那个家里冰窟一样的气氛,无法维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在那种环境下,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也急剧激化,想起,怎样地彼此伤害过、伤害着。尖锐的现实,榨乾了回环的馀地和心力。他送我到车站,并没有事先让父母知道。

再见面,就不是作为他妻子的身份了。

外在剧烈的压迫,是相对容易度过的。因为是非是简单的,因为我们只能紧紧相依。然而生活,日复一日,与我们爱的在乎的人斗争,慢性的政治压力和撕裂,却是窒息一般。他的父母将恐惧投射在了我的身上,他们无法割舍自己的儿子,却当然可以驱逐一个“妖精”,将她视作恶源和祸水。他说父母亦是可怜人,那我又何苦再折磨他和他们。他没有必要做拉锯中那条随时绷断的绳,我学不会让他父母满意的言行,也不愿留在这场持久战争中作困兽之斗。严酷的政治环境,让人与人之间的接纳谅解失去了基础。监禁、压迫、恐惧,本不是人们该为宽容付出的代价,于是我们无法指责彼此,只能转身离开。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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