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我在北京,许志永被囚。

这早在意料之中。此前,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跟志永谈了三次,都是要他书面认错,承诺爱党。志永每次都断然拒绝,并且每次都立即通报我们,我们也都坚决支持他,坚决不妥协。那时我们非常清楚,当局肯定恼羞成怒,抓人是分分钟的事了。

我随即结束在台湾的学术访问回大陆,在家中只呆了几天,便匆匆赶到北京,等他们朝志永下手。但公开场合,我跟志永没有任何交往,并且推掉了身边几拨老友要我去志永家中探视的邀约。

抓捕志永的当天,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志永的几十个兄弟,都被软禁。还好,我和王功权还可以自由走动。

于是,志永被抓的第二天起,我跟功权天天碰头,当然都是讨论如何声援。第一封联署声明在志永被抓四天后,即7月21号早上发出。考虑到北京人人自危,敢第一时间站出来的人未必很多,动员难度太大;而且多头联络容易走漏风声遭“老大哥”反制,第一封联署声明仅以我跟功权两人名义发布。但这仍如深水炸弹,激起强烈反响。随后,声援浪潮铺天盖地。

但很快,我付出了代价,于8月2号遭北京国保绑架,强行遣返广州软禁48小时。功权更是重蹈志永的厄运,于9月13号遭当局悍然抓捕,拘押了近四个半月。

转眼,一年过去了。志永仍在狱中,被判四年。功权虽然取保,但并未完全恢复自由。我则不得不姑且漂泊天涯。三兄弟天各一方,音讯阻隔。

新公民运动的发端,可以说是2010年志永发起的公民承诺。当时他就找到我,邀我加入,我以坚守南周平台为由婉拒了。2012年5月志永正式发起新公民运动,也到广州找过我;我到北京出差,他还请我到他家住了一晚,也是为了游说我加入,但我不为所动,统统婉拒。每次婉拒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多失望,但我必须硬着心肠,不被他诱惑。

我怎么不知道新公民运动干的就是我一直期待的组织化维权呢?但我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是言说者而不是行动家,我清楚行动不是我擅长的。我更清楚的是,最危险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需要一个体制内外都有资源的人第一时间出来救场、出来接力,这个人只会是我。我绝不能让志永把我装到同一个篮子里,必须坚决跟他切割。

事实证明这是对的。我仍然不擅长组织、行动,我仍然只有言说。但新公民运动跟体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道德战,在这场道德战中,言说就足以组织起强势的抵抗,让体制付出从长远来说它根本付不起的道德代价。

一年后的今天,抓捕仍在持续。不仅新公民运动的兄弟们,包括郭飞雄、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常伯阳、方言、贾灵敏、浦志强等兄弟,迄今都身陷囹圄。他们跟新公民兄弟一样完全无罪。专政体制武装到牙齿,对不同意见者的定点打击可以无往不胜,这点跟过去比,没有任何改变,而无论它的话语体系怎么变。

但有一点,却是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社会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开始急速增长,让当局的镇压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镇压新公民运动之前,当局决不会料到他们会遭遇国内外舆论那么强悍而持久的狙击;其法治高调、现代治理的高调,统统成了笑话。他们更不会料到,其后的一系列镇压中,社会的抵抗甚至从舆论发展到地面,如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围观,如郑州十君子事件中的公民围观。低成本乃至零成本镇压的时代,显然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当下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任何国家的宪政转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不可能避免镇压。不说韩国威权政府的残酷,智利威权政府的残酷,即便同文同种的台湾,国民党当局难道不也要借美丽岛事件把反对派斩草除根么?只因为美国高压尤其停止军售的高压,才让国民党当局不敢公然杀人。但纵如此,仍有林义雄灭门案及诸多至今不明真相的神秘命案。但台湾社会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每次镇压都激起更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当局仍有能力镇压一切,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镇压成本,最终不得不承认,人心变了,时代变了,镇压不是办法了。理性计算之下,不得不从镇压转向容忍,并最终从威权走向宪政。

期待对手良心发现停止镇压固然是幻想;遇到镇压就张皇失措就立即宣告失败扩散绝望和恐惧,则更荒诞可笑。既然镇压不可免,作为转型推动者就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坦然面对严酷后果。因镇压而沮丧而退缩而放弃,那是怯懦,怯懦者只能最多做清谈者,而不可能是转型的实际推动者。

从夹缝中成长,在围剿中前进,用抵抗回应镇压,这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宿命,中国转型的宿命。唯有不屈不挠而且有理有节的抵抗,街垒战一般反复争夺的抵抗,才能让镇压成本最大化,动摇镇压意志。就此来说,中国的转型无非是意志的对决,毅力的较量。这节点刚刚在中国展开!唯有仁智勇兼备如许志永郭飞雄唐荆陵者,始能笑傲风云。

2014年7月16日写于澎湖

来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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