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教育如何阻止希特勒出现。这个问题讨论之所以还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如今讨论一件历史事件时，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他的罪责或贡献归到一个人身上，或者是将罪责归到一个被推翻的政权，这样大家似乎都轻松地解脱了。
而1983年，德国电视媒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40周年的时候，在《为什么你们选择了希特勒》之类的一系列节目中表达了对这场悲剧的另一种态度：那个事件是大家在场，人人有份的。因为50年前正是德国的选民用选票将希特勒推上最高权位。
简要回顾一点历史，德国的普及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18世纪普鲁士式的教育对德国后来经济上的迅速兴起也发生了不小影响，继而欧洲、美国、日本追赶普鲁士的教育。而正是这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德国人，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困难、社会不安定后，又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割地赔款，德国人需要英雄，需要救星(Der Retter),从而在1933年给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机会。
纳粹党全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现译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党纲里有国家分享大工业利润、严惩卖国贼等条款，值得注意的是要“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里，为后来的出兵奥地利，占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打出了旗号。最后一条就是建立强大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中央集权的德国，希特勒成为那位“不受约束的领袖”。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走进深渊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教育带有极强的宣传特性相关，纳粹党更是热衷于搞大规模群众运动，他们的竞选招贴画上画着一群面容憔悴、神情失望的人，上面印的文字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希特勒”。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启蒙与宣传部”，保罗·戈培尔被任命为部长，以煽动对元首的崇拜为能事。当时德国最时髦的词就是“整齐划一”，按照元首的意志解散或取缔了其他党派，戈培尔的任务是用希特勒的思想统一全党乃至全体德国人的思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为德国每个人都必须有一本才感到安全的书。
回首希特勒前后德国教育，其危险性在于一个高度集中和受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赋予当局以控制人们心灵的权力。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培养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当然最终要服从最高当权者。
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教育体系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中国是从日本、欧洲、美国乃至后来的苏联等多个渠道先后接受到普鲁士教育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教育中注重识记的特点结合起来，与中国历代的忠君思想也十分密合。而在欧美等国家经过新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先后抛弃这一体系的时候，中国当下教育教学仍带有普鲁士的清晰印记。这种教学本身贯穿了较多的国家观念、政府意志，并通过评价、管理的杠杆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其中不少与学生当下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导致不少学生在进入青春期后，在初中二年级或三年级选择逃离学校。
有鉴于此，中国教育界有必要对普鲁士式的教育进行一次消毒，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教育学生从情感控制下变得有理性，从盲目服从转向让学生进行更为深入自主的探究、独立思考，这样才能防止国家和民族误入歧途。
来源:《教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