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卡甘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都相信死亡很糟糕。但是为什么糟糕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只是假设身体的死亡是我作为人的存在的终结。(如果你不相信,请阅读拙著的前九章。)但是,如果死亡是我的终结,对我来说怎么糟糕呢?毕竟,我死了之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我已经不存在,对我来说,死亡怎么是糟糕的呢?

有时候,人们的回应是死亡之所以糟糕并不是对死者而言而是对生者来说的。但是我认为,这并非死亡糟糕观的核心。请看下面两个故事。

故事一:你的朋友将乘坐宇宙飞船离开地球100年,去太空探索一个遥远的恒星系。等到宇宙飞船返回时,你早已经去世了。更糟糕的是,在飞船起飞20分钟后,地球和飞船的所有无线电联系完全中断,直到它返回时才能恢复。也就是说你会失掉与最好的朋友的所有联系。

故事二:飞船起飞了,飞行25分钟后突然爆炸,飞船上所有人员全部罹难。

故事二更糟糕。为什么呢?不可能是因为分离,因为故事一里同样有分离。之所以更糟糕是因为朋友死了。应该承认,这对你来说也很糟糕,因为你关心朋友。但是,令你伤心的是朋友之死对他很糟糕。但是,死亡对死者怎么能是糟糕的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白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非询问死亡过程是否糟糕或如何糟糕。因为我认为死亡过程可能非常痛苦,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而且也不难理解。但是,死亡未必一定这么痛苦,毕竟我也可能在睡梦中平静地死去。当然,死亡的前景可能令人不愉快。但只有在我们认为死亡本身糟糕时,这种说法才有道理。但是,仅仅不存在怎么就糟糕呢?

不存在对我来说之所以糟糕或许并不是其本质特征如疼痛,也不是工具性特征如导致贫困的失业,贫困令人吃尽苦头、痛苦不堪,而是对比的结果,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死亡对我来说之所以糟糕是相对的,因为如果我死了,我的生命就没有了,更具体地说,生活中的好东西都享受不到了。死亡糟糕观的这种解释就是账户之剥夺(the deprivation account)。

虽然账户之剥夺总体上看很有道理,但这种解释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如果某事是真实的,其真实性似乎有个时间段。但是,如果死亡对我来说很糟糕,它在什么时间对我糟糕呢?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死。我死了以后呢?但是到了那时,我已经不存在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所说“所以,最可怕的灾难—死亡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因为只要我们活着,死亡就远离我们;如果死亡来临,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它与生者无关也与死者无关,因为生者还没有死,死者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找不到死亡对我来说糟糕的时间段,那么,死亡或许并不糟糕。我们应该挑战这个所有事实都可测定日期的假设。是否有某些无法测定日期的事实呢?

假如周一那天我开枪射击了约翰。我用枪膛里射出的子弹打伤了他,但是他流血很慢,直到周三才死去。与此同时,周二我突发心脏病而死。是我杀了约翰,但是在什么时候?似乎哪个答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可能有些无法测定日期的事实,死亡糟糕观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或者,如果所有事实都能测量日期,我们需要指出死亡在什么时候对我来说糟糕。我们或许应该坚持在我死后,死亡对我来说糟糕。但是,这当然又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谜团。我已经不存在了,死亡对我怎么还糟糕呢?只有在你存在时,某些事对你来说才是糟糕的,难道不是吗?这就是存在要求(existence requirement)的观点。

我们应该驳斥这个存在要求吗?应该承认,在典型的情况如涉及疼痛、失明、失业等确实是在你存在时对你糟糕之事。但是,有时候某些事对你来说是糟糕的,但它并不需要你存在。相对的剥夺感就是一个例子。

不幸的是,拒绝存在要求可能产生让人难以忍受的隐含意义。因为如果不存在对某人来说是糟糕的,即使他并不存在,那么,不存在可能对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来说也可能是糟糕的。它可能对仅有可能性的人来说是糟糕的,即本来可能存在却并没有真正出生的人。

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不过,我们还是尝试一下。让我们假设他叫拉里(Larry)。现在,我们中有多少人为拉里感到遗憾呢?可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存在要求,就不再有不同情拉里的基础了。我真倒霉,马上要死了。但是拉里更可怜,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出生呢!

而且,有很多可能人。多少人?粗略地看,考虑到当今世界有70亿人,大约有三千万亿亿亿可能的后代,几乎所有的可能人都不存在。如果你往后推三代,你会看到更多的可能人,他们甚至比宇宙中的分子还多,也都还没有出生。

如果我们不愿意说那是无法言说的道德悲剧,我们可以通过返回到存在要求而避免这个结论。但是,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又回到伊壁鸠鲁的论证中。我们真的遭遇哲学困境了,不是吗?如果我接受存在要求,死亡对我来说不糟糕,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或者,我放弃存在要求,坚持认为死亡对我来说是糟糕的。但是,那样我就必须承认死亡对拉里和数不清的千万亿亿亿还没出生者来说是个悲剧。但这似乎是不可接受的。

或许,我们误解了存在要求。它要求的不如我们意识到的那么多。让我们区分两种存在要求:一种强悍,一种温和。温和版:只有当你在某个时间存在时,某物对你来说才是糟糕的。强悍版:只有当你在与那个东西同时存在时,某物对你来说才是糟糕的。

如果接受温和版的要求,你无须存在于糟糕东西的同一时期。所以死亡可能对我来说是糟糕的。但是温和版并没有说不存在对拉里来说是糟糕的,因为拉里从来没有存在过。相反,我们可能为上周死掉的10岁孩子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能指出她确实存在过,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因此,温和版存在要求让我们避免两个极端。但是,它也有违反本能的隐含意义。

假如有个人长寿。他已经90高龄。现在想象他只活了50岁。这对他来说当然更糟糕。但是,如果接受温和版存在要求,我们确实可以说,不管你活了50岁还是90岁,毕竟存在过一段时间。失掉本来可能拥有的40年寿命对你来说是糟糕的。但是,假如此人不是活了50岁而是只活了10岁呢?那就更糟糕了。如果活了一年后就死掉呢?那更更糟糕了。如果只活了一个小时呢?那就更更更糟糕了。最后,如果他根本没有出生呢?那就没有关系了。

等一下。怎么就没关系呢?但那是接受温和版存在要求的隐含意义。如果我缩短寿命,某人可能缩短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不出生(或更准确地说,从来不存在),那么,他就无法满足在某个时间段存在过的要求。虽然在缩短寿命时,情况越来越糟糕,但当我们最终减掉最后几分之一秒后,情况不再糟糕了。现在我们没有做任何值得反对之事。这似乎是说如果你接受温和版存在要求,就不得不这样说。

当然,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存在要求,可以说根本没有出生者是最可怜的人。但是那样的话,就又回到了同情拉里和千百万亿没有出生者的困境。

接着还有一个难题,这是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提出的,他认为对自己的死亡前景感到苦恼是错误的。是的,正如账户之剥夺所说,人死后就无法享受生活的快乐了。卢克莱修说,请等一下,我死后的时间不是我不存在的唯一时间段。我出生前的那段时间又如何呢?如果不存在如此糟糕,我难道不应该为生前整个不存在的时间感到苦恼吗?但这太愚蠢了,不是吗?没有人为此苦恼。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为死后不存在的无限时间感到苦恼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现在还不清楚怎么回答卢克莱修的问题。据说一个选择是同意我们确实需要平等对待不存在的两个无限,但是坚持生前的不存在比我们想象的情况更糟糕。或者可以坚持认为存在一种不平衡,用来解释我们更关系其中一个阶段而不是另一阶段。但是这个区别是什么?或许是:如果我死了,我就失掉了生命。而在生前的无限时间里,虽然我没有生命,我并没丧失任何东西。你无法丧失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因此,死亡之所以糟糕就是因为丧失。

但是在生前这段时间,虽然我没有生命,但即将有生命。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名称用来指这个状态。它和丧失有点类似但不一样。让我们称之为“希莫斯”(schmoss)。我们为什么更关心生命的丧失而不是生命的希莫斯呢?忽略这个平衡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丧失”这个词,却没有“希莫斯”。但是,这并没有解释什么,只是指出了需要解释的东西。

当代哲学家托马斯·纳杰尔(Thomas Nagel)认为虽然想象延长寿命是可能的,但更早出生是没有实际的可能性。我的死亡日期是偶然事实,但我的出生日期是既定事实。

但是,这个答案回答了卢克莱修的问题吗?我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更早出生的可能性。假如我们来到存有精子和卵子的生殖中心。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冷冻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比如在2025年解冻一对精子和卵子,培养受精卵,最后生了个孩子。在我看来,这个人就可以正确地说他本来应该早些出生的。

如果这是正确的,纳杰尔说的无法想象更早出生就是错误的。但是,假如我们想象有人喜欢这样,我们问“他们难道不会对自己没有早些出生感到懊丧吗?”大部分人可能会说“不,当然不会。”所以,纳杰尔的难题解决办法似乎并不充分。

另一个当代哲学家弗莱德·菲尔德曼(Fred Feldman)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答案。如果我说“要是能晚点死就好了。”我在想象什么呢?不是“只”活80岁,我想活到85岁或90岁甚至更长。但是当我说“要是能早点生就好了”时,我在想什么呢?按照菲尔德曼的说法,你实际上并没有想象延长寿命,你只是把整个生命过程前移了,让生命早点开始而已。当然,拥有一个早点开始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更好之处。所以,菲尔德曼说,难怪你关心死后的不存在,并不怎么关心生前的不存在。当你想象早点出生时,你并没有想象生活中的更多好处,你只是想象生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

但是,虽然这有些帮助,我认为它仍然没有充分解决问题。因为事实上我们能想象这样的情况,此人认为如果早点出生,本来可能寿命更长些。假如宇航员发现元旦那天,一颗小行星将落在地球上毁灭所有生命。30岁的人可能认为如果她早出生10年就能多10年的寿命。

当我想象小行星的例子时,我感到纳闷的是平衡是不是适当的追求。或许在这样的例子中,生前的不存在的相关性与死后的不存在的相关性一样糟糕。

对卢克莱修提出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答案,这是另一位当代哲学家德莱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提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虽然生前的不存在并不牵涉丧失,但是它确实涉及希莫斯。所以,如果我们能解释为什么更关心丧失而不是希莫斯还是有帮助的。帕菲特的观点是,这种偏爱其实是人类即更关心未来而不是过去的普遍而深刻的模式的组成部分。这或许是我们应该对卢克莱修说的话。

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对时间的不平衡态度或许解释了对生前存在的冷漠,我们仍然想知道它是否具有合理性。人类拥有这个根深蒂固的不平衡态度的事实不一定意味着这种态度就是理性的。

所以,死亡对你糟糕吗?我当然认为糟糕,账户之剥夺确实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我必须承认:难题依然存在。

作者简介:

雪莱·卡甘(Shelly Kagan),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本文摘自他的新书《死亡》,耶鲁大学出版社上个月出版。

译自:“Is Death Bad for You?” By Shelly Kagan

http://chronicle.com/article/Is-Death-Bad-for-You-/131818/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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