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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变策的四个标志
1，变策的第一个标志是18大提出的“核心价值观”
2，变策的第二个标志是结束老人政治
3，变策的第三个标志是大打“老虎”
4，变策的第四个标志是对外“亮剑”
前言
我在《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下）》里指出：
“中共执政后已经有过一次政策大变局，目前则正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政策体系，是以经济全盘国有化、计划化为基础，以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特征、以全面恢复人身依附关系为手段的全面统制政策。”
“这一政策使……整个国家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官员伴君如伴虎的水深火热状况。为此，处于绝境的中国不能不摈弃毛泽东那一套，重新寻找活路。”
“面对中国会被‘开除球籍’（学者当时做出的警世之言）的惨痛现实，以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做出了第一次政策更新，提出了‘改革开放’主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无非是走俾斯麦之路，搞国家垄断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
“这一政策使中国以透支未来、毁灭生态、牺牲民众利益和基本社会正义为代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格局，也造成了举世罕见的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造成了通常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崩溃，尤其是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
“这种情况表明，邓氏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则积重难返无法收拾。因此，我断言，中共当局不得不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而这种大变局的结果，则不可能不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一个个放弃它原来固守的专制堡垒”。
那么，以上预言被证实了还是否证了？
由于两年来在新的统治下，民主人权活动空间不仅没有加大，反而遭受到大面积的残酷打压，这样，至少民间社会更加愤激了，很多人对当局更加绝望了。
但是，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情况就轻率的认为新当局会一条道走到黑，似乎难免短视之嫌，因为历史的变数太多太大，事情远远不会那么简单。
当然，那种强调集中权力其实更利于推进全面改革的说法，如果出发点是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而不是致力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则更难免有替统治者张目之嫌。
在我看来，现实情况是，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已经破题。
但是，其政策取向则有二重性：和一切极权政权一样，统治者的变策永远是为强化统治服务的，不过，当这种政权走向末路时，就像垂死的病人服食兴奋剂一样，“中兴”之策常常也就是催命之符。
中共第二次政策大变局会实现启动者的意志，还是会适得其反，我们暂勿妄加猜测，不过，这种政策变局启动后，形势绝不会返回原点，只能在多种因素的摆布下，像滚动的山石一样，以令所有利益攸关方揪心的加速度下坠——谁都无法知道它会砸中谁，并且最后安稳地停在哪里，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为什么说新当局的政策大变局或者简单地说变策已经破题？这种变策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下一步影响其变策的因素有哪些？变策的前景如何？且看在下一一分说。
一，变策的四个标志
1，变策的第一个标志是18大提出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现代执政集团，其施政纲领对制定政策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就中共五代领导人来说，施政纲领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在其他文章里已经指出，所谓习近平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几乎正好相反，后者是一套把历史的倒车开回西周奴隶制的虚伪说教，而前者的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大体符合商业文明时代的普世价值——可以说，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施政纲领其实距离普世价值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却排出了“人权”“宪政”这两个普世价值的精髓，因此，还是掏空了普世价值的灵魂。
这种情况意味着：从施政纲领看，习近平时代虽然还要尽可能的维持其“前后两个三十年一脉相承的传统”（这种说法其实也不错，那就是一党独裁），却已经做好了在迫不得已时完全向当代世界文明主流投降或者说回归的铺垫。
2，变策的第二个标志是结束老人政治
习近平作为太子党接班以来，他除了一如既往的身兼三个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还在不断地把各种头衔揽在身上，已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还有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等等，据统计总数已经有十几个。
对于习近平大力加强个人权力的做法，担忧其要走回头路的有之，抨击其要做毛泽东第二的有之，这当然都不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不过，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非常清楚，无论他个人怎么打算，在腐败已经瓦解了铁板一块的统治集团的王朝末世，想重建打天下时的那种高度集权的军事化体制只能是痴人说梦。
相反，其实，无论从习近平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进步着想，他的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理由是，从习近平个人角度看，他无疑是除了毛泽东、邓小平之外，中共最有魄力的掌门人。
但他接手的领导班子，却不是自己组建的，而是上两代元老强加给他的，他的施政目标之一，又恰恰是要把上两代元老的权威彻底打垮。
因此，魄力十足的习近平不能不撇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另行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否则他就一事无成，只能成为前朝元老的傀儡，甚至可能被抛弃被谋杀。
这就使他撇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大搞“军机处”另行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成为必不可免的事情。
说到从社会进步着想习近平独揽大权有积极意义，并不是像一些人那样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会做蒋经国上，因为加强集权在民主时代一般而言永远不是值得称道的事情，而统治者集权于一身后会自觉启动民主化进程更是驯服臣民的一厢情愿。
问题在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不说了，自那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最恶劣的政治传统，那就是当权的不负责、负责的不当权的垂帘听政传统。
其结果是，独裁的邓小平废黜了两个有民本思想的总书记，江泽民下台后也一直在幕后摆布着低能的胡锦涛。这样，绵延三十多年的老人政治、太上皇政治造就了一个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官僚特权集团，相应的使统治政策日益荒唐，日益僵化，统治者授权作恶成习，很多官僚无恶不作。
习近平掌权两年来，从削藩剪枝开始，一步步收紧绳索，不仅将上两朝的权势者（宫廷政治的微妙使胡锦涛倒是给他帮了点忙）统统赶出庙堂，而且显然不惜把他们大都送进牢房。
无论这一结果是否会为习近平打开从善之门——开启民主化进程，至少，它结束了中国的老人政治和垂帘听政！
从今以后，老朽权贵左右朝政的历史一去不返，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谁负责谁就掌权成为常态，由此，统治者能根据现实需要调整政策，也不能再以有人掣肘为口实推卸责任，这就使社会变革不可避免的走向快车道，
简言之，老人政治、太上皇政治，从今以后中国的政局变化就会越来越快，变数也会越来越多，统治者仅凭国家权力来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社会合力对政治走向的决定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相应的，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就会越来越自然。
3，变策的第三个标志是大打“老虎”
习近平主政以来，最出彩的政策就是“即打苍蝇也打老虎”。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这只是过去三十余年同类做派的余风，因为以上三代都抓过一两个典型装装门面，邓小平打了王守信，江泽民打了陈希同，胡锦涛也打了陈良宇，但是，这一切对反腐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是小小的点缀，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每次都百倍的“于今为烈”。
但是，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的推进，省部级高官开始大批落马，并且迅速向更高层蔓延。如果说，其中涉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人马的部分还带有强烈的派系斗争色彩，那么，从谷俊山开始打到徐才厚，随即向郭伯雄蔓延，将前一批中国军委实际负责人几乎一锅端了，则真正是一个爆炸性事件。这从两方面说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的事情，一则一个国家的军事首脑居然都是巨贪，二则新领导人居然敢于和能够把前军头都抓起来！此外，最新消息说，反贪已经打到前政治局常委核心层，其老四都已经抓到外地异地看押了。因此，今天我们可以承认：习近平真正是在“打老虎”。
须知，过去六十多年的中国，不止造就了苍蝇和老虎，还造就了蚊子臭虫跳蚤蟑螂，以及恶狼豺狗花豹等等，习近平敲山震虎以后，被吓死的到往往是这一类，仅在近日，一连四天就死了四个：广东清远市公安局2014年7月11日通报：7月10日15时02分，清远市110接到报警，称清远市财政局副局长罗良品在其办公室自缢死亡。公开数据显示，此前，7日，广东省河源县法院院长钟俊斌卧轨自杀；8日，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身亡；9日，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跳楼身亡。
更早一点，2013年，中国官场54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有23人是自杀身亡。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科级，从党委政府到金融、教育、税务、公安，从跳楼、开枪、卧轨、撞墙到割腕、上吊……。
官员自杀已构成一种习近平时代中国官场生态的症候——至少大部分案例与他的狠手反腐政策不无关系。
当然，已经有确凿的消息说明，习近平“即打苍蝇也打老虎”的政策是有极限的，——“打老虎”的极限是不打龙头。
法广“明镜书刊”节目介绍刚刚出版的《新史记》20期封面，醒目的大字是“习近平反贪密詔”。他们为此采访的高伐林说：“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大上任之后发动的反腐攻势，让各级官员心惊肉跳。上至富可敌国的政治局常委，包括那些已经退休、以为平安着陆了的老常委，下到花样翻新地搜刮民脂民膏的乡镇芝麻官，谁都无法保证能否蒙混过关。不过，当下的中南海已有三大家族，拿到了习近平的‘免查令’，暂时可以高枕无忧——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和胡锦涛家族——中共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群体的主要当家人。”
然而，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难道不正是因为孽龙的带头才完全丛林化吗？这样，免查孽龙，也就难免继续上梁不正下梁歪。何况，人所共知今日中国的腐败并不仅仅是官僚腐败，而且已经污染得全社会腐败、全民腐败，根源则在于制度腐败。不仅不从制度着手，而且孽龙全部放过，这种做法岂不还是扬汤止沸？
虽说可以打苍蝇、打蚊子，可以打虎可以打狼，不可以打龙头老大，但是，反贪能打到大抓前军头和前常委，这对今日中国的制度体系来说，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其一，总算向世人承认这个国家贪腐有多么严重，因此这种制度有多么不合理，其二，同时向这么多高官尤其是军官下手，军队的问题又这么严重，那么，大面积的官员反叛，尤其是大规模的兵变（暂时不要说政变），都不是不可能的，第三，虽然可以承认，习近平的志趣要高于江泽民、胡锦涛，看来是要致力“中兴”，但是，客观上的派系之争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而这种派系争斗的结果如何，也很难逆料，后面，我们将对此做专门分析。
总之，习近平这次“打老虎”，已经使中共内部固有的严重问题和白热化的矛盾完全公开，这样，可以有把握的推断，1，中共顶层人事完全可能随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2，其政策路线完全可能有出人意料的变化，3，其内部爆炸的概率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变策，使中共内部中短期内发生各种事变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至于这些事变的性质姑且不论。
4，变策的第四个标志是对外“亮剑”
自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不扛旗子”“韬光养晦”的温和路线就是中共外交的基调，但胡温十年里，由于经济起飞，当局的头脑开始发热膨胀，于是有了“大国崛起”的鼓噪。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更是在此前的基础上剧烈升高调门，不仅在联俄抗美上越走越远，而且几乎是全方位出击。
首先，7月初习近平选择越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此举完全颠覆了过去中共的传统做法。自从北京和首尔在1992年建交以来，中共一直是把平壤放在首位。此次转变凸显了北京对培养跟首尔之间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关系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作为中共主席第一次访问朝鲜半岛是去首尔而不是平壤，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决定改弦易辙，开始冷落它最好的朋友朝鲜，这也导致朝鲜的不满表现为最近一系列的火箭和导弹测试。极端独裁的世袭王朝金氏政权没有中共的豢养早就该灭亡了，而它的忘恩负义本性也使其发展核武器的最大受害国只能是我们中国。因此，对我们来说，习近平此举是向正确的外交路线迈出了一步。
但是，除此之外的主要对外关系变化，则都和对朝关系相反。
首先是自作主张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把和日本的关系推向二战后最紧张的状况。原因无非是日本是亚洲最民主的国家，又和美国有着最牢靠的同盟关系，因此，反美就要反日。也正因此，为了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缠斗，第一岛链的出海权也就特别重要，这就是自作主张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强化钓鱼岛之争的根本原因。若非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当局送出去的国土太多了，有什么必要和日本为钓鱼岛弄得剑拔弩张？
其次，为一些无人小岛和东南亚国家闹得沸沸扬扬。和菲律宾等国闹得要动武也罢了，事实上还已经和曾经花几百亿美元扶植的越南发生了直接冲突。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各国要一起和中国谈判，不答应，东南亚各国要诉诸国际法院，也不答应。这不明摆了是要以大欺小各个击破吗？采取这种国际政策，当然是想用对付本国民众的做法“关门打狗”“笼里捉鸡”，任意作威作福。但人家不是中共臣民，不是傻瓜之国，国际社会也不由傻瓜组成，其结果归根结底只能是触犯众怒并且自取其辱。
第三，一厢情愿的以为可以联合俄罗斯抗衡美国，故不仅在上海召开故意排除日本的《亚洲信任大会》，企图和俄罗斯一起控制亚洲，而且，给因为乌克兰等问题正在遭到国际社会彻底孤立的俄罗斯大量提供政治和经济帮助，包括在联合国为其张目，在俄罗斯失去维系国民经济的天然气收入时与其签订巨额天然气合同。习近平当局完全认不清普京梅德韦杰夫搞“二人转”不仅有违世界大势，而且普京在俄罗斯也并不受拥戴，更何况，俄罗斯是唯一抢占了中国大片国土的敌对国，中国民众在看得到的未来绝不会咽下这口气，因此，这个时候还来组建准中俄联盟以对抗美国，实在是内惹民愤外接冤仇的不智之甚。
再说美中关系，自从国民经济总产值开始攀升，中共就再次头脑发热，老是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超过美国，什么时候能成为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原创，而且主要靠高污染低人权的掠夺式手段进行，加上人均水平如此之低，在看得到的将来，无论从意思形态还是从科学技术看，哪有任何领导世界的能力？但习近平时代开始，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正好上升到紧随美国之后，这一下，“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了口头禅，那意思是要和人家全面平分秋色了。几天前的7月20号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开始，习近平致辞离开会场之后，克里国务卿随即在会议发言中讥讽道：“我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靠我们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也就是说，尽管美中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习近平高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有什么打得出来的牌能叫美国不得不在世界战略上当做势均力敌的对手呢？其实，迄今为止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还远在俄罗斯之下。
此外还有香港问题，本来早已定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却突然以当年六四前4.26社论的口吻发表香港政策白皮书，板脸训斥“和平占中”，完全违反“港人治港”原则，何况这种做法其实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自己把香港人民往外反对中央政府的方向推。为何不想想插手越多只会让离心力越来越大？其实，放手让香港人民主化，当局倒是更容易把香港对大陆的影响用“一国两制”限制住。现在，这一政策变化使香港和大陆没有区别，香港和大陆的民主化也就密不可分了。
以上列举的国际政策变化，无论好坏，都完全或者基本突破了中共从前的外交框架，总体特点是自以为是，强霸蛮横，除了俄罗斯外，什么国家都不怕得罪，这就使中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传统的仇敌还是仇敌，传统的盟友除了最欺负中国的俄罗斯外，也成了仇敌。
因此，中国已经在多个边境地区处于存在潜在战争的状况中，这种情况和邓小平上台之初立即开打对越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习近平变策的结果，并且完全可能引发一系列能导致整个国内形势剧变的国际冲突。
（待续）
2014/7/12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