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为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释文做的翻译。漫画情节是父子沦落到某海岛上,两人还要竞选总统,竞选演说的开端语“fellows”(伙伴们),柏杨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是蒋介石讲话时的惯用语,特务抓住了把柄。

原题:二十世纪长恨歌——柏杨先生的旧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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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王学泰《清词丽句细评量》,东方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以杂文名世、也以杂文获罪的柏杨却以诗歌创作荣获1992 年美国凤凰城国际诗人联合会“国际桂冠”奖。让一生沉浸于文学的柏杨真有点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的感觉。

诗在柏杨的文学创作中确属弱项。他在自己的诗集的序中说:中国人是一个诗的民族,从有文字以来,就有诗篇,迄二十世纪初叶,历久不衰。最大的特征是,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欣赏诗,都会做诗。我不能例外,唯一不同的是,我只会欣赏诗,不会作诗。直到身陷绝境。第一首《冤气歌》及第二首《邻室有女》,是在调查局狱,无纸无笔,用指甲刻在剥蚀了的石灰墙上,甲尽出血,和灰成字。

“调查局狱”实际上是看守所,因为案尚未结,看管最严。怕犯人与狱内外相关人士私通消息,没收了一切与记载、传播有关的器具,第一就是纸笔。此时柏杨产生了写诗的冲动,“痛呼父母,穷极呼天”,诗歌大约就是文学中的“天”。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就讲过,人们遇到种种不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巨大的心理郁积要靠诗歌来陶写,柏杨用血肉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自己的爱与恨。柏杨第一、二首诗几乎概括了其创作最主要的内容。常说“愤怒出诗人”,《冤气歌》所发抒的就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愤怒、愤恨。《冤气歌》脱胎于文天祥的《正气歌》,只是把正气改成冤气,并借古代著名的冤狱与自己的遭遇做对照,感情强烈,如一团怒火,喷薄而出,但艺术上稍嫌粗糙。这类作品恰恰是柏杨诗获奖的主要依据。国际桂冠诗人联合协会会长给柏杨得奖的通知书评价其诗是“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因为这些作品是国家机器迫害人权的证据,它是历史。

柏杨传世的六十多首诗以写监狱生活的为多,描写了国民党专制下关押、审讯、取证、审判等一系列司法过程的野蛮、荒谬。如关押犯人的囚室与方苞《狱中杂记》的清代“刑部狱”几乎无别:

囚室

重锁密封日夜长,朦胧四季对灯光。

天低降火类炉灶,板浮积水似蒸汤。

起居坐卧皆委地,呻吟宛转都骨僵。

臭溢马桶堆屎尿,拥挤并肩挥汗浆。

身如残尸爬黄蚁,人同蛆肉聚蟑螂。

群蚊叮后掌染血,巨鼠噬罢指留伤。

暮听狂徒肆苦叫,晨惊死囚号曲廊。

(自注:“政治犯枪决时,总在凌晨天色将明未明时执行。”)

这种拘押犯人的监室发生在20 世纪下半叶,真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监狱状况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网上有一篇文章名为《我在英国坐监狱》,一个在英国犯了“超速行驶罪”的中国人写的,他笔下的英国监狱除了限制人身自由外,其他一如旅店,连犯人吃饭都是头天预订。作者随便订了一份通常的英国饭,同号的黑人就好意地告诉他:你是中国人,我们监狱中没有中餐,可以叫狱方到饭馆去订,不能歧视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这段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文明。

柏杨诗昭示了国民党专制的野蛮。审讯时,这一点尤为突出:

小院

男子剥衣坐冰块,女儿裸体跨麻绳。

棉巾塞口索悬臂,不辨叱声与号声。

除夕

人道人权一笔勾,斗室恰如刀俎场。

毒言詈语能挫骨,坐冰压趾两相忘。

互证相符织成线,空言狡展结文章。

自动招认夷狄法,坦承不讳传统方。

何患无辞肉喂虎,欲加之罪狼食羊。

裸女跨绳(小时候也听说过国民党侦缉队对女犯搞这种酷刑,令人不寒而栗,掌此刑者,真非人类,没想到还把这种酷刑带到了台湾),赤体坐冰等骇人听闻的刑讯即在古代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属于法外酷刑,只有酷吏才搞,而酷吏是不被社会认同的,大多也没好下场。

重证据还是重口供是现代法治与古代“刑治”(有人也称“法治”,但这种“法”就是齐整百姓、治理天下的鞭子)的重要区别。国民党政府也自称是实施“法治”的,也有《六法全书》,但在审判中重的还是犯人“招认”(用法律语言说就是自证其罪),而取得“招认”的手段则是酷刑。柏杨案的判决更是荒唐,脱离案由、不论证据,完全是法官的“自由心证”。柏杨案由本是文字狱,在翻译漫画《大力水手》时涉嫌讽刺蒋介石父子。然而以文字加罪于人毕竟违反现代文明,拿不出手,摆不到世界台面上来,最后是按照《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起诉的,变成了“匪谍案”:

冤气歌

二十年前事,当时已朦胧。

清算复锻炼,现出新内容。

受训有学院,参加有民盟。

逃亡有路费,居住有叮咛。

上海闹恋爱,北平又立功。

好友成间谍,台湾追人踪。

诗中所述就是在酷刑下柏杨“自证其罪”所编造的故事:在逃台前,我参加了民主同盟,接受了共产党的训练,还受到奖励。后跑至上海,受民主同盟负责人许逢熙领导并与其女秘书恋爱。这个故事足以使其丧命。最后只是证据不足,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八年。

闻判十二年

刀笔如削气如虹,群官肃然坐公庭。

昔日曾惊鹿为马,而今忽地白变红。

兀狼有权制冤狱,书生空恨无强弓。

自怜一纸十二年,迎窗冷冷听秋风。

(一判决书:姑念情节轻微,免死,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气势如虹的法官似乎在维护“国家”法治,无比严肃,其实柏杨一案连“罪名”都变来变去,从所谓“侮辱国家元首”罪到“参加叛乱组织”罪,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严肃可言?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说直白些就是为当权者服务,惩治他们所厌恶的人,所以还是鲁迅准确:“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柏杨描写冤案经历的诗歌很注重现场描写,留下真实的记录,在艺术上却显得“质木无文”,但由于表达直率也自有其震撼力。柏杨被判刑之后,转到专关押政治犯的绿岛去监禁,这里本来叫火烧岛,是个荒岛,后被国民党政府开发为“国防部感训监狱”,条件极其艰苦。柏杨细致地描写了押运过程:

我来绿岛时,状如待烹狗。

胸背缝数字,一三一二九。

两人共一铐,绳索缚双肘。

满目皆兵卫,飞机压顶吼。

巨舰载千里,横卧甲板首。

烈阳似火烧,甲板烫炙手。

阵雨衣尽湿,阵风百骨抖。

历尽三昼夜,仍见笑开口。

犯人被剥夺了一切尊严,真如鸡狗。绿岛是严管犯人的“劳改场”,其条件较台北监狱更为恶劣:

我在绿岛

我在绿岛时,改服黑衣裳。

编号二九七,一一剃发光。

重犯十数人,独锁六区房①。

囚室仅容身,旋转苦彷徨。

寒风刺肌骨,海雨透铁窗。

偶闻浪声急,百折断回肠。

寂寥日复日,日日对寨墙。

不知人世事,唯怀父母邦。

(自注:①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为放射状二层四角大厦,一角称一区,六区在二楼,专囚重要政治犯)

一个作家竟成了“重要的政治犯”。柏杨还写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如写女儿来探监:

几番铁链过门前,几番哀号震铁栏。

肠萦女儿悲离别,魂惊鞭后咽寒蝉。

天上千年如一日,狱中一日似千年。

到此人生分岁月,听风听雨两茫然。

这大约是还在审讯期间,正是度日如年之际。女儿也是初次看到父亲的犯人模样,引起了巨大恐惧和悲痛。家人挂念监狱的亲人,犯人秉笔写家书时内心充满了矛盾:

家书

伏地修家书,字字报平安。

字是平安字,执笔重如山。

人逢苦刑际,方知一死难。

凝目不思量,且信天地宽。

对于犯人来说,他直接的社会关系就是一起关押的狱友,柏杨写给狱友的诗极亲切:

重逢

君自泰源来①,我自景美至②。

昔日同铁窗,今日再逢此。

承君频询问,告君别后事。

某人尚未判,某人镣压趾。

某人定无期,某人已伏死。

某人妻绝裾,某人母殁世。

某人女沦落,某人子乞食。

都在缧绁中,相劝莫泪湿。

(自注:①台湾省台东县泰源乡有一监狱,亦囚政治犯,此狱于1971 年改收普通犯,将政治犯移解绿岛。②景美,即台北县景美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均在此处。柏杨囚此四年之久)

后来柏杨在自传中也多次提到他的一些狱友。

柏杨狱中诗特别感人的部分是写给女儿和岛内外援救自己的梁上元、陈丽真、虞和芳、孙观汉等人的诗篇。特别是孙观汉本是美国原子物理学家,与柏杨无亲无故,完全出于道义,投入援救运动,持续多年,直到他走出绿岛。柏杨回到台北,写了一首《寄孙观汉》:

今日踉跄回台北,人物都非两渺茫。

去时家园如完瓯,于兹覆巢鸣寒螀。

念我身老童心在,仍将丹忱酬热肠。

先把无穷感恩意,第一修书报孙郎。

十年一梦,家与事业全都完了,在苦难中柏杨意外得到了友谊。大约也正是这些相识与不相识人的热忱,才使他保持了童心、保持了对爱的期待。《出狱前夕寄陈丽真》也极感人。陈丽真仅仅是他的一位读者,但从柏杨入狱起,坚持给他送饭、探监,为其冤案平反奔走,其间她遭受过特务、军警的恫吓,家人的不理解,然而她坚持了下来,把这件善举做得有头有尾:

我昔登车时,君送楼梯右。

惊恐满双目,频频绞双手。

我家骤然破,我命悬刀口。

茫然无凭依,赖君为奔走。

曾被官传问,又被警押肘。

君独无所惧,仍探狱中叟。

名虽为师生,情如兄妹守。

君儿为我甥,君婿为我友。

我幸留残年,已成丧家狗。

接我千里外,安我北窗牖① 。

义深难为谢,无力置杯酒。

唯盼天晴日,同拂洛阳柳。

(自注:①陈丽真在家腾出一室,安顿柏杨,并函告柏杨,将亲赴绿岛狱门迎接,后经有关人员劝阻,改赴高雄迎接,失望而归)

像陈丽真这样的义人,自古以来也不多见。一个弱女子要有多大勇气和定力,为一个本不相干的老头儿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读柏杨诗和柏杨监狱经历时都为陈丽真内力的强大而震撼。《看,那个丑陋的中国人》中说:“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政治犯倾巢南下的前几天,陈丽真冒险又一次送来了日用的盥洗用具,使举目无亲的他,被囚入火烧岛政治监狱的那天,在亲友调查表中,得以写下陈丽真的名字。台湾两千万人中,她是柏杨唯一的亲人。”这次陈丽真也没有接到柏杨,虽然刑满,但政府仍不放过他,把他放在监狱隔壁的“管训队”做管训“教官”,这个“官”连离开绿岛回家探亲都不被允许。

迫害与苦难并没有把柏杨炼成铁石心肠,读者从《邻室有女》这首诗可以感受到经历了无数苦难的豫中汉子感情细腻的一面。其小序云:“调查局监狱,位于台北三张犁,各房间密密相连,却互相隔离,不通音讯。稍后颇闻女子语声。有感。”诗云:

忆君初来时,屋角正斜阳。

忽听莺声啭,蓦地起彷徨。

翌日尚闻语,云购广柑尝。

之后便寂然,惟有门锁响。

初响是提讯,细步过走廊。

再响是归来,泣声动心房。

君似患喉疾,咳嗽日夜扬。

日嗽还可忍,夜嗽最凄凉。

暗室幽魂静,一嗽一断肠。

我本不识君,今后亦不望。

唯曾睹君背,亦曾系君裳。

同病应相怜,人海两渺茫。

我来因弄笔,君来缘何殃?

君或未曾嫁?眼泪遗爹娘。

君或已成婚,儿女哭母床。

今日君黑发,来日恐变苍。

欲寄祝福意,咫尺似高墙。

君应多保重,第一是安康。

愿君出狱日,依然旧容光。

女性的社会主动性一般弱于男性,监狱中女犯也远少于男性。看守所突然来了一个女犯,而且是少女,这引起男犯的关注是很自然的。应该说柏杨的关注是出自诗人角度,是对美和弱者的关切。监狱四壁高墙,剥夺了犯人“看”的权利,于是听力就特别敏感。此诗前半首就描写“听”到的关于女犯的种种声音。娇如黄莺的话语声,沉重的铁门声,走廊上细碎的脚步声,这些使我们想起当年越国秀女,穿着木屐,蹀躞在馆娃宫响蹀廊中,声音清脆,身材窈窕,激起读者对美的想象。如此美人,被打入连壮汉都能消融的“调查局狱”,会有什么结果?自然不难推测。接着描写被审讯后的情状。女犯审讯后,掩泣而归,她受到了恫吓、侮辱,甚至刑讯?哭声已经让人揪心,咳嗽声,特别是夜深人静后的咳嗽,更令人震颤。这些都是因为闻其声而引起的推度之词,但这种不确定想象使得诗人所表达的关切之情更具有张力。诗人希望的是,美不要被苦难摧毁。当然这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监狱用不长的时间就能改变许多东西。《邻室有女》这种低回婉转、缠绵悱恻的叙事风格颇有古乐府风范。有人说柏杨的获奖实际上是因为这首诗。

柏杨诗五言优于七言,五言更擅长表达细腻的、缠绵往复的情感。柏杨常说他是野生动物,很粗糙,带有蛮性遗留,但其诗细腻的一面更感人。

附1 柏杨:从“国民党特务”到“匪谍”在抗战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柏杨先生2008 年4 月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卷本的《柏杨全集》,除了他翻译的《资治通鉴》外,其余作品囊括殆尽。第二十四卷主要是“柏杨回忆录”。

柏杨一生备经苦难,极富传奇性,我读其自传最感兴趣的是两件事:一、抗日战争时,像柏杨这样自称“野生动物”、颇有反抗基因的青年,怎么追随了国民党,而没有选择当时尚处于弱小、但却是抵制主流、或明或暗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对抗的共产党?二、柏杨的冤案。这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件大事,柏杨以写杂文得罪国民党当局,犯了鲁迅所说的“可恶罪”,使他以“匪谍罪”坐牢九年零二十六天(1968.3.7—1977.4.1)。

柏杨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但其不幸源自幼年丧母,很小就受到继母的极度虐待。父亲的关照只能增加继母对他的仇视,于改善生活待遇无补。父亲将他送回老家河南辉县,由于性格孤僻(柏杨自称“个性顽劣”,不乖、不服管,所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再加上教育制度上的问题(教师体罚和得罪校长被开除),少年时的柏杨就有了一种叛逆意识。因为生活不稳定,数度迁居,转学与升学就成为柏杨最头疼的关隘。为了过关,他数次伪造学历证件,伪造证件在民国时期是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叛逆性格与违法行为逐渐地把柏杨推上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位置,在社会动荡之际,这类人很容易参与革命或造反活动。

抗日战争打响后,柏杨正上高中,由于爱国激情,更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假文凭案”可能爆发的威胁,他参加了设在南阳县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这个班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省政府负责派任工作,最高可当联保主任”。在训练期间,“我第一次受到共产党那种神秘的和温暖的触摸”,“比我高一班、功课好得人人尊敬的同学张纯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搂着我的肩膀,低声告诉我,共产党在陕北有一个高尚的革命圣地,全国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参加真正的抗日工作,问我愿不愿意也去参加”。当时他正崇拜蒋介石(西安事变极大地提高了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张纯亮提醒我说:‘共产党也是拥护蒋委员长的,你没有看报吗?’张纯亮把陕北描绘成一个美丽乐土,大家像兄弟一样地互相照顾,那是一种革命感情”。

看来柏杨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三八式”的共产党干部。如果他真的与张纯亮去了延安,如果在延安不出问题(不过就柏杨桀骜不驯、又特别较真的性格来看,延安整风时说不定会出问题),建国后大约就是个厅局级的干部。不过,就在出发的前一刻张纯亮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柏杨有些遗憾地说:“伟大的陕北革命圣地没有去成(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能加入共产党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处在主流地位,名分与物质条件好;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意识形态,宣传技巧与力度都远胜于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口碑也好。两党各有所长,柏杨追随了国民党是有点偶然性的。

国民党经过“以俄为师”的孙中山改组后,也属于组织类型的政党,但其组织的技术、技巧和能力远逊于共产党,可以说连一半也不到。何方先生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描写了延安整风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这里有“遍地的歌声”“经常的集会”“活跃的文体活动”“民主的气氛和实践”“平等的人际关系”“军事化的生活片段”,朝气蓬勃,从这种氛围来看,就是一派打天下的气象。青年经过训练培养,便被派往各个工作岗位,被派到敌后根据地,很快就能开辟出一块天地。

我听一位老共产党员说,1942 年日军“扫荡”时,许多根据地组织被破坏。他就拿了一封组织介绍信,到“平北”(北平以北的广大地区)来主持开辟和恢复工作,很快就把已经破坏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柏杨在国民党中经多次培训,先是战干团,后来又被送到培养三青团干部的“青干班”。前者蒋介石曾经亲临,后者是国民党中央主持的政治培训机构。但都混乱不堪,在敌机轰炸中手足无措。在敌人大举进攻时,学员被仓促派遣。这些都说明其办班计划性不强,组织机能极差。

柏杨被派回已沦陷的河南老家开展敌后工作。他感慨“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柏杨很快在家乡暴露了身份,跑进大山开展工作,但不知要做什么。“中央团部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办,只是把一些油印的文件,千辛万苦地颁发下来。可怜我们这群年轻人,连公文都不会写(就是会写又有什么用),我们不过是被牺牲的棋子,中央团部潦草塞责、随随便便地派遣,表示又成立了一个分团,如此而已。”从这些地方可见,作为组织类型的政党,国民党是不够格的。

后来柏杨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渴望上大学,于是利用机会,伪造文件,把自己“保送”到东北大学,以圆大学梦。当时左派学生认为柏杨是国民党特务。20 世纪90 年代初,我曾与最近故去的徐放先生(当时也是东北大学学生)谈起柏杨。徐先生说:“柏杨是国民党特务,被派到东北大学的。我们和他们有斗争。前年我去河南,从辉县路过,看到车站上有个大牌子标示‘柏杨故里’。我把站长找来,要他们把牌子去掉。”(徐当时是《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我读了回忆录,感到徐放等左派高估了国民党的组织能力。柏杨到东北大学上学只是个人行为。当时他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小职员,负责审查沦陷区来的大学生,证件合格的便报到教育部,由教育部分配到各大学。想上大学的柏杨突发奇想:每天把那么多沦陷区来的学生发往各个大学,为什么不把自己也派发到大学去呢?于是他把从南京来的中央大学政治系郭大同的证件,改为郭衣洞,发到教育部。当时南京已沦陷,无从对证。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迁回南京,发现柏杨伪造证件,便永远开除学籍,而且令任何院校不得收容。可见并非如东北大学地下党和左派学生想的那样。在“东大”柏杨确实与左派学生发生过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柏杨说:“那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祖国学社’,是一个专门和左倾同学对抗的学生组织。”两方争什么?“祖国学社的成员满腔热血地要爱自己的祖国,来和共产党热爱国际的口号对抗。”“有时候左倾同学把祖国学社的壁报半夜里砸毁,祖国学社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手段,半夜里把他们的壁报撕烂。”无怪作为左派的徐放,数十年后,仍然对柏杨那样切齿。国人对“祖国”“国家”“政府”等历来很少区分。抗战期间,毛泽东也讲过“爱谁的国的问题”,告诫人们不要爱“蒋介石的国”(见《庐山会议实录·7 月31 日常委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因为《共产党宣言》宣称“工人没有祖国”,当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当然要强调国际主义,于是这就成了当时左派、右派之争的焦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组织上又属于蒋介石嫡系,所以柏杨在沈阳解放后,跑到北平,北平又解放,他在北平又待了一二十天后,拿着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的同伴的十四块银元逃离北平,南下上海,从上海入台,成了后来的“台湾同胞”。

国共长期对立,互相打入对方内部,做情报工作。前面说过国民党组织能力弱,原本它只是一些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的联盟,后虽经过改组,但其内部派别纷杂、矛盾纠结的病根并未完全清除,这就给共产党预留下潜伏的空间。而共产党后起,它是在共同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体性强,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很难进入。国民党丢失大陆、败走台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49 年之后,国民党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竭尽全力控制台湾,长期实施戒严,注重对来台人员的清理,弄得人人自危,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是柏杨冤案的前提和背景。如果在法治社会,这一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有序地进行,而在专制社会,防止敌对势力来袭就可能衍化成为统治者或执法者手中的一根棍子,想打谁就打谁,不仅伤及无辜者,甚至连自己集团内的人也难以避免。

柏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为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释文做的翻译。漫画情节是父子沦落到某海岛上,两人还要竞选总统,竞选演说的开端语“fellows”(伙伴们),柏杨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是蒋介石讲话时的惯用语。特务抓住了把柄,“侮辱元首,动摇国本”,把他抓了起来。当然这只是个由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柏杨写杂文,挖苦讽刺了国民党独裁专制和腐败(如《立正集》中的杂文),被掌权者判定为“可恶”。如果按照组织路线来说,柏杨属于两蒋的嫡系,但其长期处于底层,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在大陆的失败有深刻的了解,痛恨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其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同情雷震,可以说柏杨组织上入了国民党,但思想上不仅未入,而且时时与党的领袖离心离德。柏杨谈起对蒋介石的看法时说“他老是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遵守。就好像他是公司的老板,他规定墙角不许撒尿,他高兴起来就往墙角撒一泡,好表示他是这家公司的老大。我觉得真是既肤浅而又愚昧”。有这种想法,能不反映到其创作中?冤案发生后,由于孙观汉(帮助台湾建设“原子炉”的美国物理学家)介入,为柏杨打抱不平,弄得举世皆知,在为柏杨定罪时,如果以思想文字定罪,拿不上桌面,不仅大悖现代政治文明,而且平常以“自由中国”自诩,兴文字狱,等于自掴其面。为了面子,最后还是按“匪谍”(所谓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定罪。

可见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仍是能拿上台面来说事的。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大背景,对大陆也有影响。可悲的是,当年参加东北大学地下党的徐放先生20 世纪50 年代被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共视其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代理人,被关押和劳改,前后二十余年。

来源:《清词丽句细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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