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先生是当年编译“灰皮书”的主要操作者,我们推荐的“修正主义”著作都由他设法找人翻译。被他相中的有的是“大右派”,有的是劳改农场的“犯人”,他不避嫌疑,用他的话说,“废物利用”——我们制造了多少“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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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今年5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本讲述“灰皮书”来龙去脉的书,生产者们回忆了“灰皮书”生产的艰难历程,展示了生产者依据“灰皮书”提供的原料对共运史上的某些是非做出新的评说的成果,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资料。

花城出版社在2007年出过一本《灰皮书,黄皮书》,读者反应良好,销路不错。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大概因此多次建议殷叙彝先生和我组织有关人员写一本关于“灰皮书”的来龙去脉的专著,他认为“灰皮书”是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需要保留有关史料。

中央编译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立了一个国际共运史资料室,根据上面的安排,与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译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著作,为当时的“反修斗争”服务。这项工作从1961年干到1980年,编译出版了五十本左右的“灰皮书”。林贤治提的当然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倡议,但是由于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现大多已届耄耋之年,多数人已经处于颐养天年的状态,组织写这样一本书有很大的难度,我和殷叙彝一直没有答应。

2012年2月我因病住院,林先生又来电话谈及此事。想想这确实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在医院闲着无事,就用电脑给编译局领导起草了一个报告,讲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说“灰皮书”的编译出版起了三重作用:一、为中央提供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资料,直接为当时的“反修斗争”服务。二、我局的编译人员通过这项工作,直接阅读到一批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国际共运史上被认为是反面人物的著作,从而培养了一些国内知名的专家。三、“灰皮书”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但后来流传到社会上,成为一些知青的启蒙读物,也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推动了理论研究,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编译“灰皮书”是编译局为中央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国际室成立后约二十年的主要工作,局史应当记上一笔。建议设一个有关“灰皮书”的课题,邀请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撰写参与“灰皮书”编译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我强调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如不抓紧时间,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的局领导对此确实非常重视,2月18日递交报告,4月27日即批准立项,把题目定为《“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以下简称《回忆与研究》)。

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充当主编。这是因为相对来说我算年轻几岁,退休后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家里有一套完整的设备如电脑、扫描仪、打印机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文革”期间,编译“灰皮书”的工作受到无端攻击,被诬为给“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为此我和殷叙彝两人对“灰皮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被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三反分子”,查阅了一些档案文件,了解到不少情况,特别是来自上头包括康生的指示,最后就编译“灰皮书”一事给康生写了一个报告,可以说我对“灰皮书”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不过我也为此吃了苦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指为“整康老的黑材料”,受到审查,关了禁闭,在中办五七学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顺便多说一句,经历了二十年编译“灰皮书”及以后的工作,我们这些人都掌握了翻译、编辑、研究和写作的一整套基本功,对编一本书本身不会有什么困难。

写回忆录一事得到人民出版社的老朋友的大力支持。张惠卿先生是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直接领导并组织“灰皮书”的编译出版任务,后来写过多篇关于“灰皮书”的文章,年近九十的他这次又在以前文章的基础上专门写了一篇更为完整的回忆录。沈昌文先生是当年编译“灰皮书”的主要操作者,我们推荐的“修正主义”著作都由他设法找人翻译。涉及的文种很多,有俄文、德文、英文、法文等等,他都能找到合适的翻译者。被他相中的有的是“大右派”,有的是劳改农场的“犯人”,他不避嫌疑,不拘一格用人才,用他的话说,“废物利用”——我们制造了多少“废物”!这次他带着助听器来参加我们的编写会议,详谈了他所经历的编译“灰皮书”的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冯修蕙老太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她从人民出版社借调到中宣部出版处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办公室”,负责编辑《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我因为给简报写稿,经常同她通电话,但始终未曾见面。她现已年逾九十,我们不好意思请她动笔写文章,专门去她家拜访。未成想老太太精神很好,记忆清晰,对当年的工作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根据谈话录音整理了一份访谈记录,她做了仔细修改。她原来保存了一份完整的《编译工作简报》,“文革”中抄家之风盛行,她自知难免,未雨绸缪,把包括《编译工作简报》在内的一批资料整理捆绑好放在案头,抄家时让红卫兵拿走了。现在她手头只有两份《工作简报》,提供给我们了。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我给《简报》写评介文章,但是始终没有见到过《简报》的完整面貌,每次文章发表后,她只寄发有我文章的部分,不给完整的《简报》,这大概是保密的需要。

1960年底,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兼任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编译局副局长,他们把编译局的工作直接同“反修斗争”联系在一起,为“反修斗争”服务成为编译局主要工作。为此把以研究“五四”运动为主的研究室改组,成立国际共运史资料室,承担“灰皮书”的编译工作。当时组织这项工作的两位领导李宗禹和林基洲同志已经先后去世。当时健在的殷叙彝是《回忆与研究》的副主编,负责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的编译,翻译了伯恩斯坦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记忆力惊人,对国际室的历史,编译“灰皮书”的情况谈起来如数家珍,参加编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资料的还有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李兴耕、耿睿勤,从德国回来的周家碧,从研究室转过来的于沪生等。

六十年代初,中共批判赫鲁晓夫是拿南斯拉夫做靶子的,批的是铁托,打的是赫鲁晓夫,这种游戏颇具中国特色。因此编译南斯拉夫的材料就成为一个重要项目。那时国内懂塞尔维亚文的人很少,在高级党校办了一个塞语培训班,从各单位抽调一批懂俄语的人员去学习,因为俄语和塞语都属斯拉夫语,有许多近似之处。编译局派出胡文建去学习,回来后又从培训班学员中选调了几位,成立了南文组,编译南斯拉夫资料。

苏联时期被列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行列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国际室分两拨人分别搜集和编译这两人的资料,周邦媛、夏道源、杨树莲和苏联留学回来的梁桂燊等负责布哈林,林基洲和我负责托洛茨基的资料编译工作。让我搞托洛茨基,是因为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写的毕业论文涉及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接触过托洛茨基的著作。

第一国际时期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和巴枯宁的资料由张文焕、顾家庆和梁建华等人搜集编译。

还有两位女将陈慧生和于沪生,是国际室的成员,同时还担任过局长秘书,对编译“灰皮书”的情况比较清楚。

编译“灰皮书”的工作很艰苦。首先需要找到这些人的著作,我们分头到北京以至全国各图书馆去寻找,诸如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高级党校图书馆、中央调查部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等都跑遍了。最难找的是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在统一“肃托”中,中国的托派被一网打尽,他们的图书被没收或销毁,社会上根本见不着托洛茨基的著作。最后还是张惠卿同志在上海公安局找到一批积满灰尘的托洛茨基著作。编译局图书馆还从“满铁”那里接收了一批外文书,其中有不少珍贵资料。

我们根据寻找的结果,编出一本《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书目中凡有藏书的都注明图书的馆藏编号,以便于使用。有了各种文字的图书,剩下的工作就是挑选和编译了。国际室的重点工作是编译他们的言论,如《考茨基言论》《伯恩斯坦言论》《布哈林言论》《托洛茨基言论》《巴枯宁言论》等等,涉及多种外语,编译的难度相当大。为解决此问题,专门开办了德语班,由懂德语的殷叙彝教授。与此同时,我们向人民出版社推荐需要翻译的著作,由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具体工作落在沈昌文身上。效率相当高,在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在“文革”之前,就编译出版了五十来本“灰皮书”。

上面提到的人员就是我们现在撰写《回忆与研究》的主力,尽管年事已高,都很乐意回顾自己从事的这二十年的工作,不少从九十年代初起就不再动笔的老人又重新拿起笔来爬格子。经过一年时间,到2013年夏天已经初具规模,出了一本约二十五万字的打印本,其中十三万字的回忆录是老人们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赶写出来的,效率之高,显示这些老头老太太真的是“蛮拼的”!2013年夏,在郊区鑫园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老朋友们有机会欢聚一堂,共忆往事,推敲文字,这在这些老人退休后还是第一次,“灰皮书”又使我们聚集到一起了。一年的工夫为《回忆与研究》打好了基础,总的框架已定,剩下的就是进行补充和修改,特别是补充了约十万字的研究文章。

要特别提一下本书的副主编殷叙彝先生。他不仅是国际室的元老,而且还是国际室前身研究室的元老,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历史记得非常清楚,就在写作回忆的过程中得了一次重病,病后不能执笔书写,就改用录音口授,他的《关于“灰皮书”和国际室的回忆》这长篇文章确实是抢救出来的。遗憾的是为时不久,又住院开刀,这严重损伤了他的健康,2014年4月21日西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在《回忆与研究》的“前言”中增添了一段怀念的文字,寄给出版社。不料成书后发现,这段文字并没有刊载在前言中。为纪念这位老学者,现在把这五百字抄录如下: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2014年4月21日,本书副主编殷叙彝老先生仙逝,享年九十。噩耗传来,本书作者们深感悲痛。自去年开始,先生健康不佳,但仍为本书出谋划策,他书写有困难,借助录音扶病口授亲历的“灰皮书”的编译历史。先生的长文《关于“灰皮书”和国际室的回忆》不仅为本书提供了一份丰富翔实的资料,也为中央编译局的局史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同事们曾戏称先生为“老山羊”,他确实是我们团队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先生来编译局之初,从事“五四”运动的研究,已颇有成就,国际室成立后,为工作需要,毅然改行从事第二国际以及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编译和研究。先生精通英语、德语和日语,后来又自学俄语、法语乃至拉丁语,即使在编译局,也是罕见的外语人才。同事们在翻译和研究中遇于到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先生乐于助人,提携后学,把大量时间用于校改青年同事的译稿。先生治学严谨,脚踏实地,不跟风,不唯上,凭历史事实说话,对颇多争议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富有创见的独立见解,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生在病中一直惦记和盼望本书能够早日出版, 4月16日我去他家看望,还问及何时见书。现在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一成果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为悼念殷叙彝先生,本书作者之一周懋庸女士填写了《临江仙·悼师兼友殷叙彝先生》:

忆昔国际所成立,

比肩都是豪英。

自甘寂寞总无声,

四壁图书里,

研史求明证。

生平友谊师兼友,

消息传来堪惊。

高年九十可慰情,

故人常在忆,

不眠到三更。

周懋庸是编译局的才女,五十年代从总政文工团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德语,毕业后来编译局工作,从事西欧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研究工作,编译了两卷本的《卢森堡选集》,发表不少研究文章,退休后写作了两部充满文人气息的长篇小说;《长相思》(获上海第四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和《长别离》。马年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就在她写成《临江仙》不久,5月10日猝然逝去。

不到一个月走了两位朋友,心情难以平静。我学填《临江仙》悼念:

去年鑫园曾共饮,

一堂欢笑聚才英,

地北天南论古今。

柳荫蝉声里,

相扶蹒跚行!

三十年来频噩梦,

优雅淡定不惊,

研究创作自多情。

才女从此逝,

何处觅知音!

抢救性工程,诚然!

我们这一代人花二十年的青春从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得以最早接触和阅读这些禁书,积累了他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资料,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些“反面人物”的真实思想,清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灌输给我们的伪造、歪曲的东西,应该说,这是我们的幸运。《回忆与研究》中收入的那些研究成果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础的产物。

“灰皮书”从六十年代开始出书,1979年出最后一本——《托洛茨基言论》,前后二十年左右,当时都作为内部书严格控制发行,像托洛茨基著作甚至是编号发行。从八十年代起,其中的部分图书逐步改为公开发行,如《斯大林评传》。到二十一世纪,它们被编入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人文悦读”丛书、人民出版社的“人民文库”,进入“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之列,发挥积累传承优秀文化的作用。

2014年初《回忆与研究》全书编定,交漓江出版社。出版社答应于6月出书。但因送审等原因,一拖再拖,终于在2015年5月出书,圆了老人们的一大心愿。

《回忆与研究》分三篇:一、回忆篇,收十七篇回忆文章,有整体性的回忆,也有编译某一“修正主义者”著作、言论的回忆,这是老人们以“蛮拼的”劲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写出来的,是抢救出来的,弥足珍贵。二、研究篇,收入“文革”结束后“灰皮书”编译者研究“灰皮书”的十八篇成果,选的是早期具有创新价值的文章。这部分文章由于距今已有几十年时间,分散在不同的报刊,读者不易找到,所以集中刊发。从中可以看到编译所积累的资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某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评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然,对“灰皮书”的研究并不限于这些文章,作者以后还写有专著,如郑异凡的《布哈林论》、殷叙彝的《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三、遗存篇,收入的是当时编译“灰皮书”前后过程中产生的历史资料,如当年编印的供领导参考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中刊载的评介文章,这是第一次公开刊印;沈昌文等“文革”期间编写的《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摘录》;郑异凡“文革”期间编写的《康生对编译托洛茨基材料的指示》等,这些都按原样刊印,未做改动,读者可以看到当时的关注点、写作的文风,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正如沈昌文先生所说,“黑白之事,可以因时因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而事实及原话俱在,却总是有用的。”

《回忆与研究》一书编就,懋庸曾给我寄来《暮年写“灰皮书”有感》:

暮年文采写千秋,半世多艰已白头。淡泊寂寥还萧瑟,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写了几句回应:

诸子百家写春秋,亦幻亦真溯源头。山路崎岖多荆棘,不舍涓滴万古流!

两首小诗表达了我们的心情!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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