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民运?──当这个问题出现在我的思索中时,我着实惊吓了一番。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其实不然,否则,对于大陆中国而言,人权民主的实现,何至于道路仍漫漫,步履常艰难。

对于现今的某些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或多或少,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

无非是阿Q式的“同去!同去!”——为了吴妈,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

无非是王金发的督军梦——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筵席摆进衙门里去;

无非是毛泽东的革命设计——先“打土豪,分田地”,再全民无产化。

基于种种原因,今日的中国,仍处于集权或后集权状态。而这种集权或后集权社会需要、急需要转型,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农知识份子到一般公务员,从商业场到官府衙门,从茶舍、酒楼到烟花巷、洗脚坊……只要你愿意去倾听人们的心声,就知这个结论并不虚妄。

而某些“持不同政见人士”所展示的阿Q式的梦幻、王金发式的豪情以及毛泽东式的远大理想,使自己沦为“持相同政见者”,使普遍的社会转型需求生出重重疑虑,并无法形成终结集权或后集权势力的合力。集权或后集权势力乘机肆无忌惮地扩张,民众显示冷漠(付出巨大代价,捧出的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是热情、而不是冷漠?),足以让他们抱怨——素质低!不觉悟!怯懦!当他们要将“民运”进行下去时,“民运”成了他们的特权和专利。

“谁是中国民运?”便是对这种恶劣情形痛心疾首的愤激言语。

当“民运”降为某些人的专利和私产时,“谁是中国民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什么是中国的民主运动?谁具有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资格?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首先是“运动”,然后才轮到“人权和民主”。当运动着或运动过,才让人发现:这与人权和民主没有关系。所以,我想: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民”,什么是“主”,然后才是“运动”;非如此,不如不动。

既然说是“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么,这里的“民”,当然是不分性别、姓氏、信仰、民族、职业、党派、地位、阅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国民。主,即自我权利的实现及其自觉。

处今日中国,国民全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自主权利的实现极不平等,严重威胁着每一位国民的生命、家庭及财产安全,严重妨碍了每一位国民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及实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状态,迫切需要改变——被剥夺、被侵害、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恢复,但仅限于恢复而不能剥夺、侵害、侵犯他人的权利。膨胀的权力和扩张的利益将受到制约。但他们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留和保护。如此,矛盾才能化解,危机才会消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能保障。这样的一个进程,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民运。参加到其中的人们,便是民运人士或民运份子。

因此,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和平运动,是实现自己和他人自主权利以及人生幸福的自觉运动,是人人获得利益和做人的尊严的欢喜运动,是人人有权利和人人有义务去推动的热情运动。在这一进程中,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有特别的权力和利益。

由此观之:中国社会的矛盾越尖锐、复杂,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去;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越得不到保障,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越遭到别人的批评指责,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来;中国民众越“素质低”、“不觉悟”、“怯懦”,才越需要现今的民运人士反省自己的立场和作风——我们是在作阿Q式的迷梦?在发王金发式的豪情?还是在展示毛泽东式的远大理想和卓越抱负?

这种理解,并不新鲜,或许还很陈旧腐朽。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提到过,叫做“咸与维新”。据说,在20世纪的开头,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之际,先是要“革命”,然后是要社会各阶层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变革。咸与,大家都来参与的意思,实行开放主义。至于维新,懂的人多,再说没意思。但这段历史,被“别有用心的人们”着实糟踏模糊了一通,以便作为“彻底革命”和“暴力”的根据。于是,我们只看见一个胡乱捣蛋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他“不彻底的革命”,因而需要谁继续革命……如果硬要除去陈腐气息,换个新鲜词也可以,那就叫……和平演变……吧!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