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民运？──当这个问题出现在我的思索中时，我着实惊吓了一番。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其实不然，否则，对于大陆中国而言，人权民主的实现，何至于道路仍漫漫，步履常艰难。
对于现今的某些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或多或少，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
无非是阿Q式的“同去！同去！”——为了吴妈，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
无非是王金发的督军梦——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筵席摆进衙门里去；
无非是毛泽东的革命设计——先“打土豪，分田地”，再全民无产化。
基于种种原因，今日的中国，仍处于集权或后集权状态。而这种集权或后集权社会需要、急需要转型，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需要。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农知识份子到一般公务员，从商业场到官府衙门，从茶舍、酒楼到烟花巷、洗脚坊……只要你愿意去倾听人们的心声，就知这个结论并不虚妄。
而某些“持不同政见人士”所展示的阿Q式的梦幻、王金发式的豪情以及毛泽东式的远大理想，使自己沦为“持相同政见者”，使普遍的社会转型需求生出重重疑虑，并无法形成终结集权或后集权势力的合力。集权或后集权势力乘机肆无忌惮地扩张，民众显示冷漠（付出巨大代价，捧出的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是热情、而不是冷漠？），足以让他们抱怨——素质低！不觉悟！怯懦！当他们要将“民运”进行下去时，“民运”成了他们的特权和专利。
“谁是中国民运？”便是对这种恶劣情形痛心疾首的愤激言语。
当“民运”降为某些人的专利和私产时，“谁是中国民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什么是中国的民主运动？谁具有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资格？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首先是“运动”，然后才轮到“人权和民主”。当运动着或运动过，才让人发现：这与人权和民主没有关系。所以，我想：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民”，什么是“主”，然后才是“运动”；非如此，不如不动。
既然说是“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么，这里的“民”，当然是不分性别、姓氏、信仰、民族、职业、党派、地位、阅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国民。主，即自我权利的实现及其自觉。
处今日中国，国民全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自主权利的实现极不平等，严重威胁着每一位国民的生命、家庭及财产安全，严重妨碍了每一位国民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及实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状态，迫切需要改变——被剥夺、被侵害、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恢复，但仅限于恢复而不能剥夺、侵害、侵犯他人的权利。膨胀的权力和扩张的利益将受到制约。但他们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将得到保留和保护。如此，矛盾才能化解，危机才会消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能保障。这样的一个进程，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国民运。参加到其中的人们，便是民运人士或民运份子。
因此，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和平运动，是实现自己和他人自主权利以及人生幸福的自觉运动，是人人获得利益和做人的尊严的欢喜运动，是人人有权利和人人有义务去推动的热情运动。在这一进程中，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有特别的权力和利益。
由此观之：中国社会的矛盾越尖锐、复杂，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去；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越得不到保障，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来；中国的人权状况越遭到别人的批评指责，越需要各阶层的人们参加到推动民主化实现的运动中来；中国民众越“素质低”、“不觉悟”、“怯懦”，才越需要现今的民运人士反省自己的立场和作风——我们是在作阿Q式的迷梦？在发王金发式的豪情？还是在展示毛泽东式的远大理想和卓越抱负？
这种理解，并不新鲜，或许还很陈旧腐朽。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提到过，叫做“咸与维新”。据说，在20世纪的开头，清末民初辛亥革命之际，先是要“革命”，然后是要社会各阶层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变革。咸与，大家都来参与的意思，实行开放主义。至于维新，懂的人多，再说没意思。但这段历史，被“别有用心的人们”着实糟踏模糊了一通，以便作为“彻底革命”和“暴力”的根据。于是，我们只看见一个胡乱捣蛋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他“不彻底的革命”，因而需要谁继续革命……如果硬要除去陈腐气息，换个新鲜词也可以，那就叫……和平演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