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山:“六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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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主运动,距今已十年了。这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气势始,以惨绝人寰的屠杀整肃止。它像墨黑风雨夜的一声霹雳,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又像一道闪电,撕破了中共专制暴政统治漆黑的夜幕,随后又归于沉寂。十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缄于其口,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恶梦一样。

但是,它的意义是巨大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它使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民众,更深刻地认清了共产制度的真实面目,加快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它使中国民众认清了专制与民主不两立,独裁者利益与民众利益难共存的现实;它使中共内部发生了更明显的分化,第一次在镇压民众的行动上公开分裂;它使一切残存的独裁政权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扯去了他们民众利益代表者的虚伪面纱。

“六四”血案距今十年了。死难者的血迹日见淡漠。国人忙于生计,对“六四”血案日见淡忘:“公仆”们调整好自己的人马,继续放牧着国人,彼此相处平安。

是到了弄出一点不和谐的声音,破坏一下这太过完美的景致,让抱着“我死后,哪怕是洪水滔天,与我何干”信念,在天堂里恣意享乐的“人民公仆”,和在死亡线上拼死挣扎、谋求温饱苟延残喘的孱弱的“国家主人”,有一点不自在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这些苟活者罪孽更重,我们注定要把这个非人的世界尴尬地带入21世纪了,如果再像狗一样屈服于暴政高压的淫威,连呐喊一声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何以再以人自居,何以面对我们的后世子孙。

共产党人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从来不主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因为这将使我们永陷自相残杀的轮回之中,而靠复仇产生的政制绝对不会成为民主文明社会的保证。但是,我们要记住它,为了使“六四”血案不再降临到我们民族乃至人类头上,我们理应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令世界震惊的“六四”血案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和其他独裁专制国家,是有其原因的。整个民族的人权意识淡漠,及对人的价值的蔑视,是“六四”血案发生的根源。

中国与其他传统大国一样,所以成其大,是历代对弱小民族杀伐吞并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一直以统治者为本位的国家——不论是以帝王统治为特征的家天下,还是以“人民救星”自居的党天下。历代君王无一不视天下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为使这泼天大的产业能荫及子孙以至永远,就必须铲除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祸患的肇因。这个肇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外部的原因——外族入侵吞并;二是国家内部的原因——属下觊觎染指,利用手中权力,或官逼民反的有利时机,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铲除这些肇因,就必须对外不断征服杀伐,不使外族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的力量;对内适度宽松,使百姓能够苟延残喘,不至于揭竿而起威胁统治。一旦有威胁统治之征兆,则残酷杀伐,以儆其余。然而,帝王诱人的权势和利益,始终是他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一旦有变,就会出现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局面。治乱循环不已,每一个朝代无一不是在乱中确立,在乱中消亡,唯一的变化,就是帝王姓氏的变化,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朝代的更迭和对外战争对内杀伐,对中国人心理上的摧残是严重的,长期的高压政策和血雨腥风的熏染,荡尽了中国人的抗争意识和要求平等公正的思想,积淀着中国人的奴化意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竟成为许多人的首选价值观,而对统治者对同类血腥屠杀的感受则麻木久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和个体生命的藐视,尤使中国人从骨子里缺乏人权意识和对人的价值的准确评判。高压统治下的民众,大多信奉“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虽然大多时候明“哲人”之理亦不保身。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土地耕作、自足自给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农民生存的主要形式,中国小农经济这种特殊的农业生产模式,至今依然是八亿农民的生产生活写照。统治特权阶层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及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农民大肆盘剥,使其仅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农民担负着上养老下养小的繁重任务,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微型社会,都是一个经济政治实体。家庭的生产生活是封闭的,每个人都是家庭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当然也只能从家庭的角度来进行。一切正义、道德、良心等曲直的评判在这里都发生了畸变,虽然有时他们在口头上或内心里不乏正确的评判。小农经济这种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产生特殊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自私、狭隘、惟利是图、对外界漠然视之的卑陋心态,就成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心理定势。而脱胎于农民阶层的其他阶层,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下,无不带有农民文化的印迹。对强权暴政的无原则屈从,就成了整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政治与我无关,远离政治是非漩涡”成为逆来顺受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对自己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其他人生命的漠视,以及人权意识的淡漠,也就成了专制制度几千年来存在的温床。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缺少对个体价值正确评判的民族。类似所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禁锢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个人价值、个体生命、自我意识,都是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在中国这个国家民族集体意识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度里,作为个体的国人,更加深深地体味了个体的卑微脆弱和面对专制暴政的无奈,更加对自己的个体价值丧失了正确的评价和信心。一切为了国家、民族、集体,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民众几乎认识不到国家、民族、集体的外衣下并非他们的利益。国家、民族、集体这些被专制政权涂抹得面目全非的概念,深置于人们大脑深处,成了人们对是非曲直评判的“紧箍帽”,使中国人历来只有集体的自我而无个体的自我。

“六四”血案暴露了整个民族的人格缺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先生,拒不同意出兵镇压“八九”民运;徐勤先将军抗命不从,拒绝执行屠杀命令……他们把个人荣辱得失抛置脑后,表现出了与为维护党派专制、帮派权利斗争、甚至仅仅为自己地位升迁而不惜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不同的政治姿态,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敢于为了人民利益抛开党派观念,站到人民一边的勇气和思想准备。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和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及对出卖灵魂者高额报偿的诱导,使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格堕落。刽子手残暴屠杀“六四”志士固然有中共欺骗宣传误导的因素,但把屠杀作为谋取个人利益手段的极端功利思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四”血案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独裁政权残暴统治的结果,而中共残暴统治之所以得以维持,在于中国没有任何可以对中共权力进行制衡的机制。“不分三权,就是专制”,本应是民众利益保障的国家政权,如果落入一个人、一个党派手中,必然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行施暴政的独裁者。中共党首毛泽东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如果包括军队所有权在内的权力不为民众拥有,而为一党一派所垄断,那么权力必将背离原来的意义,不但不会是民众利益的保障,反而必将成为架于民众颈上的屠刀。中国民众几千年来一直是专制政权砧板上的鱼肉,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悲惨的境地,铲除专制暴政得以生存的土壤,就必须树立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重塑中华民族的人格,建立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江泽民先生在应付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时,总是以国情为由强调中国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不幸被其言中。专制的中国政制,现在已不再只是中国发展的桎梏,并且成为民众生存的灾星,民众对专制政权的容忍已到了极限——随着中国经济崩溃初见端倪,民众生存状况必将日益艰难,一旦民众的生存权不保,社会动荡在所难免。

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是中共独裁专制的必然产物,这些问题不是中共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每一个国民都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变制这个现实,虽然有些人还在喊“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

变制的实现,只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变革改良,以渐进的方式,达到制度的改革完善;二是矛盾激化,以剧烈对抗的形式,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

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不可逆转地向着民主文明的方向发展。在民主越来越受全世界民众崇尚,也越来越明显地回报拥抱它的人们的今天,中共似乎还想置全体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死抱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九八年是中国民主运动比较活跃的一年。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城市工人为了生存,以游行、静坐的方式要求中共兑现拖欠的工资并申请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为了生存,上访游行不断……,这些活动均遭中共镇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共不顺应潮流而动,必然导致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踏上了暴力动荡的道路,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使民众饱经“革命”之苦,几千万同胞生命的丧失、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民众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惨痛教训,应使我们不再踏上社会动荡的覆辙,百年劫难至今无尽头的教训应成为我们的明鉴。在面临重新抉择的今天,中共应放弃不顾民族发展民众死活的恶劣心态,本着为后人为历史负责的精神,与全国民众一道共同使中国这艘航船沿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航线渡过险滩,本着诚恳的态度,与民众平等谈判积极妥协共同努力,以早日克服危机并把国家导向民主、自由、公正、法治。避免严重的社会动荡,是中共与民众妥协的最后条件,一旦因固守私利而导致局势不可挽回,这最后的条件也将丧失。中共若想避免毁灭的命运,必须真诚地反思以往所犯罪行,与民众一道尽快实现政治改革避免社会再次陷入动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民众亦应对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促其转变,尽量避免重蹈戊戌变法失败,导致中国百年动乱的覆辙。革命虽是民众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但这把双刃剑刺伤的不会只是暴政者,民众亦会遭受沉重的苦难。“兵者,凶器也”,革命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六四”血案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我们这些当代人应争取尽早给予它公正的评价。我们为了民族存亡国家独立抗击日本人,用八年时间取得了胜利,而我们面对民族内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却等待十年而无结果,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所在。明人复国无望,白布遮面,羞见先人于地下。我们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如此惨烈的暴行,仅仅为自身安危而计,苟且偷生沉默十年,若再不争取“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将以何面目以对后人!“六四”血案一天不公正解决,统治者就有可能以此为惯例继续屠杀人民,“六四”血案就可能重演。

血沃大地,以求育润劲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必死信念的殉道者,所求的是唤起民众,改革这个非人的世界。逝者已矣,辞别我们十年了,一百五十多名“六四”志士至今还身陷囹圄,他们为民族的前途不惜以生命和自由的代价与专制政权抗争,这些民族的脊梁,不应受到如此长久的漠视。值此民族前途何去何从的严峻时刻,积极促成早日重新评价“六四”,既是实现社会公正、避免悲剧重演的客观要求,也是唤醒民众良知、重塑民族健全人格的需要。以最佳方式尽早实现民主、公正、博爱之社会、结束专制暴政之苦,是我们这代人为自己、为后人责无旁贷的责任。突破党禁、言禁、实现军队国有化,是民主进程中的必经之路,而给予“六四”公正评价,是打破专制制度与民主要求僵持的局面,使其向民主方向转化的先决条件。

平反“六四”血案,告慰死者安抚生者,不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国家发展需要上,都是必须的,也是急迫的。

是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

1999年1月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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