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是一种习惯,它必定会逐渐形成一种疾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

习师傅习近平上台後,中共宣传机器打造对党魁的偶像崇拜,达到了文革结束後的最高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是习近平的着述和讲话集,以及官方组织出版的学习丶研究丶领会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在二零一五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员们以习近平的大投影头像为背景载歌载舞,齐声高唱“把心交给你”;每天晚间黄金时段三十分钟的央视新闻联播,有关习近平的消息有时超过二十分钟,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活动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中国正在蜕变为帝国。一个崛起的帝国,岂能没有皇帝呢?当年,罗马共和国蜕变为帝国,其标志就是屋大维自称奥古斯都大帝,获得半神半人的地位,进而取缔一切与共和国有关的机构和印迹;如今,习近平俨然一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派头,不仅要成为中国的皇帝,而且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中共的宣传机构当然要全力配合这一新形势,开足马力将习大大这一新偶像植入十三亿民众大脑中——就好像《动物庄园》中的拿破仑丶《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以及电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 Fury Road)中的不死老乔,志得意满地享受民众之顶礼膜拜。

“习近平纪年”呼之欲出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丶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中正式提案,认为现时以耶稣诞生之年作爲元年的纪年方法不符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提倡设立「轩辕纪年」。

张其成提交的提案名爲《设立轩辕纪年的理由与建议》,声称根据黄帝历丶天干地支及《帝王世纪》丶《皇极经世》等古籍推算,轩辕元年即西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爲干支纪年开始的甲子年。他表示,设立轩辕纪年可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丶民族精神,有利於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利於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利於实现复兴中华文化文明的中国梦。

末世临近,妖孽辈出。张氏之奇谈怪论,堂而皇之地作为政协提案公之於众,“两会”沦落到猴戏杂耍和单口相声。此类会议耗费纳大笔税人的金钱,惟一的功用就是博公众一笑。

既然中共当局悍然拆教堂丶毁十字架丶抓捕忠於梵蒂冈的主教囚禁致死且连尸体都不归还给家属,确实不宜继续使用耶稣纪年。中共轰轰烈烈地展开驱除西方价值的思想文化运动,废止耶稣纪年(西元),或许真是一个正本清源的丶必不可少的步骤。

然而,张氏宣称黄帝纪年之“三个有利於”,完全是一派胡言。

首先,此举真的“有利於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吗?有关黄帝的历史,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与想像,缺乏史料和文字证实。用孔子的话说,“怪力乱神”而已,不足为凭。与其用荒诞不经的轩辕纪年,还不如以真实可靠的孔子纪年。

其次,此举真的“有利於海峡两岸统一”吗?台湾使用中华民国纪年,而非子虚乌有的轩辕纪年。即便轩辕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崛起於代表内陆文明的中原地带,跟来自南太平洋海洋文明的台湾先民并无渊源。若真要推动有利於两岸统一的统战政策,中共倒可以采取中华民国纪年,改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岂不水到渠成,不用“各自表述”了。

再次,此举真的“有利於实现复兴中华文化文明的中国梦”吗?“中国梦”是习近平的发明,不是黄帝的专利。把习近平的功勋归结到黄帝身上,习近平会甘心乐意地拱手相让吗?我建议张委员,既然都已撕破老脸拍马屁,就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不小心拍到马腿上,反倒被马一脚踢死,岂不成了冤大头?乾脆一拍到底,该提案径直改名为《设立习近平纪年的理由与建议》。

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既有超越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又是“中国梦”如假包换的发明者,为什麽不能以其登基之日为“习氏元年”呢?如此这般,“中国梦”的实现岂不指日可待丶触手可及?

此种造神运动,在其他共产党国家早有先例。一九九七年,北韩为「永远传颂和发扬创立了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宣布实行“主体年号”,追尊主体思想创立人及朝鲜建国者金日成的出生年一九一二年为元年。中国的别名是“西朝鲜”,向血肉相连的盟友学习和取经,理所当然。年纪轻轻的金正恩敢以太阳之孙自居,掌握宇宙真理的习近平又何必过於谦虚?

或许,为了体现中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民主,不妨就新的纪年方式来一次全民公投:列出皇帝纪年丶孔子纪年丶毛泽东纪年和习近平纪年四种方式,任由国民投票选择。以习近平的超高人气,习近平纪年一定能一马当先地胜出,获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选票,比当年自命为萨拉丁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得票还高。

乔治·奥威尔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挥毫将《一九八四》改名为《习近平元年》。

包子与方便面之争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习近平访问马尔代夫,与当地中国使馆人员会谈。在谈到旅游问题时,习近平希望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注意形象,“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这是一个无法惹人发笑的冷幽默:能到马尔代夫这种奢华之地旅游的中国人,不会是省吃俭用的赤贫阶层,不会舍不得去餐厅吃饭而以方便面充饥。那么,难道习近平另有所指?

在周永康案公布之前,网民在网络上发明了一个既能躲避网警检查丶又能准确指称周永康的代号:康师傅方便面。谁知,一包方便面泡了一年半才泡开。当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短短七十七字的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讯息之後,习近平的声望提升到执政以来的最高点,甚至高过四川地震之後亲赴灾区视察的丶“爱民如子”的前总理温家宝。亿万“屁民”像三十多年前“四人帮”被擒时那样齐声欢呼“大快人心”。

在习近平集中权力之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题为《习近平的日益崛起》的封面文章,称习近平为近年来最有权力和最受欢迎的中国领导人。文章写道:“习近平是中国第一位雇用了庞大团队帮他打造公共形象的领导人。他本人对此也饶有兴趣,这得益于他的魁梧身材,强硬立场,平易近人。在迷恋身高的中国,习近平的身高超过毛泽东以外的所有前任领导人。他能与民众坐在一起吃饺子,外出不乘坐总统豪华轿车,而是普通中巴。”

文章的分析敏锐而深刻,不过作者或许对中餐不甚了了,错误地将包子写成饺子——习近平屈尊“与民同乐”的那一餐饭,吃的不是“大娘饺子”,而是“庆丰包子”。虽然包子和饺子都属於带馅的面食,两者却大不相同。那一顿饭後,习近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民间人士戏称为“庆丰帝”或“包子帝”。

於是,包子与方便面之争上演了。中国官媒报道说:天津科技大学发布营养专家研究成果,称“方便面营养优于包子”。专家们经过科学的分析比对,认为方便面的三大营养素的能量均衡度上居于其他食品的前列,比起含油量过高的包子等方便主食营养更为均衡。官媒赞扬说,这帮专家竟然在家门口向香飘全球的包子发出“挑战”,不怕作为狗不理包子故乡的天津老乡说他们是“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新京报》随即发表评论文章,严厉驳斥上述观点。文章指出,“方便面营养优于包子”的说法有失偏颇,这种“正名”是否有利益代言之嫌“着实可疑”。文章还表示,在科学领域出“新见”无可厚非,可若因利益瓜葛而去误导民众,那就是亵渎“学术”二字。

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中国人惯于使用隐喻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其心思意念,以及对人物的臧否。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开启了“香草美人”的讽喻传统。如今,康师傅方便面和庆丰包子之间的竞技,似乎暗示着党内两派势力之间的对峙。

包子和方便面哪种食品更好吃丶更营养的争论,无法改变这一铁的事实:庆丰帝拿下了康师傅。北京的那家庆丰包子铺因为习近平的光顾,顾客盈门,车水马龙,几乎就要跃升中国餐饮业第一品牌。庆丰包子铺宣布要将连锁店由三百家扩展到一千家,并积极筹划公司上市事宜。反之,既然周永康“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康师傅的厄运亦降临了:拥有康师傅方便面品牌的台湾顶新集团再度爆出使用黑心猪油的丑闻,康师傅方便面在海峡两岸都被打入冷宫。

我偏偏要发出疑问:中国人的食谱,难道只能在“康师傅方便面”与“庆丰包子”之间作出选择吗?中国人难道不能下厨做自己喜欢吃的饭菜?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既不喜欢吃包子,也不喜欢吃方便面。我们不是监狱中的囚犯,不愿吃规定的垃圾食品;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我们要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仅有权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食物,我们更期待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任和喜爱的领导人——既不是周永康,也不是习近平,我们不愿在两个烂苹果之间选择。台湾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我们为什麽不能呢?

所以,“康师傅下架,包子帝登基”,是共产党的家事,跟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周永康的万贯家财,只是改姓习而已,不会均分给芸芸众生。搞掉周永康,习近平就是缔造光武中兴的刘秀和缔造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吗?偶像崇拜丶青天情结,是一种前现代的奴隶心态。独裁者常常以“局部反腐”的手段消除民众怨愤,中共在此技术上炉火纯青。

习近平不仅是皇帝,还是巫师

习近平在APEC的开幕致辞中,花了好几分钟时间谈论北京的空气质量,他说:“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是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他又说:“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台上演戏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甚麽都会说出来。”习近平在台上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话都是谎言,这段话中却不经意地泄露出一两句真话:乾净的空气,原来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北京的空气质量稍有好转,习近平立即地向前来开会的各位表示感谢——这些来宾有何德何能,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作出什麽样的贡献?

上行下效,既然习近平要感谢外国人,老百姓更要向外国人三跪九叩。此前,即便数十万北京市民在雾霾中染上肺癌,习近平仍无动於衷;如今,有一群外国元首到北京开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习近平竭尽全力让他们感觉“舒适一点”。这个逻辑链条是成立的:如果不是这次大会,习近平不会下决心保护生态环境。这就是中共“内外有别”之政策。

习近平又说:“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如果你不知道什麽叫“无耻之尤”,听到这句话就一清二楚了。“APEC蓝”这个崭新的中文词汇,明明是中国民众在死亡阴影下对当局片面发展经济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激愤讽刺,习近平居然认为这是人们对他的执政能力的充分肯定,并在大会上引用。他是过於聪明,还是过於愚昧?愚蠢确实是独裁者的墓志铭。

美国《时代周刊》又把习近平当作封面人物。短短两年间,习近平成为西方权威媒体的封面人物的次数,已然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二十年的总和。对此,习近平或许会谦虚地说,这不是我多麽了不起,而是说明中国的国家实力青云直上,可以跟美国平分天下。这一次《时代周刊》对习近平的命名是“习皇帝”,不知习近平是受之有愧,还是认为理所当然?

与其说习近平是皇帝,不如说习近平是巫师,他连天气都可以控制,不是巫师又是什麽?北京的天空要变蓝,他一声令下,车辆禁行丶学校放假丶人去楼空。不仅北京,周边五个省份,全都工厂停产丶工地停工。老天爷束手就擒,由灰便蓝;万国来朝,皆大欢喜。

毛泽东狂妄地宣布“人定胜天”,习近平则稍稍谦卑一点,承认“人努力天帮忙”。不过,巫师纵然神通广大,巫术未必立竿见影。习近平话音刚落,客人还没有登机离开,“报复霾”又黑压压地铺天盖地而来。

习近平是活佛制造者?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再有二十五名新转世活佛到拉萨参加第二期西藏自治区「新转世活佛培训班」。培训为期十一天,内容包括佛教义理教育丶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讲丶形势和时政教育等,培训形式结合课堂学习丶座谈交流丶参观考察。

古语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习近平偏偏要说:共产党员归共产党管,藏传佛教以及其他所有宗教也都要归共产党管。习近平对西藏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控制,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二零一四年,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制订计划,打算在未来十年内培养一百名“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各教派活佛丶高僧大德,创立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丶宗教上有造诣丶品德上能服众」的藏传佛教高层代表人士队伍,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融合。

中共这个信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政党,毫不脸红地垄断活佛的命名权。早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北京当局就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转世必须申请报批,有重大影响的还应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乃至国务院批准。这个法令针对的是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西藏境内活佛的转世和认证,不受达赖喇嘛节制,必须由中共说了算。听话的,可以钦定为活佛;不听话的,送进监狱成为囚徒。

不仅如此,活佛认定之後,还要学习中共设定的“必修课”,才能袈裟上身丶登堂入室。这些课程是中共洗脑教育的“精品”,是对藏传佛教传统的羞辱和扭曲。可以想像,这批接受爱国主义培训的活佛,要先向习近平效忠,再一起咒骂达赖喇嘛,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而这群背叛信仰的假活佛的真面目,已然被上百名藏人自焚的火光照得纤毫毕现。

习近平俨然是凌驾於各宗教之上的“一代天骄”。历史上如此骄狂的人物,惟有纳粹德国的元首希特勒。希特勒曾强迫德国福音派教会统一为“国家教会”,纳粹称之为“积极的基督教”,不服从者立即送入集中营。所有教会和信徒必须接受“一个民族丶一个国家丶一个元首”的原则,对上帝的敬拜被对希特勒的敬拜所取代。对於那段历史,德国历史学家费舍尔严峻地指出:“尽管个别牧师的许多英雄主义行为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记录下来,但是教会机构——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悲剧性地没有鼓起勇气去阻止纳粹犯下难以言说的反上帝和反人类的罪行。这种体制性的神经虚弱将永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污点。”

习近平不是活佛制造者,他与希特勒一样是愚不可及的自掘坟墓者。培训活佛的闹剧,凸显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美国开国之父杰斐逊说过:“宗教自由丶新闻自由丶处於人身保护权之下的人身自由以及公平选举的陪审团所作的审判——这些原则形成了闪亮的耀眼星群,走在我们前面。”这些原则必将在中国和西藏实现,而未来民主自由的中国和未来民主自由的西藏,是没有共产党丶也没有习近平的中国与西藏。

习近平不是一个合格的县委书记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一百零二名优秀县委书记,并在讲话中要求他们“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反复要求各级官僚与党中央(也就是他本人)“保持一致”,表明他对别人不与他保持一致深怀疑虑。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运动,使得各级官员风声鹤唳,消极怠工变成普遍现象。因此,习近平希望通过这次接见和勉励县委书记,来提升基层官员的工作热情。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丶保障民生丶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丶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习近平如此重视县委书记的职能,并非无的放矢。首先,在中国两千年中央极权的体制下,郡县首脑是维系中央政权安危的关键环节。在中共的体制中,县委书记是最重要的基层官员。虽说是“七品芝麻官”,但其三权合一丶统管万有。中国有的县份拥有超过百万人口,有的县份面积更是广达十万平方公里,县委书记在本人的辖区内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他们不是由县民投票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级官员任命的,不必在乎民众之好恶,只需敷衍讨好上级,就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稳如磐石乃至获得升迁。

其次,习近平做过县委书记,有过基层生活的历练。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位没有做过县委书记的前任,他更加理直气壮地强调县委书记的重要性,并现身说法地给县委书记们训话——只要你们好好干,也可以像我这样干成最高领袖。而习近平有过担任县丶地区丶省三级行政区首长的履历,也被新加坡的郑永年和台湾的朱云汉等政治学者吹捧为“中国的菁英培养模式优於西方选举式民主”的重要证据。

然而,仔细检视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就可以判定,他是一个营营苟苟的庸官。当时,习近平与文革红人丶已经被降格为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打得火热,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两人一起的工作的三年里,“建立起了同志加姐弟的情谊”。他大兴土木修建仿古建筑“荣国府”,後来这一粗制滥造的建筑群并未成为旅游热点和影视基地。而习近平的吹鼓手们编造说,八十年代柯云路小说《新星》的主人公“李向南”的人物原型就是习近平。实际上,真正的人物原型是当时任山西原平县县委书记的吕日周,吕的政绩远非习所能比,可惜吕後来仕途不畅,最後在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壮志未酬。

正因为习近平好大喜功丶能力平平,当时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很不喜欢这个纨絝子弟。虽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多次示意高扬提拔习近平,但高扬不为所动,在召见习近平时还当面斥责。习仲勋发现儿子在河北升迁无望,这才安排其转赴老部下项南任省委书记的福建任职。高扬的耿直,导致他在中央党校校长任上退休後晚景凄凉,在二零零九年去世时,中央级媒体横眉冷对,葬礼异常冷清。与高扬有深交的作家任彦芳透露说,这是已经贵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接班人的习近平的刻意报复。

所以,习近平不仅不是优秀的县委书记,甚至连合格的县委书记都算不上。他却能披荆斩棘丶“鲤鱼跳龙门”,成为中国的新领袖,可见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劣胜优败”的“逆向淘汰”机制。

研究中国基层政治的学者杨鲁军多年来以福建为研究对象,他在福建遇见过好几位当年在习近平手下工作的官员,除了千篇一律的赞美之外,也有人悄悄地说:“现在的习总书记真的是当年在我们福建工作的习省长吗?”对方欲说还休,杨鲁军刨根问底,答案让其大吃一惊:现在在中央的习与当年在福建的习除了外表相似,其他方面判若两人,以前的习憨厚温润,如今的习强悍霸气。

此种不由自主的“前恭後倨”的变化,不知习近平本人是否意识到?独裁体制不仅戕害被统治者,也使得独裁者本人性情大变,变得蛮横乖张丶自以为是。希特勒若不是独裁者,或许是性情温和的画家;斯大林若不是独裁者,或许是性格羞怯的修士。与之相似,习近平若不是独裁者,或许是随遇而安的七品芝麻官。然而,当习近平中大奖式地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後,无知者无畏就成了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徵。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