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骑在老虎身上来来回回，不敢下来。老虎现在正是饿的时候。
——丘吉尔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美国纽约的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观点，作出严厉批评：“我认为沈大伟的看法完全没有道理，用中国话说，这是胡说八道。”
想象着也是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流畅的陆克文将 “胡说八道”这个毫不文雅的词语脱口而出的场景，我不禁感到好奇：一向风度翩翩的陆克文，为什么会为了遥远的中国议题而大发雷霆呢？人家又没有批评你在澳大利亚执政期间的糟糕政绩，即便是唱衰北京，似乎也不值得你大动肝火——真正该发火的应该是习近平啊，什么时候，陆克文当上了习近平的宣传部长？
犹记得十年之前，我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笔会的会议，会后专程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拜访，与多位议员探讨中国的人权议题。那一次，我与陆克文有过一面之缘。那时，陆克文只是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和影子内阁的总理。我听说他是较早研究西单民主墙和中国民主运动的西方学者之一，便向他介绍中国的人权状况。然而，他似乎对人权议题兴趣阙如，倒是津津乐道于他的宝贝女儿在上海做交换学生的经历，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极为乐观的评估。
这一次，陆克文更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辩护士。他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正常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为百分之六。“尽管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可能甚至达不到百分之六，但中国有足够多的金融政策能力以增强其增长速度。”他表示，对中国未来六到七年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
然而，中共领导人不敢如此乐观：胡温时代，信誓旦旦地说要“保八”，仿佛保不住八就要大祸临头；到了习近平时代，则改口说经济增长率为七是一种“新常态”——言外之意是，若经济增长跌到六以下，就可能引发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一旦多米诺骨牌效应启动，中共的统治就危在旦夕。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状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金融时报》报道，国际经济咨询机构正在完善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方法。他们认为，中国可能不只是硬着陆，而是经济崩盘。伦敦朗伯德街研究所(Lombard Street Research)发现，与二零一四年末季相比，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产出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该研究所测算发现，中国的实际需求下降了逾百分之二。
另一家研究机构Fathom Consulting使用了发电量等最不容易混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一基础上，该公司预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仅为百分之二点八，全年经济可能出现幅度高达百分之二的下降——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降到约百分之六以下就是“硬着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陆克文的乐观，建立在他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正面评估之上：“中国政府不是傻瓜，中国政府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增长速度，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加以干预，他们还有三十五年这么做的经验。”然而，习近平绝非陆克文想象的那种“聪明人”，习近平教育程度有限、知识不足、刚愎自用，他不懂经济，偏偏又要干预经济政策，其结果必然像毛的“瞎指挥”那样，带来致命的后果。
接着，陆克文又从四个方面驳斥沈大伟的 “中国政治经济崩溃论”。然而，在我看来，陆克文的四个论点才是画饼充饥、无稽之谈，我正好从这四个方面作出“反批评”。
地方债务的泥潭有多深？
陆克文的第一个论点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没有沈大伟说的那么致命。陆克文说：“中国政府了解这一问题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中国的问题不像很多国家欠了外债，所有这些中国地方政府欠的都是内债，因此，不能用一国欠外债的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此外他指出，按照债务占GDP比率计算，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低于美国政府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
与盲目乐观的陆克文截然不同，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搜狐网对中国的一百名经济学家作了问卷调查，其中超过八成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地方债将引发危机。陆克文只是一个熟悉澳洲政治的政客，他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了解恐怕不会超过中国的一百位经济学家吧？
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公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GDP的百分之两百八十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而又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二十万亿。实际上，这个数字仍然可能缩小，发改委官员李铁曾对外公开表示，地方债务上报数（十八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李铁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官员说他们只报了百分之十，有些报了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百分之五十的几乎没有。
二零一五年七月，《日经新闻》在《中国式“泡沫接力”》的报道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弱点」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例如辽宁省二零一五年一至三月经济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九，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近百分之二十，增长率比上一年同期放缓了五点五个百分点，包括土地出让在内的总收入也减少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公共投资难以获得资金。这不是危机，什么才是危机？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代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学会“数字管理”，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官方的统计数据不能当真，这是人们研究中国问题时的“共识”；由于当局严密封锁相关信息，即便西方智库和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数据，也不能完全相信。
如陆克文所说，地方债务不是外债，不会被外国逼迫必须在某一时间段内全部还清，进而出现国家破产的结局，比如希腊目前面临的窘境。但是，地方债务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从容地“化大为小，化小为无”。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现在中共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找不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仍然令中央政府感到头疼。被陆克文看好的习近平政权，并没有拿出什么妙手回春的药方。近期李克强提出的经济政策，又绕回到刺激房地产的老路上，可见其黔驴技穷。靠发展房地产来解决地方债务危机，只能是饮鸩止渴——当房地产的泡沫越来越大，未来中国经济整体崩盘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
“泛欧亚大陆基建计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吗？
陆克文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贫富差别悬殊可以由“一带一路”政策解决。他认为，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别是随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顺序自然形成的。而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他翻译为“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西部省份获得较大优势。
如此乐观的想法，恐怕连习近平本人都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如果习近平真的有心，干嘛不直接投资西部省份、提升西部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而要舍近求远、惠及他国呢？此前十多年，中国政府提出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沙皇朱镕基全力推广。然而，多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十分有限。西部仍然贫瘠落后，西部地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仍然超过三亿以上，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
跟当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比，习近平高调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更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首先，中亚各国政局大都不稳定，而且因为中国在新疆对维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使得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并不友善。中国贸然在这些国家投资，尤其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恐怕很难迅速得到回报，甚至很多投资会打水漂。
其次，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已经习惯了去东部沿海地区打工，愿意去自然条件恶劣、安全堪忧的中亚国家淘金的，毕竟是少数。那些地方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今年来中国工程师和工人在中亚国家被恐怖组织绑架的消息不绝于耳。所以，这趟“顺风车”不会那么舒服。
再次，陆克文所谓的“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未必能贯彻始终。即便被习近平视为盟友的俄罗斯，也不愿看到中国的势力进入中亚，欧美更是会想方设法加以阻挡。当习近平碰到铁板的时候，就只能如缩头乌龟般退却。
总之，想要靠“一带一路”解决中国的地区落差和阶级矛盾，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国进民退”之下，私有经济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陆克文的第三个论点是，国有企业改革虽然难以进行，但私有经济未来会有更大发展。“如果中国发展新模式成功，更多市场份额给了私有企业——这正在一步步发生——私有企业将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个看法跟习近平的雄性壮志背道而驰：习近平从总理那里抢过经济大权，大大加速胡温时代的“国进民退”政策。其反腐运动波及央企主管，并削减大型国企高管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习近平要彻底对国企动手术，乃至推动私有化政策。相反，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提出了合并一批央企，打造经济上的“航空母舰”的计划。尤其是在能源、通讯、交通等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国企的垄断程度将大大提升，不会给民营企业留下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
在此情形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老板普遍感觉到，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政策上的歧视使得企业步入难以突破的瓶颈。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不得不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以规避未来的巨大风险。
而少数依然风生水起的民企，如阿里巴巴、万达集团等，其背后的合伙人无一例外都是一群顶级的太子党。马云、王健林等人的崛起，靠的是绵密的政商关系，而非技术与管理上的优势。因此，这些“伪民企”可以日进斗金、多财善贾，不仅不能表明中国经济的健康和有活力，反之，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畸形与不平等、不公正的标志。
另一方面，习近平进一步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比如，近期在小米公司内成立党支部，就是要将毛泽东开创的“党支部建在连队”的传统向企业界辐射，让共产党像章鱼一样掌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八千多人的小米公司只有一百零四名中共党员，这个党支部在中共体系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组织部进入前沿的互联网企业仍然是一个震撼性的消息。评论人士邓恺指出：“北京市委组织部对这个党支部有实际上的直接任免权。至于这个党支部除了发展党员，权力有多大，对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员工的思想检查？产品的意识形态控制？这是中共这样的列宁式政党从体制内往外延伸，如果更严峻点说，也可以叫「IT行业体制化」。”
服务业能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吗？
陆克文的第四个论点是，有人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将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制造那么多工作岗位，但他举了阿里巴巴的例子，指出针对十三亿人的电子消费规模巨大。
中国经济的困境能够靠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来解救吗？网上购物的新兴消费方式，固然带动了物流业的迅猛发展，但是数百万靠骑单车送快递的农民工，只是挣扎在温饱在线的现代奴隶劳工而已，他们能够创造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吗？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住在北京远郊，从网上购物，常常是衣衫褴褛的送货人靠人力单车或电动单车将物品送上门来，从仓储中心到我家，他们在路上居然花了两三个小时。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有的甚至自己都不会网上购物，他们的薪资每月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币，在北京只能勉强维生而已。所以，他们虽然在号称高科技的网络公司上班，但他们的工作毫无技术含量，也不可能带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产业应当是智慧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下，不能容忍信息自由流通。二零一五年七月，中国通过新版的《国家安全法》，该法要求对包括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科技行业，以及外商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该法还要求支撑重要领域的技术“安全可控”。跨国企业和行业组织称，这个口号可能会被用来逼迫企业设立“后门”——即允许第三方进入系统的手段——提供加密密钥，乃至交出源代码。《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强硬的规定在全球科技界掀起了波澜。
中共政权是网络的死敌——它疑心重重地认为，网络是最可怕的颠覆性的力量。党国为了在网络的论战中占据上风，豢养大量的传播“正能量”的“五毛党”，这倒是提供了数百万的工作机会；但是，当所有公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受到空前压抑之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苹果、谷歌、脸书、推特这样的科技巨头。换言之，在未来决胜与技术和创意的竞争中，没有基本的信息自由的中国不可能有胜出的机会。
千万不要高估中国独裁者的智商
陆克文在演讲的最后指出，问题的关键是 “我关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已认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掩盖这些问题？他们没有。”他指出，虽然什么时候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他并不知道，但“可以看到应对计划已经到位”。陆克文的结论是“在每一个我提到的领域里，中国政府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足够的处理这些有关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的重大问题的政策方向。”
然而，习近平不是陆克文，习近平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领袖，从来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从来也不能接受逆耳之言。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因为在社交网上以刊登自己搞笑的照片而受到关注，他把自己的脸挤成菊花状，被人们称为“麻痹哥”。接着，戴建勇把习近平的照片也PS成菊花状，并加上一瞥小胡子，他还把这张头像做成贴纸。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创意，使得戴建勇被控犯有“寻衅滋事罪”而受到刑事拘留。网络杂志《石英》（Quartz）在一篇报道提到，和对待政治异议人士不同，中国政府一度对现代艺术家持稍为宽松政策。可是在习近平执政下，艺术家的生存环境明显受到遏制，戴建勇受拘留凸显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扼杀。经过几个星期的监禁之后，戴勇幸运地获得了释放，但他不敢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讲述自己的遭遇，估计以后再也不敢对任何领袖的照片“不敬”了。
连一张漫画都不能容忍，连一丝幽默感也没有，习近平哪里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魄面对不同的意见呢？陆克文如此赞美中国当局和习近平，仿佛习近平是料事如神、手到病除的神仙，可惜，他心目中的习近平跟现实中的习近平完全就是两个人。
要了解中国的真相，陆克文不能只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以及《环球时报》，我建议陆克文在访问中国时，向中共当局提出要去狱中探视刘晓波、许志永、高瑜、浦志强和戴建勇等人，去听听他们的心声。这样才能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我想，大部分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评价，会跟陆克文截然相反。对于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习近平何曾公开、坦率、诚恳地与中国民众讨论过？习近平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秘方。他惟有不断地掩盖事实、欺骗和麻醉民众。
陆克文自告奋勇地充当那个说皇帝的新衣真美丽的吹鼓手——赤身裸体的皇帝会给吹鼓手什么样的奖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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