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以党内处分、取消退休待遇等手段向《炎黄春秋》总编杨继绳施压，迫使杨辞去总编一职；九十二岁的杜导正无奈再任总编辑。他表示杂志内部没有乱，坚持守住办刊宗旨与八二宪法。
《炎黄春秋》总编辑杜导正（图：杜明明）
一位八十五岁高龄的长者坐着轮椅，找到《炎黄春秋》编辑部，给编辑部人员送来一束温馨的鲜花。她是抗战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叫卢英华，搭乘出租车来的，时政月刊《炎黄春秋》创刊至今二十四年，她始终是不离不弃的读者。她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对你们表示支持，《炎黄春秋》一定要办下去。”她欣喜地与几位编辑合了影。那天是六月五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最为艰难的时刻。
二十五天后，即七月一日，任职才半年多的总编辑杨继绳离职了。他是杂志社创刊人、社长杜导正的“左膀”。之前半年多，杜才失去“右臂”吴思。事缘二零一四年九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文通知，《炎黄春秋》主管单位由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改为文化部属下中国艺术研究院，六十天内，即十一月中下旬完成变更手续，否则便吊销执照。由于多种原因，总编辑吴思和编辑部三位责编辞职了。《炎黄春秋》为了更有尊严地活下去，安排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出任社长、编委会主任；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儿子陆德出任常务社长(法定代表人)，风风雨雨中，胡德平最终没能履新，陆德履新不久也在某上层压力下无奈离开。此时，七十五岁杨继绳临危受命走马上任总编辑，兼任副社长。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号，到二零一五年六月号，他坚守了半年。
杨继绳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从新华社退休的，仍享有新华社的退休福利待遇。据悉，杨继绳任职半年后，新华社党组织委派三名局级官员找杨继绳谈话，第一次谈话要求杨继绳立即辞去《炎黄春秋》总编辑职务。杨继绳顶着；第二次又找杨谈话，说如果他不辞职，会给予党内处分。杨继绳继续顶着；最后，党组织见事情没能解决，竟然耍那种不正常、不光彩的手段，做杨继绳夫人的思想工作，让他夫人逼杨继绳辞职，他们竟然威胁他夫人，如果他不辞职，他就要受处分，他的待遇、他的退休金、他的医疗待遇都可能会取消。一个家庭面临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和折腾，日子很不好过，杨继绳夫人劝说杨，别再去当英雄了，还说狠话：你就当你的英雄吧，再这样下去我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面对巨大压力，编辑部和杂志顾问们希望他带领同事们顶住，办好杂志，编委会表态：一旦《炎黄春秋》被当局下令停刊，社会上包括不少企业家都表示，将为他准备好数十年新华社扬言要扣除的他的福利收入，为他解决后顾之忧，希望他继续带领同事们坚定把《炎黄春秋》办下去。
北京当局整肃杂志
六月底，杨继绳终于还是被迫辞职离开了杂志社。他先后写下《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讲述北京当局如何整肃《炎黄春秋》，在事件中他的经历、他的思考。
八月九日，现年已九十二岁、无奈中再度出任总编辑的杜导正就《炎黄春秋》近况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
杨继绳辞职有一个多月了，《炎黄春秋》总体情况如何？
《炎黄春秋》能够挺过去的，内部稳定而有序，当然不能绝对排除突然被封杀的可能性。《炎黄春秋》办了二十四年多了，从来没有一天太平过，你不要指望哪一天《炎黄春秋》太太平平。这一阵，我们掐指一算，与有关部门已经十九次交锋，二零一四年九月开始的这一次，十一个月了。这一次的情况，与过去的十八次相比，更严峻些，更复杂些，但我们守住了底线，守住了办刊宗旨，坚持办下来了。今年第一期到第八期都很正常，还是原来的宗旨，原来的格调。九月号，编辑部已经第二次讨论稿子，全都通过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期稿子文章都已到齐，第十二期的稿子也已经有了，我大体看了，都还不错，这就是《炎黄春秋》总体情况。
最近上级主管部门对杂志社有什么新的动作吗？有官方媒体，特别是在网络上，对你们竭力抨击，有效果吗？
最近这十一个月，上级有些部门，对《炎黄春秋》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外部以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龚云，在《国防参考》杂志上发表长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批《炎黄春秋》二零零二年开始“变质”，“集中攻击共产党”，此文最初发表于三年前，影响不大，但最近影响颇大而成为话题，引起社会各方注意，缘由是《解放军报》官方微博两个月前的六月三日转发。他的文章给我们列了七条罪状，对《炎黄春秋》全盘否定，是近年来最完整的一篇反对《炎黄春秋》的大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接着批评批判我们的文章，一波又一波，这是外部给我们的压力。看来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似乎有来头的，我开始还不愿意这么说，现在看来，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舆论冲击下，他们紧接着采取釜底抽薪办法，就是中国人的说法“挖墙脚”，给编辑部造成实际困难，让你办不下去。当初国家新闻出版署有位署长是我老朋友，他概括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是用行政技术手段处理政治问题。去年让我们杂志社“改革”，变成国家资源单位的领导体制，这是以行政技术手段来惩罚杂志，这次采取内部挖墙脚，从内部给你搞乱，让你办不下去。据说，炎黄文化研究会把我们推出去后，自己反而又有了一个正式出版刊号，正在办一本杂志。
你说的内部挖墙脚是指吴思和杨继绳等人的辞职吗？
对。在《炎黄春秋》内部，我的左膀右臂，一个是吴思，一个是杨继绳。吴思走了以后，胡德平和陆德也没来多久。杨继绳上马。后来他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当时劝过他，说学学李锐，要顶住。为了坚持真理，牺牲什么都可以的。当时，中央组织部派了三位局级官员到李锐家，和他谈话，要李锐辞去《炎黄春秋》顾问职务。李锐听完就问，你们说完了没有？三个都说，说完了。李锐就严肃回答道：你们回去，向组织上汇报，就说是我李锐说的，《炎黄春秋》这个顾问，我是当定了。你们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结果，当局无可奈何，没一点办法。杨继绳一走，我的左膀右臂都没有了。我很担心，有人逼我们的编委、顾问和主要作者远离《炎黄春秋》。有的地方也接到上面的通知，但大都没有认真传达和执行，只是新华社这一家，执行最坚决。真让我失望啊，我是一个老新华，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二十兵团新华分社社长。我两个左右手辞职，搞得我一下子手忙脚乱，过去我一个月去杂志社三次，现在每周去两三次。
外面不少传言说杂志社现在内部有些纷乱，老朋友们的支持有变化吗？
这正是我们最为感动的。支持《炎黄春秋》的力量，半年多来依然出乎我意料，非常感人。《炎黄春秋》的老编委六十多人，只有一个辞了，其他都很坚定，李锐、何方、郭道晖、江平、资中筠、袁鹰、邵燕翔、钱理群、雷颐、张千帆等这一大批老中年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非常坚定。有读者说的有点过分，但表达了一种心情，他们说：《炎黄春秋》是今天大陆唯一一份讲点真话、讲点老实话、讲点真理的杂志；是千千万万人的希望所在；为了这一点期待，你们一定要挺住。这半年，《炎黄春秋》的稿源、稿子质量，都没受到影响，编辑想要一篇稿子，打个电话，稿子就来了。人心所在。至于杂志社内部，发行部、办公室、财务部都很正常，《炎黄春秋》最困难的时候，内部没有乱。外边的传说，希望我们乱，担心我们乱，但我们都没有乱。
听说半年前，杂志社也邀请了几位新人参与？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有新人进编辑部，这三个责编，思维、写作、编辑、经验、为人都不错。我们现在执行主编四人：王彦君、冯立三、丁东、杜明明。王彦君六十四岁，是当年中央统战部的第一笔；六十二岁丁东是著名老编辑、老作家；冯立三是当今北京著名文艺评论家。杨继绳走前，叫我女儿明明帮忙编辑工作。现在，徐庆全出任常务副总编辑，过去我们三驾马车的一驾，过去是吴思、杨继绳、徐庆全。徐年轻一些，来自山东渔民的孩子。今年五十二岁，来《炎黄春秋》已十八年，大是大非表现坚定而鲜明，站得高，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文字功夫又好。
您再度出任总编辑，身体能挺得住吗？
我当总编辑，完全是被迫的，也是暂时的。去年我让胡德平当总编辑时，我已经当众宣布正式退下来，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于是把顾问增加到六人，原来是三人，杜润生、李锐、何方，还有曾彦修，曾彦修走了。现在李锐、何方大家商量，增加了四个顾问，郭道晖、江平、陶斯亮、胡德华，胡和陶代表红二代这一批，郭和江代表大学老教授，李锐、何方代表老干部，杜润生一百零二岁，身体不太行。七个顾问，与过去的顾问性质不同，他们是有实质的工作的，是参加杂志社社委会的决策的。编辑部工作由徐庆全这个常务副总编辑。编辑工作有四个主编，社务有李晨、竟成等老同志，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就不那么担心谁离开谁走了。本来交班给胡德平、陆德，当局“逼退”，实出无奈，我又被逼上梁山，因此就先挂个名吧。真是老天眷顾，大概也是同情《炎黄春秋》吧，给了我一个好时机，我最近几次检查身体，血压等各项指标都正常，会上我发表演说，讲了一个小时，竟然没有累的感觉。
你怎么评估《炎黄春秋》未来走向？
守住办刊底线，守住办刊宗旨，守住八二宪法。具体的有八不碰，“自我审查”：多党制、六四事件、军队国家化、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等八个方面内容不涉及。我们要换位思考，《炎黄春秋》是时政刊物，就要掌握分寸，换位思考，虽说官方对我们的一些文章有意见，不高兴，但大体上还是能接受的。如果势头太猛，把你关闭了，我们也就没阵地发言了。《炎黄春秋》要守住阵地办下去，尽量保住阵地，这是二十万读者的期待。也是所有顾问和几十个编委们的集体愿望。
当下几乎所有人都判断说，中共当局对媒体对网络的管控继续强化，你的感觉如何？
我们要全面辩证的看习近平这两三年的作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是不错的。反贪腐，很得民心。但反贪腐也好，三中四中也好，核心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讲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现在贪腐如此严重，经济出现那么多问题，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赶上去造成的恶果。现在习近平集权，把各方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树立自己威信，这样做要辩正而具体分析，集权后有三个前途，一是朝着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发展，这是最好的一条路；第二条路，是邓小平的“经济反左，政治反右”那条路。第三条最坏，就是回到毛泽东社会主义，我认为不可能。因此，我对十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还是抱有期望的。
当下有不少朋友对政坛趋势表现失望，你怎么看？
这两年来，确实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由原先抱着希望，而后是观望，接着是失望，又进入绝望阶段。现在内地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现象，中央也已经注意到了，就是相当多的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即老教授、文化人、媒体人，心情不好，采取不说话的沉默态度。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更可怕是出现大量地下活动，很多人叫“家庭聚会”，实际是志同道合者到某人家里议论政治。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一种危机。邓小平说过，最怕大家不说话。我始终是乐观派，我对未来，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执政还是拥护的有信心的。我们对党负责。对中国老百姓负责。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凭着良心，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做的还是要做。
《炎黄春秋》未来几期会重点关注哪些大事？
第八期，发表了邓小平一九八零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篇讲话，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摇摆了几次，这篇是代表性的好文章，加上发表三十五周年。政治体制改革这旗帜我们举得很高。第二，我们要高高举起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这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标志性的、革命性的一次伟大变化，我们准备连续开几个座谈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七周年。第三，十一月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想大作胡耀邦的文章，中央会怎么纪念，目前还没听到更多消息，我们会做多点事。
来源：《亚洲周刊》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