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的长文《回忆江青同志》(以下简称戚文)8月2日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共识网上发表后,一个月来,读者点击达13万多人次,点赞达700多票。虽然点赞率仅为0.5%几,不算高。但就绝对数而言,点击数和点赞数都是很高的。戚文的中篇和下篇的点击数和点赞数虽比上篇大幅度下降,但绝对数仍不算少。

在“四人帮”覆灭和“文革”结束近40年之后的今天,因在文革运动中犯了严重罪行被判处18年徒刑的文革遗老戚本禹回忆被判处死缓的文革“旗手”江青的文章居然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这是很值得国人深思和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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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江青同志》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主要是因为江青、戚本禹的特殊身份决定的。普通人不可能知道党和国家最高层的内幕,而戚本禹不仅是在毛泽东、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而且是一度获得过毛泽东、江青青睐和宠幸的红人,人们对他回忆文革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江青的文章自然是充满好奇、渴望和期待的。戚本禹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刻意渲染江青的个人情事以及他与江青的交往,以此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

尤为令人诧异的是,戚文上篇是以“回忆江青同志”冠题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江青同志”,这个如雷贯耳的称呼当时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连在一起的。在粉碎“四人帮”及其清理“三种人”时期,谁敢公开称“江青同志”?现在戚本禹公开发表“回忆江青同志”的长文,自然吸引读者的眼球。我知道戚本禹是“四人帮”的走卒,如果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标题不带“同志”二字,我也许就不看了,但面对“回忆江青同志”,我就不能不看了。相信与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戚文的中篇和下篇标题没有“同志”二字,读者的点击数和点赞数下降约一半,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更重要的是,戚本禹极善于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取舍和编造故事细节,让有些人不得不信。反正这些事情只有戚本禹知道,当事人大都不在世了,无法核实。比如他说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接着戚就故弄玄虚,卖关子说:“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其实,江青即使确实去看他了,也确实说了这样的话,也是正常的客套,并没有什么大的深意,只不过戚本禹太自作多情罢了。读者对此怀疑也没有用,一不能去纪念堂问毛主席,二不能到某公墓问“江青同志”。再如江青曾对他说:“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又说“她那时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样,她对我说,我没有弟弟,我就把你当弟弟看。”对这样的话,江青究竟是否说过?没有任何旁证,江青又早已作古,怎么核实?只有随便他说。

当然,对戚本禹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取舍和编造的事情,有些还是可以找到质疑理由和根据的,如戚本禹说,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在这里,戚本禹告诉人们的是,他写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仅得到田家英的首肯,而且田家英还提出 “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

然而,据胡鹏池先生《邂逅韩爱晶,再说戚本禹》一文披露: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后,田家英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共识网,2015年8月17 日)由此可见,对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田家英看后是持否定和鄙夷态度的。

人们只要用心,勤于思考,骗子的伎俩是不难识破的。

戚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

戚本禹回忆江青一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甚多,很难自圆其说。如王、关、戚问题出现后,毛泽东决定整肃中央文革的这三个不可一世的乱世小丑,只是考虑戚本禹比较年轻,暂缓一步,以观后效。戚文说,“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在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期间,戚本禹借总理之口说对他们仍是“首长待遇”。言下之意是说,王、关、戚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检查一下而已。因为,仍然享受“首长待遇”的人,能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接着戚本禹又说“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要实现这个思想。”

戚本禹刚刚说过主席对王力、关锋“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而且仍然享受“首长待遇”,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这分明是说主席不仅要打倒王力,关锋,而且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这不前后矛盾吗?

戚本禹说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这是因为江青“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 戚本禹说,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可是对彭德怀就不这样了。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戚本禹虽然承认这件事“是我组织人做的.”,但又辩解说“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戚本禹还说江青、总理都“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好像他组织人到四川押回彭德怀是出于无奈,迫于压力。

戚本禹对李富春敢于说“就是不许反”,为什么对彭德怀不敢说“就是不许揪”呢?你的这种“横”劲到哪里去了呢?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戚本禹对彭德怀也是“挺横的”,下狠心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彭德怀被红卫兵打断肋骨。

由此可见,戚本禹的“横”劲来自上头,来自江青。横与不横以及怎样横,要看对象,要取决于江青的好恶。

戚文说,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毛主席那天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都谈了各自写作打算。戚本禹说,“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

戚本禹刻意渲染的这一通,完全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用老百姓的话说,“裤裆里插杠子——自抬自”而已。这里且不去说它了,单就“奖励”而言,究竟是主席的奖励还是江青的奖励?主席的任何事情都要假手江青吗?戚本禹写出了“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的文章,主席很高兴,为什么没有当面予以鼓励呢?戚本禹不是说他可以经常面见主席吗?

戚本禹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顺便提一下,“满江红”是词,不是诗,这是初中学生都懂得的常识。再说,一纸“满江红”词,限定93个字,“厚厚的一大摞”从何谈起?这不是说胡话吗?

另外,在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的宴会上,戚本禹说 “毛主席那天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这不仅是在舆论上组织对刘少奇的围剿,而且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了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采取的重大部署。戚本禹曾问江青毛对刘从何时开始不满的,江青说“那个早了”,说明主席倒刘之心早就有了。戚本禹却说“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请问,那个时候“无法无天”,有现在党纪、国法明确规定的“立案”程序和“立案”意识吗?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啊!

戚本禹以文革的标准褒贬人物

戚本禹文革的理念和情结深入骨髓,回忆江青一文通篇都是文革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美化、吹捧江青是“女英雄”、赞扬康生的“反修”,感恩张春桥关键时候给他的点拨。戚文说“江青说她帮助主席把‘论持久战’整理出来以后,就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她说这是她在中央机关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她一生中最感到光荣的一个职务。”然而,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2004年9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第267页“江青”词条,紧接着“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联华影片公司作演员”之后的表述是:“1937年8月到延安,随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重新进入党内。此后曾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1949年春随中共中央机关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其中并无曾“被委任为中央军委秘书”的记载。查阅其它相关资料,虽有江青“1938年8月任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之说,但“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与“中央军委秘书”是大有区别的,两者不能混同。把“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说成“中央军委秘书”实有故意拔高之嫌。

戚本禹重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 的老调,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还批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批陶铸“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批“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极力丑化陶铸,贬损邓小平。

戚本禹还揭露“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戚先生能否将陶铸家当年“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摆设照片贴出来让广大网友开开眼界?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江青、戚本禹所说毕竟只是一面之词。到过陶铸家的人和陶斯亮女士对陶家的豪华摆设应该有所记忆,不妨予以验证一下。

据戚本禹说,1965年,杨尚昆从中央办公厅主任职位调离,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但是龚子荣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这是戚本禹的偏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不是这样的,他对汪东兴总体上是信任有加的,不然不会让他在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戚本禹对汪东兴给他带手铐耿耿于怀,对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怀恨在心,戚编造这些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的东西,无非是诋毁汪东兴“忘恩负义”而已。

戚本禹大谈田家英对他的支持、帮助和恩情。他说田家英跌入逆境中时,戚还被人批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意为他对田家英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是充满同情的。但据叶永烈在《关于田家英之死》中披露,“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戚本禹就是这样报答田家英给予他的恩情的!

有待澄清和核实的问题

对戚本禹的有些说法则应进一步核实,如对样板戏,戚说“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据有关资料披露,江青正式搞样板戏是1963年从《红灯记》开始的,而程砚秋1958年3月9日就去世了。程砚秋是否涉足了样板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待考。

据叶淑穗《鲁迅手稿在文革中曾遭江青劫掠》一文披露,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得知鲁迅手稿在文化部档案室后,立即跑到文化部,以中央文革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勒令管理机要档案的李云联同志交出鲁迅手稿,并将其全部强行掠走。为证实此事,我们曾分别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戚本禹,他们却置之不理。

后来,许广平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15页,书信手稿1054封1524页(大部未印),1966年6月30日,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1967年春,戚本禹在文化部听说此事,又将这部分手稿拿走。现在我不知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许广平逝世以后,当晚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向许先生的遗体告别。海婴就此把许先生的信交给周总理。稍后,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也都来了。周总理当场谈了许先生的信,并指出要查清戚本禹盗窃鲁迅手稿事件,要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江青在一旁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从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既然戚本禹深受毛泽东、江青的赏识和宠爱,按戚本禹所说,他与江青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到了“姐弟”关系的程度,那么为什么对他突然翻脸,弃之如敝屣呢?

据吴法宪回忆说,“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由于有毛泽东区别对待的指示,“把江青当成自己母亲一样看待””的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向毛泽东反映,把他拿掉。”是否属实,待考。

还有一个令我困惑多年的问题,就是文革之前,毛泽东、江青都痛感北京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偌大京城,人文荟萃,人才济济,竟然找不到一个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写手!我曾想,戚本禹不就是一个最佳人选吗?第一,戚本禹在1963年就写出了《评李秀成自述》,而且此文受到毛泽东、江青的赞赏,戚本禹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江青的视野。一般来说,毛泽东、江青应该考虑到戚本禹的。第二,戚本禹急功近利之心甚切,他做梦都想通过写文章、整别人博取主席的欢心,由此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如果毛泽东、江青找到他,他绝对不会像那位李先生那样婉言谢绝,而是会感激涕零,誓效犬马之劳。我始终困惑不解,毛泽东、江青为什么放着近在眼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急不可耐地渴望效力的戚本禹不用,非要舍近求远劳驾江青到上海物色人选?

后来,江青在上海物色到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担当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

姚文发表之后,名声大噪,戚本禹不甘心姚文元专美于主席和江青面前,于是于1966年1月15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他上纲上线,落井下石,对作者吴晗进行最猛烈的批判,强调“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又进而说“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时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他批过《海瑞骂皇帝》,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姚文元只批一个《海瑞罢官》,戚本禹不仅批了《海瑞罢官》,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批了《海瑞骂皇帝》,调门和用词都比姚文元严厉得多,把海瑞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更加明朗。

我真的为戚本禹颇感不平,当初把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就近交给戚本禹多好啊,姚文元就很难当上政治局委员了。戚本禹不仅具有超强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能力,更难得的是人家忠心可嘉,积极性特高!

戚本禹笔下的史料“三烧”

读了戚本禹的文章,最使我大开眼界的是发生在最高层的三次焚烧史料事件。

根据戚文披露,第一烧是“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

第二烧是有人在北京图书馆“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的内容,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戚本禹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扩散,哪知道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后来我也这么跟总理说的,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了字,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

第三烧是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纸送到北京来交给戚本禹,戚“打开材料一看,也就是当时国民党报纸造的一些谣言和一些攻击的话,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泽东),成了压寨夫人。”同时又跟江青说了这事,戚没有跟江青讲。江青等了几天,就直接找到戚本禹问是怎么回事,怀疑戚“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后来这件事情还是总理来处理的,“他也让谢富治他们拿去烧了。”

看了戚本禹笔下的“三烧”,我感到大开眼界:原来权势人物对有些史料是可以下令烧掉的;同时我又感到困惑:史料是史实的载体,真假虚实是另一回事,留着给后人研究和鉴别,为什么说一声“烧掉”就烧掉呢?烧掉了不是对历史的阉割和毁灭吗?

我为什么说戚本禹是“政客”?

戚本禹假惺惺地自我表白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

“好写文章”是好事,怎么成了“弱点”?关键在于写的文章是不是真正的好文章,写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好文章,于国于民,善莫大焉;写仗势欺人、罗织罪状、颠倒是非、陷害忠良的坏文章,泯灭良知,天理难容。戚本禹写《评李秀成自述》也好,写评《海瑞罢官》也好,只要不诬陷前人、连带今人、欺骗后人,你怎么写、怎么评都行,但你把明朝的海瑞和晚清的李秀成与彭德怀、瞿秋白等人联系起来就是居心不良了。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说“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意思就是说,不管彭德怀的意见对不对,也不管彭德怀的罢官冤不冤,只要主席满意就行。作为一个以“好写文章”自诩的文人墨客和历经沧桑、年逾八十的耄耋老人,竟说出如此丧尽人格、恬不知耻的话,真是令人作呕!

戚本禹根本无心做“爬格子”一族,他的兴趣在揣摩上意, “爬格子”写文章只是为了迎合上意,以博取宠幸,邀功求赏。这正是政客的惯技。

戚本禹跟最高领袖的夫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竟结成什么“姐弟”关系。这绝对不是一个正派干部所为。

戚还说:“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作为一个在中央核心机关工作的干部,向最高领导的夫人探问最高领导层的纠葛,江青向别有用心的戚本禹介绍党中央一、二把手产生矛盾的渊源,都是政客行径,都是严重违反党纪、极其错误的行为。

戚本禹极力宣扬、炫耀自己跟江青的亲密关系,说“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还说“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

戚本禹又说“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生了点小病,“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一副官场中小人得志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的丑态跃然纸上。

戚本禹当然不会漏掉当时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他说 “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孰真孰假,很难认定。因为,即使跑到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找到林彪、叶群的尸骨也是无法核实的。姑妄听之吧。

戚本禹精心研究高层人事关系,上蹿下跳,以博取更大的权力。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说:“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

正因为如此,我才认定戚本禹不是一个正派的志在写文章的人,而是一个痴迷于官场和权力的政客。

古往今来,所有的政客都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是铁律,戚本禹也不例外。他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泽东如何如何的忠诚,其实并非如此。如毛泽东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听信“四人帮”的一面之词,确实发了一通支持“四人帮”、批评老帅的雷霆之怒。但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毛泽东强调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但戚本禹照讲不误,直到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仍三番五次地提到“二月逆流”。但是,戚本禹提到“二月逆流”是不加引号的,说明他仍然认定当年老帅们的那场抗争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他如果真正对毛泽东忠诚就不会这样。

作为权欲熏心的政客,他要固宠攫权,必须投靠一个最有权力的人或集团作为靠山。在当时,他当然认为毛泽东是最可靠的靠山,所以他抱定了“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的决心,一副与毛主席生死与共的架势。然而,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毛主席没有失败的时候,他却在毛主席眼皮底下身败名裂了!

鲁迅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上苍有眼,把戚本禹这条“中山狼”老早关进秦城监狱,否则,他给国家和民族将造成怎样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

胡鹏池先生说得好:“史实不仅有真假之分,也有多样性,也有层次之分,我们读史写史时必需明察秋毫,纤微毕现,千万不能给戚本禹一类骗子骗了。“诚哉斯言!对戚本禹回忆江青的文章,我只能说:贵在思考!

201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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