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周刊，作者:主笔_黄佟佟 香港报道
用查建英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只羡慕或钦佩刺猬的狐狸，“这个狐狸不专注，到处乱跑，口味比较杂，好奇心比较重，什么事情都有兴趣。我愿意成为一个观察者，站在灯光之外的地方……”“不是为了安全，是因为这样我能看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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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走了进来，轻盈得像一阵风。
作为一个小众偶像，查建英在香港书展拥有足够的自由，她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知道她，而她在意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豆瓣粉丝小组里男女的比例各半，他们形容她很热烈、敏锐、聪明、感情深沉真挚、见多识广、正派正直、不端着、大方自然……衿持的女记者们纷纷找她合影，说她是她们的偶像，最后大抵都要问到查老师终极问题——裙子是哪里买的?她就笑嘻嘻地告诉她们是在798的一家小店。
原来您也买小店啊?
当然买啦，她瞪大眼睛做不可思议状。
那一瞬间，真的很少女。
很难想象，面前这位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女子是1958年生人，作为北大78级中文系的校花，她的美丽早已传遍江湖，但与照片上那个忧郁深沉的优雅妇人和《锵锵三人行》里那个言辞犀利的女知识分子相比，私下里的她要温暖活泼很多，一整个采访，她都默默地在算着时间，因为一心记挂着待会儿要去的一个午餐，“去吃好吃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您平时都喜欢干点啥呢?
“我常常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但不包括购物，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她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永远闪动着笑意，当然偶尔，还有那么一点狡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只羡慕或钦佩刺猬的狐狸，“这个狐狸不专注，到处乱跑，口味比较杂，好奇心比较重，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从小就爱读《十万个为什么》，长大了还是对各种事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就串了各种各样的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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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究竟干了多少行当，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她当过红小兵，也当过农民，1978年又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北大的幸运儿;1981年看同学申请自费留学，她跟着申请了一个，谁知道就成功了，连英语也不大会，就糊里糊涂去了美国，成为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她走后几个月才开始有托福。
1980年代她是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留学生里的代表作家，做过八年全职太太，现在又成了著名的电视时事评论人以及非虚构写作的大拿，2006年著作《八十年代访谈录》在知识界中反响强烈，而2014年在香港出版的《弄潮儿》更是洛阳纸贵，每一步似乎完全是不经意，但每一步似乎也都在某种热点上。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肯定不是，但是我是跟着环境走的人，我的人生不是很有设计感，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生活比工作最重要。”查建英说。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生活薄待过的人吧?”我问她。
在平常人的印象里，她和刘索拉、洪晃一样，都是优越的高干子弟，最早的海龟派，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小时候父母都在北京市委工作，住在李莲英的外宅里，“那是个大杂院，里面有二百多户人。”她纠正我，顾左右而言谈起她认识的一个美国大学的校长。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曾担任过两任州长和议员。越战中，他丢了一条腿，后来装了假肢，他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我们家也曾在‘文革’中受批斗，小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黑孩子，然后上的是一个很烂的中学，我哥哥坐了这么多年的牢，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人是疯掉了。校长就跟我说，‘建英，我现在才知道你曾经历过这么悲惨的事，因为我觉得你特别阳光，我完全没想到你曾有过这样的童年和家庭故事’。”
“我是这么答他的，我为什么不觉得我苦?第一，在中国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灾难当中，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是最惨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承受(灾难)，所以它就有所减缓，至少觉得，周围有很多人跟我们家一样。而且，我还有朋友呢，我特别感谢那些工人子弟，因为我是‘文革’爆发以后上了学，我的同学没有看轻我。虽然我是这么答他的，但是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天性。你看这位校长他丢了一条腿。他的生命经过了很大的磨难，人也备受争议。可是他也很阳光，这就是天性，有些人生下来可能就比别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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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平等，这是写在第一行的大大的文字，如此强调，也许正因为人生而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乐观，有些人则不，查建英生来就乐观，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则生性激烈，结果两个人的命运迥异，没有道理可说，如果要用按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能还因为查建英有一个“充满爱的童年”，虽然“大环境我们家里挨斗挨批，但小环境我们家里很有爱”。
“我爸爸很爱我。因为他前后两任婚姻有三个儿子，只有唯一这么一个女儿，虽然他老觉我应该去学科学，应该懂理论，要不‘你都不是20世纪的人’。他当年就这么说。但实际上，他也挺佩服作家的，一直让我走自己的路，他没有传统的中国父亲的大男子主义，至少在跟我的关系上，他很早就和我是朋友关系，又宠爱又是朋友。我不是天之骄女。为什么后来我还能从那种比较仇恨、阴暗的心理走出来，而且比较阳光呢，跟这种小环境有关系。”
也曾经天真过，1987年她迫不及待从地海外回来 ，“其实是很没面子，连博士学位都没拿，那时候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回来吧，中国现在好得不得了，我就回来了。当时的文化人有一种很天真的理想，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能改变多大多大的事。等两年以后，我再回到美国，我真正第一次开始反省这种态度，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激情，觉得我能改变社会，我要启蒙民众，我要教育一批人。有些人，我觉得天生是要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他也适合担任。但我很早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到南卡罗来纳大学这里又特别偏僻，但正因为偏僻，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独立思考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经历过‘文化热’后回到美国，我觉得中国可能缺少另外一种拉开距离，保持冷静，然后去看清前因后果，主角和次角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这可能是我更适合扮演的角色。”
做一个时代观察者，是查建英给自己的定位，“你看我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个年轻记者说由我来做“八十年代访谈录”也蛮意外的，因为80年代当中有一半时间我在国外，但我又好像跟各个圈子都熟，都认识，在不同的圈子里面都插了一脚，可是在每个圈子里面都站在边上。我觉得这个说得挺到位的，我确实是有意地在90年代以后保持一种边缘的观察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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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查建英的身份是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而写作则是她的业余工作，观察大时代中的人，并且用人的经历去折射时代是她这十来年一直在做的功课，这也是2003年她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的写作方向，具体说，就是向美国人介绍在变革大潮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这些人里有知识人张维迎、刘东，复杂的老作家王蒙，还有成功的地产商潘石屹、张欣，电器商人张大中以及资本家孙立哲……
这些登在《纽约客》上写给美国人看的长文却意想不到在中国互联网时代受到热烈的欢迎，《国家的仆人》、《龟的故事》……这是查建英想也想不到的中国市场，2014年《弄潮儿》在香港出版，火速成为香港畅销书，也是2015年香港书展上最受追捧的热门图书。
对于书的名字，查建英并没有多扯唐诗宋词，而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人可以改变涨起的潮水，但是这又取决于你如何弄潮，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定数并影响其他人。我所有的朋友以及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全神贯注直面应对着‘崛起的中国’，这据说是他们人生戏剧中最为重要的一幕。”
“一个个人主义者试图用个人的故事和命运来反映古老中国的变迁”，这是一种关于查建英的评论，对于中国的情况，她有着清醒的看法，“我在公开场合都说过对鲁迅先生的某些微词，我更喜欢胡适，但我觉得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意是‘真的勇士’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这种韧性就是持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锻炼耐性或者耐心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特别复杂，历史文化特别深厚和坚固，你要改变一点事，比如你要换一个桌子的摆法都要出人命的，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改变，做一点事儿，你都需要坚持，因为很多时候，不断地觉得很无力或者很失望，都是因为你把自己能改变的东西，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大了。”
在“无我”这一点上，查建英似乎达到了某种禅宗的豁达，她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说着一些清清淡淡的话，这些话你要回家想半天才能琢磨出厉害来，对于大场面、大问题、大时代，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她喜欢的是小角度、小人物、小范围。别的女作家都特别注意形象，出来见人要化好妆，照片一定要PS，会场上放了自己不好看的照片会愤怒地要求退场，但查建英对于外貌有一种彻底的淡然，别人上电视老在问要补点儿妆吗?她则追着人问，“哎，我待会儿还去吃饭，我卸干净了吗?”
四十分钟专访时间一到，她开始把眼神投向助理，希望她来解救她，我知道她希望早点从这些人盯人的采访里脱身而去，去吃好吃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女主角，也不喜欢当女配角，我告诉你吧，”她看了我一眼，加重了语气，“我就不喜欢当角。”
不喜欢当角，你喜欢当什么呢?
“我愿意成为一个观察者，站在灯光之外的地方……”她笑嘻嘻地看着我，“不是为了安全，是因为这样我能看得更清楚。”
南都周刊×查建英
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和香港，现在和1999年你那时来香港有什么不一样么?
查建英：香港以前给我的感觉特别好，但这次来了以后我感觉变化特别大，对于新生代，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解，很多信息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法发言，但我觉得，的确，这种激烈性和激进性把香港社会整个撕裂了，我看了以后挺惊心动魄的。作为对香港很有感情的人，我很感叹，对香港很担心，不知道它这个转型该怎么走。
南都周刊：《弄潮儿》是2014年的书，最近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听说你在写小说?
查建英：这是我觉得比较纠结的一点。你看我的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现在叫非虚构，当时还没有这个词，近年反而好像在中国有一股非虚构热。我写完这个《弄潮儿》之后，我就想写小说。因为我最早中文出版的是小说，所以我还是有一个小说梦，觉得没实现，而且想写长篇，其实这两年一方面是家里的一些事情，我母亲两年前去世，走之前我是一直看着她的，最后半年多都是我和我弟弟在那儿轮流陪伴，然后去年正好我先生也有比较突然的一个手术，所以各种事情比较焦头烂额，写作也时断时续，印中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一些变化。
当然这都是外因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我20多年没写小说了，所以回头从早年写很文学化的小说，很不容易走到了这种非虚构的，用英文第二语言来写，好像铸造了作为一个作家新模式的感觉，再回头写小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回不去了，或者不可能再去写当年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可能小说和荷尔蒙更近一点，更感性一点，非虚构可能会更重于智慧和理性。
查建英：大家这么看，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就看我们是不是特别固定地去理解这两种文体。之所以这两年比较纠结这个小说写得有点不满意，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再细也没法说了，因为写作都是写完了才算数的，只能说现在这一刻的想法就是，也许我应该尝试一种像小说的非小说，或者像非小说的小说，所以这种东西可能不应该是我以前想象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我最奇怪的是你的《弄潮儿》要请别人翻译，你是个作家，而且是中文作家。
查建英：我没有请别人翻译，是出版社请人翻译的，我订正了一下，我是绝对不会自己翻译自己的东西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
查建英：因为很简单，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已经费了很多心思打磨。看一个别人翻译出来的我的东西，就像我做的一道菜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它还是那个菜，但被另外一个机器加工了一遍，就少了一些原来的锅气。
南都周刊：那你为啥不把锅气加回去?
查建英：不可能。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我以前从最开始写英文，就有人想让我自己翻译成中文。它用另外一个语言，需要再生。除非我重新再写一本书，那不如我再写一本新书了。
南都周刊：作为读者，您写的书其实蛮少的，才五本。
查建英：对，没错。我昨天还说我来书展都觉得心虚，我是一个低产作家。
南都周刊：是慢工出细活呢还是比较懒?
查建英：我觉得两个都有。我要自己夸我自己一点儿，就是慢工出细活。我要是说得更老实一点，就是也不够勤奋，比较懒散，而且我有工作。
我一直在印中研究所，做项目的策划、组织和管理。
南都周刊：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查建英：我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但不是购物，我不太喜欢购物。我喜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南都周刊：我发现大家都特喜欢跟你聊天，陈丹青阿城都跟你聊得很愉快，你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还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查建英：我希望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有一直在写么?
查建英：断断续续吧，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有八年，几乎就是在家带孩子，有时候给美国之音写美国生活手记，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当然也很享受，有时候也会很焦虑，觉得我就这样了!当时我生活在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城市，休士顿。一旦我回来接上地气以后，我又觉得工作重新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
南都周刊：在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其实非常少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女知识分子，您和龙应台都是佼佼者，但我们看到龙应台是冲到前面去的，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号召力，气场强大，我反倒觉得您是很退后的。
查建英：对，没错。
南都周刊：您说您想做观察者，这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因为您的性格比较散淡，不喜欢做女主角。
查建英：我不喜欢做女主角，也不喜欢做女配角，我就不喜欢做角。所以昨天香港书展派了一个实习生陪我，她跟我聊说“查老师，我觉得你好像跟别人正好相反，比如我们昨天的讲座，你就不愿意一个人讲，一定要拉一个朋友来变成聊天”，我说因为我这样比较舒服，也不用准备，这也是我懒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喜欢即兴，为什么我老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它完全是即兴的，朋友之间的聊天，一些话题都不告诉你，甚至当场会变的，这样你撒谎都来不及，你肯定是真情流露，而且你不是在演戏，是你自己的性格。我不喜欢那种舞台感。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我怕那些灯。
南都周刊：我觉得您有一种对人世的善意，个性里有很明亮的东西，这种气息非常少在女作家里面。
查建英：女作家你比我更了解，是不是因为她们老是写跟男女关系有关，纠结在情绪里?
南都周刊：那你也写啊。
查建英：但我觉得我写从个人经验出发的男女故事，尤其是转到非虚构以后，其实就没写过，转成那种非虚构的理性写作其实是很反我的天性的，我的天性是比较容易冲动的，比较感性，很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湖北人那种，特别暴躁，急脾气，然后爱憎分明，在街上看见别人不排队、插队，她恨不得就要打架的那种。我有她这一面，然后我要很费劲地调和这个。
我爸爸是搞哲学的，比较理性。现在转到了当记者，一干这么多年，我希望再写小说，也是一种不是小说的小说，也是希望不要再写完全是当年文学青年时候的那种，要不就是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要不就是极为主观的内心体验，比如全部是从个人的情绪出发，我不太喜欢这个。也许是这一点，所以我可能不是更像个作家。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满意吗?
查建英：家庭生活，我这是第二次婚姻，第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失败。
南都周刊：第一次是不是杰夫(《丛林下的冰河》的男主角)那种?
查建英：你还真看过我的小说。其实那个杰夫完全是另外一个。如果说有任何原型的话，也是以前那个男朋友的原型。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白人，我觉得跟我自己1987年回来也有关系，就是回来一年之后我跟他就分居了，然后就离婚了。然后第二次婚姻，我觉得是比较对的，所以它能维持到现在，也生了孩子，已经20多年了。当然，婚姻长久了以后我觉得变成亲人了，就是亲人的关系。
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
南都周刊：其实说起来，你生活挺顺的，这跟你长得漂亮关系大么?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查建英：你这个是女人的角度，哈哈，也是奇怪的。我很早就在中国承认我是有女权观念的，可是我的确从小到大在生活当中都很受男人的保护或者受惠于很多男性的，在个人生活当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去仇恨男人。我只是从一个平等理念上甚至就是一种直觉。
南都周刊：很多中国女性都怕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好多学者都说现在的女性意识好像在倒退，还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查建英：确实是啊!
南都周刊：社会上女性的状态非常撕裂。有一部分是非常前进的，要独立，要平权。因为女性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中国的高校的男女比例已经破五了，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但你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婚恋当中受的压迫更严重了，越优秀的女人越嫁不出去，成为剩女。
查建英：没错。我和王蒙在《锵锵三人行》那个节目里面专门谈剩女这个现象，剩女是这种语言上对女性的歧视，像三、剩女、婊、绿茶婊等等一大堆。我觉得是中国传统里面渣子的那种文化，就是男性文化、父权文化的重音、返潮。
南都周刊：现在的父权文化越来越厉害。
查建英：现在有些女性某些方面走得特别远，意识上的开放和在职场上的这种能力越来越高，而婚恋上却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完全是撕裂的，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敢出来承认自己，不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而且现在的男人比“五四”时候差太多了。那时一流的人都说自己是女权主义，只不过不这么叫。
南都周刊：你觉得女性应该怎么走?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说，她大致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查建英：最主要的得自己救自己。有一些女权的运动，比如一些年轻女孩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新的女权运动的一个苗头，它会壮大的。因为显然老式的那种妇联式的帮助不了现代女性了。
其实就跟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一样，你需要一个广泛的，或者有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超越性别、超越族群的同道者一起来推动这件事儿。这批人肯定是整个全社会走在前列的，所以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们是会受到强大的主流的贬低、排斥，甚至要付出很高的个人代价，这是没办法的，但这绝对是一个方向，早晚要走的。
南都周刊：所以女权肯定不是仇男，女人和男人要一起来推动女权，这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
查建英：对，没错。这是上帝预设的，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