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治制度为何26年来没有实质性转变？
一、序言
2015年是北京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失败的第26周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除了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和国内政治反对派或自由派不遗余力地抗争和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如中东还发生了促成政治变革的“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促使一些国家如图里斯、利比亚和埃及等政治制度的重构。而且，西方世界也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敦促中共施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报禁，保障基本人权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政治仍然没有呈现一个逐渐或持续的宽松与改革的景象，相反，中国的执政党或统治精英却显露出更加保守和固步自封的姿态，特别是自2012年中共第五代领导层执政以来。
中国政治制度不仅未变，反而更趋专制独裁，其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对此，在中外政治和社会学界，（虽然）讨论很多，也有大量的文献涌出，但大多数则没有给出令人完全信服和满意的答案与解释。学界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导致中国政治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基本和关键因素的研究或探讨。尽管学界（如发展社会学）对（各国）一般转型的各种已有或可能的因素（通过理论与经验式分析）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但对中国转型困境“要因”（即专门针对中国政治发展特点）的研讨却十分缺乏或不足。
鉴于这种状况，本文的目的与探讨任务即是，将讨论政治转型的重点放在“中国因素”（即阻碍中国政治转型的“中国原因”）上，而不是仅仅用世界上不同时期和地区政治转型的经验，以及学界对此所推出的一些典型理论与方案来关照“中国转型困境”的问题。这就是说，笔者将对讨论的课题与范围，限制在分析造成转型受阻的因素与导致转型的可能途径的框架之内，而对转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或成败等议题（如是否出现动乱、国家分裂、甚至战乱等 “民主的崩溃”现象）则不予（过多地）讨论——这将或可在另外的研讨文章中进行讨论。
基于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现状中获得的认知与资讯，笔者尝试着在原因探究上为中国政治转型的困境描绘出一个初略的模型来。这个理论模型更注重对政治转型“过程”的关注，但却又不忽视对转型所面临的“结构性”原因的照顾。按照这个分析方案，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症结，应该归结为如下几个要点：一、政治精英（即执政党阶层）内部在意识形态共识、组织建构、治理能力和权力分配上的状况（即是否出现如保守派、改革派等力量的分化或在思想上的分裂），以及民间政治（如公民社会）力量生存的机率及其与统治精英之间的互动等，是决定中国政治转型与否（或如何推进）的首要因素；二、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等因素，可以被看作是实现政治转型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必然与决定性的动因；三、外部（西方国家）的干预（如颜色革命等），对中国政治转型所起的作用和效果和不如对其他一些小国的大；四、一般来说，中国可能的政治转型将是一个从上到下（但不一定是循序渐进）和由里到外（即从上层分化到社会运动）的过程。
二、对转型理论的一些取舍
在民主化理论或政治转型理论中，存在着两个大的或偏重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结构论”(structural approach)，一个是“过程论”(process approach)。结构论注重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形成（中产阶级等）对政治制度演化与转型的促进作用，认为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对政治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是所谓政治“现代化理论”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的基本出发点。过程论（或“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论）则将注意力放在对政治行动者即精英的决策上，强调政治精英的关键性作用，认为转型的发生依赖于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并将政治精英间（包括统治与社会精英中的各派别）的各种互动即“政治过程”看做是影响转型的关键因素。过程论认为：在专制体制下，政治转型的发生主要源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与矛盾，即在权力者之间发生的分裂与对立（如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仗）。在笔者看来，后一种理论（即过程论）更适合用来解释中国三十多年来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即：更能合理地解释或描绘，为何中国政治转型至今未能启动的现实。而学界用于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以及描绘6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部分国家社会发展的“发展理论” (theories of development），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上世纪末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了，更不能解释本世纪初“茉莉花革命”及其之后的中东地区各国的政治发展现实。目前展现在学界面前的各种复杂的发展景象，促使研究社会转型的政治和社会学者们将其探讨进路转变为一种多层次多视角的复合模式，即借鉴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这三种方案（而不是只用其中的一种），来作为分析各专制国家政治发展和转型的工具。
只有找到了切合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现实和本质的进路或分析模式，才能比较贴切地回答上述提出的中国为何至今没能实现政治转型的问题，也才有可能为找到中国政治转型的契机和可利用因素提供理论的基石与实践的可寻性。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原因，才有可能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由于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导致或促成中国政治发展现状的“中国因素”，并主要从“政治精英选择理论”（即转型理论中的“过程论”）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转型困境的问题，所以笔者要提出的核心问题自然的就是：当代中国的执政者为何没有或未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哪些关键因素促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甚或倒退？什么环境因素（如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等）是中国政治转型事业未尽的动因之一？由此，也就逻辑性地派生出下列的几个问题来：1、中共是否会自行改制？如果不是，是否会出现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 2、西方国家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即什么（如价值与利益等）是西方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3、中国政治为什么26年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社会转型是否是个乌托邦？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也就有兴趣或势必对如下的三种（时兴）理论或观点作一些分析评判：1、习近平集权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搞“圣人改制”。其有两种可能：一是改良和修正现制度但不根本改制，一是由改良逐渐过渡到根本改制。2、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无意改动中共政治体制。3、西方并无强烈兴趣要中国尽速改制，中国政治保持现状对西方或许更有利，等等。
在回答上述问题和分析评判所列举的视点之前，笔者欲先将专制社会转型的一些基本模式和具有代表性的论点简单描述一下，以作为本文分析的依托或借鉴。结合学界一些转型理论的观点和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转型状况的观察，笔者认为，专制社会的政治转型有三个基本的模式：一是统治阶层中的部分精英自愿改革，或有改变政治现状之意愿，如台湾的蒋经国、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等，其原因一般有：内政危机如腐败和权争等，意识形态衰落，以及外来因素的促进等；二是执政党被迫即不情愿地进行政治改革，如从下到上的社会运动，或经济、环境等危机所致；三是在外力的左右和干预下，原政权被兴起的社会运动推翻，如西方国家在中东和东欧诸国推动的“武力输出民主”和“颜色革命”等。具体地讲，西方外力促成民主化转型在历史上有如下的三种方式：一、通过战争和军事干预，如二战后在德国和日本推行的民主化，和本世纪初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民主输入”；二、促成专制国家执政党内部的分化瓦解，意识形态动摇，发生政变或自动改制，如前苏联等；三、推动“颜色革命”，如在中东的图里斯、埃及、利比亚和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发生的变革。
美国政治学者裴敏欣，则认为中国政治转型有五种可能的途径：1、专制政体会衰变，即一党政权在组织上会老化和衰变；2、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如城市化、通信技术提高等促进更大的民主要求，导致一个由统治精英自行操作的和平权力退出，即所谓的“大团圆结局”，这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成如经济表现不佳、军事上的失败、人民反抗升级，无法忍受的镇压成本和贪腐成风等；3、“天安门终极版”，即执政党不顾政治转趋激进和社会分化而继续拒绝政治改革，便会出现社会反弹和造就“中国的戈氏”等；4、金融危机，如1997至1998年的东亚危机导致印尼苏哈托的倒台；5、环境崩溃，环境破坏引起政权更迭的概率并不少，中国目前环境恶化程度显著。（参见《裴敏欣：中国步向民主化的5种可能》，原标题“5 Ways China Could Become a Democracy”，《外交学者》，2013年2月13日）
裴敏欣举出的这五种在中国可能出现的转型机制或诱因，看上去很诱人或面面俱到，但了解中国政治发展现状的人都不难看出，他的这些揣度大多是将别国和中国过去的发生过的一些事例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身上，于准确地解释和描绘中国政治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机遇无多帮助。譬如：对“中国的戈氏”的出现、天安门事件的重演等历史景象的预期，夸大经济发展和技术改善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和简单地将印尼的情况与中国类比，以及勉强地将环境恶化纳入专制政权更迭的主要动因之一，等等。当然，不是说裴敏欣的推测和观点完全与中国社会发展没有关联，只是他的这些论说流于泛泛，未能触及中国政治转型问题所蕴含的“中国因素”。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裴敏欣主要是囿于转型理论中的结构论，即停留于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中，将社会经济与科技等的发展简单地与政治转型绑架在一起，忽略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变化与互动以及其政治抉择对政治转型的决定性作用，背离了当代专制国家（如共产极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现实。
三、几个重要的论点
在关注专制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视点极为重要，那就是，大国和小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把专制国家转型动因分为内、外两大类，即内部变化或外部干预，那么由外部力量干预而实现转型的政体一般是在一些中小国家，而大国则很难由外来干预而实现制度转型。大国社会转型主要取决于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与瓦解。譬如：小国如前苏联时期的东欧各国、911之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茉莉花革命”后的中东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图利斯、埃及、利比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其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均与外部环境和势力的参与及干预有关。这些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受制于大国的意志和国际关系环境变化等因素，并非国内经济与社会等问题使然。而大国如中国（或俄国）的转型或改制与否或程度如何，则多由其统治精英或执政党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取向，以及由权力内部的稳定与否等因素来决定，如：前苏联的戈氏的政治倾向决定了苏共的分裂与垮台，习近平的政治定位则打造了中国新威权主义的制度模式，以及他的强势作风促成现阶段中共权力的高度集中等。纵观近年来世界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国家来看，其中大多数或几乎都是些中小国家。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发生民主转型并不是，主要因为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而产生的，关键则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武力和其他干预而成。而大国如中国和俄国的制度转变则难以受到外力干预的影响。
这就相对地否认了那种自由经济必然导致民主政治，或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必然契合的理论和方案。而且，在这里，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转型国家朝野的“民主化意志”被视为其最主要动因的观点，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上，对转型起关键作用的是大国利益角力和国际资本扩张需求等。这里，经济利益、市场占领和资源掌控等才是其最基本的动力。这可以从西方民主国家对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等阿拉伯专制国家，以及与俄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上看出。中小专制国家的转型，很少或几乎没有一个是因自身和内部变化而形成，相反，则多是由西方国家所推动。而西方鼓励和促成专制国家的转型亦是有选择和有条件的，不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之，如对古巴和朝鲜等国的无奈与容忍。东方专制国家民主化浪潮，是西方资本扩张和全球治理计划的产物，不完全是所谓专制国家自愿和人民觉醒的产物。转型的真正和主要推手是西方资本和国家集团势力，如美国引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通过颜色革命改变政权以全面掌控转型后的国家如东欧的乌克兰等），埃及转型和革命后制度的复辟（即由民主运动转变为军人政治）等现象即是一个事例（如埃及的军队每年曾获得美国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支持）。
对于一些大国如中国和俄国来说，统治精英的意志与政治战略选择以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则是其转型与否或如何转型的最主要动因，因为外部力量和国际环境的作用对其极为有限。而对于小国来讲，外部力量和环境因素对制度转型是决定性的，其他因素均是次要的，如朝鲜、古巴和沙特等国（如果美国、日本和南韩等有意使朝鲜转变，那朝鲜就有可能出现政治变动，而至于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则不是第一要素）。这个外部力量的推手则是美国引领下的西方社会，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政策是世界民主化浪潮形成的主因，等等。
西方推动的“颜色革命”与“民主化战争”（即以武力输出民主制度），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化与变革的过程，而是以战争和掀起所在国社会运动或动乱的方式快速地实现的制度转变，因此许多中小国家由于不具备转型的一些必要条件而在转型后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开倒车（即所谓的“民主的崩溃”），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和乌克兰等。
也就是说，对当代的这些小国家来讲，其专制政权内部的问题如腐败、经济困境和环境恶化等，亦不是促成其政权倒台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因素（如朝鲜、古巴和伊朗等），即其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意愿和努力，而非专制国家自身的原因。
另外，尤其是在共产极权国家，其转型相比其他专制政体而言要难得多。不难发现，至今还未实现政治转型的国家多是由共产党统治的，如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等。而之前东欧阵营的崩溃，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倒塌而成，并非其制度本身的难以为继。因为，共产极权制度在思想和组织上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是最深层次与彻底的，即其控制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成员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体制内外的对立或反对派难以生存和成长。
四、问题的答复与观点的评判
在对上述笔者可依托的各种论式与观点的介绍或铺陈之后，以及在本文择取的分析工具（如转型理论中的“过程论”和“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论”）的基础上，笔者将尝试着对上述提出的问题和论点作如下的一些粗浅的答复与判定。
对“中共是否会自行改制”这一问题，笔者的观点是，中共今后会否改制取决于如下几点：一、其领导层中（即权力体制内部）有没有或能否产生不同的政治派别（这里不是单纯指权斗中的派系），特别是对现行制度有非议或异想的人，而且这些派别能否有成长的空间和可能；二、导致这些派别形成的环境和结构性条件（如意识形态的分歧、权力斗争加剧、内部统一瓦解和失控等）是否存在；三、促发体制内改革派发难和启动改制的（突发或长期酝酿的）事件与契机是否适时地出现；四、一旦上层启动改革，民间非政府势力如公民社会是否对此有足够的组织和应变能力，即公民社会是否已经成熟，等等。
就中共内部的稳定状况和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来看，高层出现严重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或基本不存在。中共权力内部的保守程度甚至比过去更加深了，如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任期时的情况相比，习近平上任后权力的集中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程度都达到了继毛泽东之后前所未有的地步，政治改革派或自由派（如温家宝时期的一些领导人）几乎全都摇身一变而为习家的保皇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和在今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里，政治派别辈出或改革派成长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中共高层主动改制的可能性也就很少或几乎不可能。再则，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将过去曾经有过的一点政治言论与活动空间，几乎全部排除，如对网络大V、维权人士和律师的打压等。这让中国的公民社会无法正常成长，不能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政治变革在民间做准备。中国现在几乎不存在民间的反对派，其所谓的激进与温和派之分，则于根本无法启动的政治转型无足轻重。而执政党内部的保守与改革派之别，也越发不分明与模糊。这也即是说，即使有重大的突发事件的发生，也很难让民间由此而发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为当局对公民政治力量的全力打压和对社会的全能控制，让一个从下到上的变革运动变得几乎不可能。由此，也就回答了“如果中共不自行改制，是否会出现从下至上的革命”这个问题了。
同时，这也就基本上否定了“习近平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搞‘圣人改制’”的论断。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取向或政治倾向，与他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即在其成长过程中因受各种教化如经历和教育等而形成的个人性格、志趣和判断力等）密切相关。习近平的社会化过程（即在从高干大院、当知青到任职于中共各级领导岗位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一切教化与思想灌输），导致了他对中共政权从意识形态到制度形式等方面的基本认同与推崇。他所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不能否定中共治下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和“七不讲”等诉求与政纲，即是他政治倾向、趣味和追求的明显表现。在政治上，习近平能（或会）做到的，顶多是对现存体制进行局部的改良和修正（以此来增进中共的治理能力），但不会推动根本改制。那种认为他会由开始的集权到最终的改制的看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笔者非常倾向于，那种认为“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无意改动中共政治体制”的观点，即习近平作为一个对中共制度忠诚的红二代，或中共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囚徒，压根就没有意愿和冲动去彻底改制，其理想则是恢复中共正统思想和稳固其父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统治权。习近平也曾亲自呼吁过其中共党内的同仁，要总结戈尔巴乔夫所犯错误的经验——戈氏因主动推行政治改革，最后导致了苏共的分裂和失去政权。
尽管如上述观点所述，作为一个大国和共产极权国家，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与否或快慢，与外来即西方国家的干预关联不大。但是，不能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点都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没有影响。相反，西方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试想，如果没有西方国家资本和技术对中国的输入，以及让中国经济汇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中国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和国家实力吗？因此，理清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对理解中国政治转型难的现状，同样显得重要。从现象上来看，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意图与行为上很不清晰，且相互矛盾。其表现在，政治价值与思想上的争锋相对，和在行为上的两重性，即：西方虽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持同情的态度，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多少作为。西方那种以经济接触带动政治变革的战略考量，显然遇到了相当大的质疑与困惑。
西方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的事实，让人们提出了一些难以判定的假定或理论，如：西方并无强烈兴趣要中国尽速改制，中国政治保持现状对西方或许更有利。或者说，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来看（即个体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做出抉择），西方甚至有故意不让中国改变的可能，即把中国作为其世界经济和政治大战略的一部分，如从中国专制下的经济起飞中获得利益。或者，西方虽有意改变中国，但却力不从心，或内部意见不一。再或者，西方不能向对小国那样成功的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如中国大陆的“茉莉花革命”和香港的“雨伞革命”等尝试都失败了。尽管这些观点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论证，或还不能形成坚实的理论，但把它们作为一种看问题的参照也不是完全无益的。然而，一个不可无视的事实则是，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利益共同体或伙伴关系，而西方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则主要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价值和理念。
由此，就不难回答“中国政治为什么26年来没有实质性改变？和中国社会转型是否是个乌托邦？”这两个问题了。中国政治转型未能启动和实现的最基本和关键的原因是：一、中共统治精英们（包括邓、江、胡和习）在政治战略上没有或不愿意做出转型的抉择，这就促成了中国经济制度部分市场化和政治体制仍然保持专制本性的社会发展现实。二、中共高层内部虽然一直存在权力斗争（如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计划等高官的落马），但却没有因此而出现公开的分裂和群龙无首的局面，权力层内部基本得以保持稳定和向心。三、俄国转型后向威权主义的回归，以及中东和东欧国家转型后所遭遇的困境等，对中国统治精英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示范，令其汲取经验教训，和更有效地对统治集团内部和整个社会实行控制，让上层分裂和社会出现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四、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和极为不明朗，为中国的统治精英不改制提供了外部环境的便利条件，等等。
五、结语
因此，简单地归结来说，中国政治未来转型的可能性（基本上或主要地）取决于：中共高层是否能够继续“团结一致”，和执政党内部是否会出现有实权的改革派人物，即统治精英内部在思想和权争方面是否会出现分裂，并导致对社会控制的减弱或放松；以及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否或如何改变等因素。从转型契机的视角来讲，目前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均进入多事之秋。经济上，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出口下降，增长放缓，凸显多年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官不聊生，人权状况更趋恶化。或许，这可以是一个促成政治转变的条件或契机。譬如：政府经济治理的失败引起党内权争加剧，党内部意见分歧增大，抵触和反弹增多，派系分化加深，官反吏怨，权力不稳；一些政治力量利用危机发难，或危机导致执政失效，朝野皆现乱局，等等。另外，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带动世界经济走低，西方国家从中国不再获得大的经济利益，遂将改变其对华战略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这将有可能刺激或鼓励西方对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兴趣。或者，中国由于西方的疏远，而与俄国结盟，并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中显得更加强硬和咄咄逼人，这也许会加强西方国家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欲望，或对此产生更强的紧迫感，等等。内乱与外患，可以是导致专制政权崩溃的动因。当然，就现实的状况来看，这种机遇产生或到来的可能并不很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它。
最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近期内，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期待，仍然会带有某种 “乌托邦”的色彩；但从长期来看，转型的契机和可能性则是完全有可能产生的。这就要看上述提到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是否最终形成和得到具备了。
（作者为德国政治学博士，大学兼职教师，时政评论员。本文为作者2015年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演讲整理稿）
（2015年9月5日于德国）
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