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热衷于高喊战争，却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的防范能力一无所有，当各种灾难降临时，仍旧看不出人们有任何基础训练，这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汉奸”毫无关系。
走进北京张自忠路的地铁站，迎面就会遇见张自忠的雕像，每当我看到这位抗战英雄的面庞，便会想起地面上的那条张自忠路的历史。
我曾经生长在这条路上，知道这条路的名称被改过多次，从张自忠路到张思德路，再到工农兵东大街，又到东四十条，再到地安门东大街，最终又改回为张自忠路。改名的原因，就是文革期间，张自忠曾被指斥为“汉奸”。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张自忠的“汉奸”恶名就没离开过他，一直到他壮烈殉国才被人们视为“英烈”。与张自忠一样，抗战期间甚至抗战之后很多年，不少抗战名将也都曾背负“汉奸”“通敌”“降将”“变节”的罪名或嫌疑，比如马占山、宋哲元、方先觉等等，你说他们有“汉奸”行为，确实有据可查，你说他们是英雄、是壮士，也都是铁打的事实。
我读大学四年级那年，也就是1982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末档案时结识了一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闲聊中，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忆至今。“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历史也是极其复杂的，可你们中国人好像就是不理解。”
近些年，汉奸一词特别盛行，与汉奸同步叫座的词汇就是卖国，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所有人都应该分为两极，不是爱就是卖，不是忠就是奸，忠奸应该无比分明。由此延伸出来的血性和奴性，还有精神等等，也是红极一时，好像没有血性就是奴性，如果缺少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民族就没了希望。可惜，这些话说起来特别容易，尤其在和平年代说起来更容易，说前人、说别人，都可以张口一说，信笔一写，但一到现实生活中，一旦身临艰难抉择的境地，一遇复杂的社会环境，人性就没那么单一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可是汪精卫做英雄时在狱中的名句，梅思平在五四大游行时也是慷慨激昂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可谓有精神、有血性。后来呢，不都转向了么?
人性是极其复杂的
张自忠、马占山、宋哲元、方先觉等人，既曾被人质疑为“汉奸”，又最终被视为英雄，就显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历经风风雨雨，生存环境也诡异多变，始终昂首挺胸地做英雄，或者一直低三下四地做汉奸，都不是一个常人的所为，起码不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起起伏伏、多姿多彩，恰恰是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岁月中再正常不过的人生历程。
人性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曹汝霖、周作人、张爱玲、潘汉年、杨帆、关露、胡适、梁实秋、马连良等人的身上，更体现在当年沦陷区广大民众的身上。
汪精卫曾经是刺杀摄政王的英雄，抗战期间，他脱离重庆、出走河内，最后终于转赴上海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直至到南京任伪职，成为公认的汉奸，其间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他的行为并不是被敌所逼，也不是他在国民政府混不下去了，主要与他对中国当时局势的认识有关，而持这种认识的人当时在中国还不在少数，只是很多人没有走出汪精卫的那一步罢了。
陈公博追随汪精卫，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周佛海事实上从1943年起就不断为国民政府传递信息了，干了不少“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而李士群也一直与中共保持着秘密往来。这些人曾经还都是以左翼或激进的面目出现，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应该叫创建人，服膺过马克思主义，而李士群也是中共早期党员。他们的人性不可谓不复杂。
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经迈出了做“汉奸”的那一步，但中途醒悟，还立了大功;关于周作人的“汉奸”问题，朱光潜先生自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而张爱玲、苏青应该算什么呢，抗战时和抗战后，都有人称她们为“汉奸”，起码是个“准汉奸”，1949年以后，苏青还遭到逮捕，所以她们的名字和作品长时间里在大陆销声匿迹。不过，张爱玲在改革开放后终于被认可，其声誉和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1982年12月苏青去世，死后两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经复查，冯和仪(苏青的本名)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潘汉年、杨帆、关露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曾为中共出生入死，但都多年顶着个“内奸”“汉奸”的罪名，尤其是关露，“汉奸”的恶名整整伴随了她的大半生，连个家庭都没有，最终以自尽结束生命，在他们被平反之前，他们究竟是“内奸”“汉奸”，还是英雄，你知道吗?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平反冤假错案，他们是不是依然被称为“奸”?
曹汝霖是“五四”时公认的“卖国贼”，但当日本侵略者到来后，他并没有出面做“汉奸”。上世纪20年代，曹汝霖还发起创立了中央医院，资金一直有曹汝霖负责筹措，在这家慈善医院，穷人看病一律不收费，日军占领北平后，又由他出面，保住了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据，钟惠澜、周华康、林巧稚等名医都来到这家医院，救治了许许多多平民。相反，“五四”激进青年梅思平却投靠日本侵略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胡适曾热衷于“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假如依照某些人的标准看，大概也算个“汉奸”俱乐部了，可现在没有人认为胡适是“汉奸”，其名字早已成为一代中国文化的符号。
梁实秋在1938年接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时曾写下了这样一段“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梁实秋的这番话，当时就被一些激进人士认定为“抗战无关论”。可梁实秋一生最为经典的创作“雅舍小品”就是这一主张的文学实践。如今，依据有些人的观点看，抗战时不写抗战肯定疑似为“汉奸”，有人就曾因此辱骂过钱锺书。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却跨越了时代，始终散发出不朽的文学光彩。梁实秋还曾被延安拒绝过，也被定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然而最终事实证明，他不愧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
马连良在抗战时留在了沦陷区，1942年去奉天演出，因此被认为是“汉奸”，在抗战胜利后还为此被折腾得倾家荡产。马连良的死是因为主演了清官戏《海瑞罢官》，而不是“汉奸”问题，这在于那是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所以去伪满洲国演出并没有被人当做太大的罪过，假如按照现在一些人的标准看，马连良的所为究竟又是什么呢?
马连良的“汉奸”问题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沦陷区的历史。政府军撤退了，日本人来了，伪政权成立了，这种状况要延续多久，谁也没个底。为了生存，沦陷区的人民，包括有钱没钱的，都可能多多少少与新的统治者有所联系，时间越长，联系肯定越多越密切。身在沦陷区，如果奋起反抗，我们当然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但对大多数只为生存的老百姓而言，也不能苛责他们。好在日本统治只有几年，在东北也就10几年，假如是20几年、30几年呢?所谓的“汉奸”是不是会更多些?时间一久，说不定大多数人都可能沾染上这种“汉奸”嫌疑。抗战时，国军征兵，逃兵甚众，郝伯村就曾回忆当时的逃兵景象，他说所带新兵最后还剩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这些逃兵，你可以说他们是懦夫，畏惧上前线抗敌，但他们就是普通农民，只懂得种地养家，不能求全责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纷纷降临沦陷区，就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看待沦陷区人民，以为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有“通敌”“汉奸”“甘做亡国奴”的嫌疑，让“汉奸”帽子满天飞，随意以“汉奸”罪逮捕，实际上，接收大员们图的是私利，结果，“接收”变“劫收”，“想中央，盼中央”，谁知，“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的形象从此败坏，最终失去了民心。
不用说张爱玲、苏青，即使那些著名的抗战作家，如果以今天某些人的论点看，恐怕也难脱“汉奸”的干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今天，这已经被定为国耻纪念日，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没有什么比国耻这样的日子更让人难受，不过，就在东北沦陷之后，大量的中国人依然赴日访问、学习、旅游。作曲家聂耳1935年7月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溺水身亡;1936年，作家萧红为摆脱情感纠葛东渡日本，在那里，她的文学产量丰富，写下了《孤独的生活》、《砂粒》和《牛车上》等散文、 组诗、小说;文化巨匠郭沫若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归国，他在日本的10年正是他一生中学术著述最为丰盛也是最有成就的10年。
“汉奸”的明确界定在哪儿
历史的复杂性还在于，古往今来，人们对忠奸的界线、对爱国与卖国的区分，实际并不能细究。在侵略者进犯时往往特别讲究忠奸分明、侵略者统治时间短的，人们对“奸”格外愤恨，但侵略者一旦成为长期统治者，看法就变了样;而借用外国势力达到民族独立，或借助外来力量实现自己一方的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常常也是正面行为，究竟是卖还是爱，谁能说得清?很多时候，爱国和叛国、奸和忠，还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处，因为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而产生的爱与叛，事实表明，更无黑白之分。
明末清初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对那些最终降清的一批明朝士大夫特别痛恨，“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的钱谦益就被人所蔑视，但对后来无数在清朝为官那些汉族士子们却从来都觉得理所当然，不然，连林则徐岂不都成“汉奸”了;对早在清入关前就投奔后金的范文程，大家似乎并不以为是“奸”，但对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好像就不依不饶。当土地是被割让的，也就是说是被“不平等条约”允许的，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如果为统治者做事，人们很少追究，甚至认为合情合理，如台湾、香港，反之，则成了千夫所指。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偷渡香港，随后到了美国，还在美国发表声明《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轰动世界。公安部随即组成专案组“侦查”，其间株连几十人，最后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不过，周恩来对此却有不同说法，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沉痛说道：“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逃到国外去。我很难过。”1984年12月31日，公安部批复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关于为马思聪平反的意见认为：该案发生在文革期间，马思聪所以出走，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因此决定摘掉马思聪“叛国投敌分子”帽子，在政治上恢复名誉。1985年1月25日，文化部又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也强调马思聪流亡国外，是由于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和文革前，逃港的人可以用“蜂拥”二字来形容，文革期间，甚至还有人逃到缅甸、苏联、朝鲜的，当时都被定为“叛国”，但后来一概不再追究。逃港的人中，很多发财后还成了改革开放回大陆的投资者，有不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被誉为“爱国港商”。文革前，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大规模迫害华侨，许多华侨都回到祖国，还有许多华侨是自愿回国参加建设，因为他们有文化有视野，几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期间又都遭到怀疑，有的被认为是“特务”，有的被认定是“间谍”，有的被迫害致死，文革后期，这些华侨纷纷断然离去。你说他们爱国，他们确实爱国，你说他们不爱了，也的确是后来的事实。可见，“爱”和“叛”也分时代，而且与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相关联。
历史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苏军在二战中有几百万俘虏，其中很多人不但投降德军，还加入了德军进攻苏联的行列，成为所谓“志愿者”，弗拉索夫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是苏军的将军，卫国战争中屡建奇功，获得过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其英勇果敢可以算得上爱国英雄，但被德军俘虏后，却变节投降，还与德国人合作，组建了“俄罗斯解放军”。他之所以从卫国英雄而改为投向法西斯侵略者，究其原因，有很多项，但重要的一项就是他对苏维埃，或者说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而二战期间有的苏联少数民族主动投向德军，包括哥萨克骑兵，他们视德军为“救星”，原因也与他们对苏联大民族主义和苏共统治的长期积怨有关。
钱德拉▪鲍斯与甘地、尼赫鲁一样，也是印度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钱德拉▪鲍斯先是联络德国纳粹政府，成立“自由印度中心”，组建自由印度军团，加入纳粹阵营，最后又与日本联手，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和印度国民军，协同日军与英军作战。其实，这种与日军合作的独立运动在东南亚各国极其普遍，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助日军对付原来的西方殖民统治者。你说他们是致力于本国民族独立的英雄可以，你说他们是国际法西斯的同盟也未尝不可。
朴槿惠的父亲是朴正熙，我读大学一年级时南朝鲜还在他的治下。朴正熙曾先后在“新京满州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毕业后到齐齐哈尔关东军担任见习军官，以后又被分配到“热河省满洲国军”任职，还“清剿”过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表现突出。前些年，就在朴槿惠当选总统前，韩国有人就将他列为“韩奸”。不过，朴正熙在韩国主政18年期间，带来了经济腾飞，还实现了日韩关系正常化，尽管有人一直指责他，但也有很多人怀念他。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当选，恐怕就可以证明，朴正熙在韩国多数人眼里是个什么形象。
讲阶级的年代不究“汉奸”
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是一个专门给人定罪的时代，但是，如今最为盛行的“汉奸”、“卖国”，在改革开放前那些多如牛毛的罪名中，连前20名都排不上，只有1967年3月戚本禹发表的那篇有名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里，将一部旧电影作品提高到“卖国主义”的吓人高度，其他时候，在各种大小场合，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资本家、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五一六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动会道门、小业主、旧军官、伪警察(指国民党政府的警察)、胡风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爬虫、反军乱军、海外关系、港台关系等罪名，远比“汉奸”“卖国”更具攻击力。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也少有“汉奸”和“卖国”这样的罪名，即便在潘汉年这起牵涉到汪伪政府的案子里，他们也只被定为“内奸”。
文革时代，揪出、打倒了那么多人，反革命是定罪的主因，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可能被枪决的最重罪名则是“恶攻”，也就是“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的：“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前者称“文革十六条”，后者称“公安六条”，其中的各种罪名里都没有汉奸这一项。在文革，从彭罗陆杨、刘少奇开始，一直到全社会上上下下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和各类“分子”，什么罪名都有，但被定为“汉奸”的很难见到。林彪出逃，后来被定的罪名中确实有“叛国”一项，可从来不说“卖国”，因为叛与卖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后来提及林彪最多的实际是“反革命”“反党”。
在文革期间的样板戏里，现代京剧《沙家浜》和芭蕾舞《白毛女》是以抗战为背景的，可其中连个日本人都没有。《沙家浜》中的敌人是“忠义救国军”，但历史上这也是一支为抗战出生入死的爱国部队，尤其不能用简单化的思维去归类;《白毛女》里面控诉的也根本不是日本侵略军，连伪军都不是，而是地主阶级。可见，在那个年代，抗战内容的文艺作品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主导民族斗争。
翻阅文革期间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反革命”铺天盖地，而“汉奸”少得可怜，即使提到，也都是论述历史时才会涉及。1966年，人民日报提及“反革命”的文字36722篇，而提到“汉奸”仅72篇，其中有的还是刊登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台词时涉及的;1967年，提到“反革命”的文字高达244422篇，而“汉奸”则有78篇;1968年，提到“反革命”的文字更多达281023篇，而涉及“汉奸”只有48篇;1969年，说到“反革命”的文字有396774篇，而有“汉奸”字样的文字仅46篇。
文革期间，涉及“汉奸”的重磅炮弹有这么一篇，就是鲁迅遗孀许广平在去世前一年，即1967年，发表于《文学战线》第三期的文章《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这篇文章曾被人民日报转载，内容确实值得一读。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在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却想方设法为汉奸周作人翻案。他们把这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乔装打扮一番，让其重新出笼，继续危害人民革命事业。记得刚刚解放，他们就把周作人从南京监狱中保释出来，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如获至宝，立即指使他的一些得力干将，以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身份，亲自到八道湾登门拜访，抬高周作人的身价，借以造成社会舆论，并且告诉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再找周作人的麻烦”。就这样，使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和专政机构对他的监督。
他们包庇周作人的计划实现以后，更加胆大包天，进一步着手对周作人的利用。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指示他的娄罗说：“可以出周作人的书”，“他的杂文将来也可以给他出集子”。他们把周作人吹成是一个“中国难得的人才”，说什么他能翻译很多外国作品，而且“文字流畅，语言朴实，可以作为外国文学的教材使用”。其实，他们正需要利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品来毒害人民，所以远至上古希腊、近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作品，凡有所译，无不收录。据揭发，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单位，就为这个大汉奸出书十一种，已经译完而没有来得及出版的尚有六种。就这样，胡××、周扬之流，一方面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以几万元的国家财产，来养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另一方面，又让这个汉奸用他肮脏的灵魂，来毒害我们广大的人民和青年学生。
一九五六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由于旧中宣部的大开绿灯，周作人在许多报刊和出版物中大肆放毒。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帮助读者认识鲁迅、学习鲁迅》的小册子中，周作人就秉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意旨，使出了很多卑劣的伎俩，借以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麻醉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而周作人则是一个每遇风吹草动，就在大门口悬挂太阳旗、改“周宅”为“羽太寓”的洋奴。由于鲁迅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坚决斗争，所以遭到敌人的嫉恨，先为周作人所不容，被迫从八道湾搬走，后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所通缉，因而远赴厦门，而广州，而上海，转战于敌人的空隙之处，最后居住在南方。而周作人在这本书里，故意篡改历史，别有用心地附录其他人的文章，替自己粉饰一番。文章说：“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等到懂事了，伯父又搬走了，之后他又住上海……”。周作人利用这篇文章，掩饰鲁迅遭受迫害的情况，反而大肆渲染“在同住的时候，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极力抹煞革命者和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界限，散布反革命的“合二而一”毒素。在《鲁迅与“闰土”》这篇文章的结尾，周作人竟恬不知耻地扬言：“我希望在不远的期间能够往绍兴去走一趟，不但看看故乡在解放后的变化，还可以看看这位‘闰土’的孙子。……因为追怀往事，或者还能记起些遗忘的事情来，给我作回忆文的资料，这也还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吧”。这一段极其恶毒。它使一些阅历不深的青年看来，似乎周作人的多年不能返回故乡，并不是由于他彻底背叛人民，出卖祖国，认贼作父，以身事敌，无面再见江东;而是由于公务丛集，日夜繁忙。周作人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到晚年才想退休还乡的革命者，好象他对人民没有犯下滔天罪行，倒有很大功劳，对祖国没有背叛，倒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似的。真是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二字。一个汉奸，他到底有什么资格来这样玷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坛，而且竟敢说他制作毒品“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真是岂有些理!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行“全民文艺”的阴谋活动，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记得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们便借纪念鲁迅的名义，在这方面大作文章。开会以前，周扬之流秉承其主子的意旨，拟定题目，指定干将，研究“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的世界观的形成”，研究鲁迅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会议期间，他们不但把一些前清遗老、国民党军阀、三十年代的祖师爷、资产阶级政客、叛徒、特务、右派、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塞入大会主席团之内，而且还指定专人，特地陪同大汉奸周作人去出席这个大会。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头目陆定一，在台上直言不讳地叫嚷：“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请看，他们到底要爱什么样的国家?把大汉奸都拉来让其“爱国”，这不是对他们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吗?
当时，周作人简直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块“宝贝”。在许多文章中，他俨然以研究鲁迅“权威”的面目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竟公然说关于鲁迅的资料，“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并且以此要挟群众，说什么他掌握的这些资料，“有如钞票一样，用掉一张，便少一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让周作人能够放肆放毒，与周作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并且指示报刊杂志派人向周作人组稿，一时八道湾门庭若市，约稿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眼看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历史，快要被他们弄得模糊不堪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被他们损害得很厉害了。一九五九年，我激于义愤，在自己的《鲁迅回忆录中》独辟一章，专门写了《所谓兄弟》，揭露事实真相，使一些年青的读者能够得到一个历史的梗概。但是，由于周扬之流的包庇，大汉奸周作人却并没有受到稍许的触动。
本来，由于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的指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以预支稿费的名义，每月给周作人生活费二百元，但是这个大汉奸还嫌给的太少，说每月应给他四百元才行。周扬听到这话以后，马上批准如数照发，把他象猪猡一样的供养起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广大革命人民和干部，克服由于天灾和苏修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周作人这个大汉奸却得到格外的照顾。有些机关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他奉献食品，去探望他的“疾病”。周扬本人更是对他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外出期间，特意将一叠盖有周扬私章的空白信笺交给周作人，让其随意填写，愿到那里，就到那里，令其为所欲为，满足其各种反动要求。回想起来，周扬之流对周作人如此垂青，而对鲁迅却那样怀恨，又是砍杀著作，又是曲加注解，又是造谣中伤，又是围攻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周作人这个汉奸，因为得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包庇和支持，所以每当国内外阶级斗争趋于紧张的时候，他就显得非常活跃。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这样，一九六二年前后也是这样。在我们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周作人放出笼来，联合一切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当时，被他们安插在鲁迅博物馆当权的叛徒，曾经用一千八百元的高价，收购了周作人的反动日记，作为“文物”保存。许多报刊也纷纷向周作人组稿，让他用“仲密”的化名，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发出反党的召唤。而且，周作人还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为香港的反动报刊自由写稿。当时，有一个拜倒在国民党门下的无耻文人，就在香港大放厥词，攻击我们革命作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鲁迅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精神，胡说什么大陆上“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他特别卖劲地替周作人吹嘘，说鲁迅史料中的“一部分缺恨，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填补起来了”，他“尤其期望”着由周作人再写出一本《鲁迅传》来。这批牛鬼蛇神，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闹得乌烟瘴气，令人十分忿恨。他们简直把这个大汉奸快要捧上天了。记得鲁迅说过：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先前的叭儿狗，他会挂出新的招牌来掩饰实情，欺骗世界，“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为了维护革命利益，为了揭露事实真相，我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又一次点名揭发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借口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使别人将鲁迅藏书编目出售，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的影响，压制人民革命精神。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这个大汉奸便火气十足地向旧《北京晚报》提出抗议，说我的揭发是“一番胡来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革命人民根据事实揭发汉奸的罪行，被他说成是“胡来的诬蔑”，那末，他在报刊上放出的毒草，不是正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香花”吗?那时，我还不十分理解，他这个民族的败类和国家的蟊贼，为什么竟敢这样气壮腰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他是有靠山的。据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的心腹周扬就亲口封过：“周作人从来不曾反对过共产主义”。周作人听到这样美化他的言论以后，立即写信对周扬表示感恩戴德，说：“闻之甚为幸慰”。他有这样一座靠山，怎么能不那样有恃无恐，猖狂反扑呢?
这不愧是一篇文革时代典型的揭发批判文字。
文革之所以只重“反革命”“反党”“反伟大领袖”，而无所谓“汉奸”，因为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矛盾高于一切，革命是阶级的革命、政权是阶级的政权、思想是阶级的思想，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假如一味强调民族斗争，用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就会被定为修正主义，还有可能遭到批判。即便是许广平的这篇批判文章，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人，指责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包庇了汉奸、即她的小叔子周作人。文革后期批判“右倾翻案风”中的观点就认为，走资派是一批民主派，他们只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党是同路人，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与党分道扬镳了。
尽管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以“汉奸”为敌人，但其思维方式与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汉奸”的思维方式完全一致。文革时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党的帽子满天飞，这些罪名是当时所有舆论工具，包括大字报、小字报、揭发信、批判会使用中频率最高的词汇。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年纪大些的肯定是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点的，就是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可谓对付别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整个文革，除了伟大领袖外，好像什么人都有污点，连周恩来都不例外，他因“伍豪事件”被困扰多年，而江青和张春桥这样的铁杆革命派，也被临死前的康生揭发为叛徒，可见，人人都脱不了反革命的“嫌疑”。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就下令逮捕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王尊极，因为她是汉奸王克敏的侄女，认为这样的人来延安自然是特务无疑。
文革是个极端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就是对谁都怀疑，根本否认人性的复杂，将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发挥到极致，因此，只要一查历史，任谁都难免有所谓“污点”，结果，人人都可能被揪出、被打倒，明里暗里都背负个罪名。文革后曾大规模地清理过人事档案内的“黑材料”，很多人发现，原来自己的档案内都有“污点”，都曾被控制使用或被内查外调过。
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带来的最深刻教训就是，大大小小的反革命集团和不计其数的反革命分子，到头来都是冤假错案。而最最革命的“四人帮”最终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其讽刺意味不可谓不深远。
记得改革开放以后读大学，与老师、同学议论最多的是，那么多的革命先烈，包括渣滓洞、白公馆的死难者，他们最悲哀的不是被敌人杀害，而是在1949年以后一直被自己人怀疑为特务、叛徒，亲属也被定为“反属”，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被平反。那么多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中共党员，却在自己人夺取政权后被认为是反革命，早就遇难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几十年后又被认定为叛徒;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不但被认定为叛徒，还死得不明不白;王孝和过去被誉为烈士，叫“不死的王孝和”，文革中居然也被说成是“叛徒”;和平年代被树立的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文革期间也成了“工贼”“粪霸”。这令人不得不感叹：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原来竟是一笔糊涂账!
“汉奸”代替了“反革命”
正是由于文革将阶级斗争发挥到极致，将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特务这些罪名用得泛滥成灾，所以，当大环境一改变，人们就迅速厌倦了这些词汇，改革开放以后没多少年，这些词汇便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有的被彻底抛弃，比如修正主义，有的还变得特别吃香，比如资产阶级，有的已经丧失了任何杀伤力，比如反革命。尽管词汇消失或者变形了，但怀疑别人的政治立场、给别人戴政治帽子的习惯仍在延续，因为经过30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早就渗透到人们的血液里，有的还言传身教，传给了新一代。
如今，“汉奸”早已经替代了反革命，“汉奸”的帽子正在批量生产，与当年大量生产反革命帽子的手法和方式，如出一辙，可谓历次政治运动的嫡传。现在看一个词汇的使用频率，已经不能再以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为准了，而应该从网络等新媒体中寻找答案。正由于网络的普及和网站编辑的趋时，这顶帽子的生产数量和面世频率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反革命。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反革命在政治运动中既有官方批发，也有人民揭发，所以坐牢、枪决的不在少数;而今天的“汉奸”帽子，大多属于民营生产，偶尔也有媒体拿来乱轰一气，但毕竟可以免去牢狱之灾，只剩下拳头和辱骂之祸了。
喜欢指责别人为“汉奸”的很多人，都特别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年代，其实他们已经陷入了悖论。热衷于“汉奸”论，说明他们自己已经抛弃了阶级斗争思想，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用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用民族代替了阶级，可以说，他们无意中成了阶级斗争年代所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只要回顾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你会发现，大量在抗战中英勇杀敌的将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很长时间里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就因为他们同时也是“阶级敌人”;彭德怀、林彪这两位中共抗战历史中打过大仗、硬仗的将领，都死于文革，就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田汉，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最后惨死在文革，为什么?因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汉奸”帽子的泛滥恰恰证明，我们已经处于意识形态弱化的时代，阶级、人民、革命，这些意识形态的词汇正让位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似乎与世界各国没什么区别了。这种让位也给人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而这种让位早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叫“全民党”“全民国家”，在中苏论战和文革中被称为典型的修正主义。
“汉奸”罪名的滥用，确实让我们看到，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对几代人的深刻影响，他们几乎都没有从当年那些大批判中汲取任何教训，并没有从乱扣反革命帽子的岁月里意识到两极思维方式的荒谬。于是，进入到改革开放，虽说厌倦、抛弃了革命与反革命，但依然将所有人都看成简单、生硬、干瘪的符号，或者爱国，或者卖国，非奸即忠。这种将复杂的人“标签化”的做法，正是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流风遗韵。
爱国当然是公民责任，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不爱国，却并非整齐划一的事情。喜好用“汉奸”罪名指责别人的人，最应该从反革命罪名由盛到衰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中记取教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很革命，伟大领袖的忠实信徒“四人帮”更革命，但最终都以反革命罪收场;而“反革命”“反党”的彭德怀、张闻天、张志新却被证明很爱党并且不是反革命;遇罗克、林昭等一大批被处决的反革命，最后也被证实非常爱国。即使“汉奸”可以入罪，比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法庭审理时也要经过反复辩论，最终才能厘清犯罪事实。可见，无论爱国、爱党，还是反党、卖国、汉奸，远不是几句话就能够分清的。
每当我看见那些挂着国旗的汽车停在公共草坪上，看见那些贴着“誓死保卫钓鱼岛”标语的车辆不顾行人安危冲过斑马线，我就对他们的爱国表示极度的怀疑;每当我看到那些砸毁日产汽车甚至殃及开车同胞的生命时，我就会质疑他们的爱国激情。连同胞的生命都视而不见的人怎么会爱国?连眼前的公共利益都敢践踏的人如何会在乎钓鱼岛?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兴天宫院看见几位黑车司机为了躲避巡逻车，正歪倚在那里大谈如何打美国、怎样对付日本;我还在一家饭馆看见一位年纪轻轻的男服务员不理会客人的呼喊，坐在那里对着女服务员慷慨激昂地陈述，当日本人来后，他会如何冲上战场;我还看过几个卖艺青年因为地铁站内禁止卖艺，于是就在寒风中伫立于地铁口，一边挂着“保卫钓鱼岛”的牌子，一边哆哆嗦嗦地弹唱美国歌曲。这样的爱国情形，在世界恐怕都属于奇葩。
历史证明，廉价的激情很容易，一腔热血也不难，最难的是如何分辨是非，究竟什么是革命和反革命、什么才是爱国和卖国。历次政治运动到来时，人人都激情澎湃，面临文革时，亿万人无不豪情冲天，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敌人如严冬一样的严酷无情，说起来也格外轻易，可最终的事实却告诉我们，那些反革命并非反革命，那些敌人也不是什么敌人。
近百年来，以革命、爱国、进步等名义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对民族文化的摧毁，并不亚于反革命、反动和卖国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分辨能力。大跃进、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你不能说这是不爱国，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是最大的爱国;历次政治运功直至文革，你也不能说不革命，而且革命到了极端，但这样的爱国和革命带来了什么?破四旧、批判孔老二、评法批儒，你不能说当时不是为了进步，然而这样的进步的结果又是什么?
“汉奸”的滥用也是文革期间形成的战争思维的直接延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天天高喊准备打仗，到战争不可避免，最后转变为争取和平发展，显示了社会主导者的日益明智。事实上，无论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来渲染战争威胁，近70年来，中国没有经历过战争。虽然美帝国主义是常年的敌人，但两次抗美大战都打在境外;被称为“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早已自行解体，而且还有不少“爱国者”在那里为此持续不断地高唱挽歌、叹息不止呢。事实告诉我们，近70年间，让中国损失惨重的不是战争，而是大跃进，是文革，还有就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多少次大地震和水患灾难，让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生命毁于一旦;多少次重大事故，让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所有这些灾难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也不见汲取任何教训，过去后即忘得一干二净。男女老幼文革期间曾经常年进行战备训练，挖了无数的防空洞，却从没有接受过防备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的基本教育，以致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那一刻大家还都以为是“苏修”扔了原子弹;当1975年河南驻马店地区数十座水库溃坝后，上千万人受灾，20多万人死亡，老百姓基本是听天由命。今天，很多人热衷于高喊战争，却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的防范能力一无所有，当各种灾难降临时，仍旧看不出人们有任何基础训练，这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汉奸”毫无关系。
杰出的抗战作品为何难产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曾整整一年疯狂批判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文革后又不得不向这位对社会主义中国满怀友好、甚至还对文革有些许美化的伟大导演道歉。可有多少人对此进行过反思?如今许多人的思维仍与当年批判《中国》时一模一样。一遇外国的如实报道、一见不高度美化、一看负面内容，就认为是丑化、抹黑;假如是中国人，则成了卖国、汉奸。
前些年有一种荒唐得离谱的说法非常盛行，称中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将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这种文盲式的言论，我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听见过，包括官员、老师、学生、文艺家，都在那里大言不惭地表白类似的见解。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论点，古往今来，恐怕多数杰出的文艺家、多数卓越的作品，都会归入“将自己民族丑陋的一面给人看”的行列。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雨果、巴尔扎克、左拉、鲁迅，哪个不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只要看看名字就明白了。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那些中国左翼作家，更是以揭露本民族的丑陋一面而著称。
厄普顿·辛克莱是位专门暴露美国黑暗面的作家，1906年他的长篇小说《屠场》揭露了美国芝加哥肉类加工厂里的恶劣条件，不仅轰动美国，引起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关注，还促成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他的其他著作，例如《煤炭大王》《石油》《波士顿》等，大概都属于把本民族丑陋的一面给人看的作品，但赢得了美国和世界的读者。
“将本民族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有这样的社会思维土壤，怎么可能容忍杰出的作品和作家的产生呢，即便有了一两个，也都会被骂个狗血喷头。这样的土壤也让你明白，为何低质量的抗战神剧会层出不穷：因为有什么样的观众思维，就会有什么质量的作品。
文艺最能鲜明地显示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对历史的反思水平。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而九一八事变至今也已84年，七七事变距今则已78年，无论哪一个日子都在接近百年，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都应该高于那种简单爱国的层面，可惜，我们有多少作品达到了艺术的高水平?拥有思想含量和文化品质的作品又产生了多少?不用说与欧美文艺作品相比，就是与苏联的文艺作品比较，都存在遥远的距离。而且近些年，以抗战为内容的优秀作品日益难产，垃圾作品、质量低劣的作品反而剧增，最多不过就是个“大刀长矛”的级别，能让世界瞩目，能留存后世、能跨越时代的作品几近于无。这不能不说明，抗战这个最为丰厚的文艺富矿，正被人们白白浪费了。
影片《卡萨布兰卡》1942年就已经上映，中国的抗战影片至今连这个水准都没赶上;《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年就已经问世，这部作品，全世界，包括中国文学界都公认是杰作，可如果换成中国文学，换做中国抗战的内容，中国社会能容忍吗?萨特的名作《死无葬身之地》，说的如果是中国抗日战士，舆论会称赞吗?至于近些年的《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哥本哈根》等小说、电影、话剧，没有人认为不是世界名作，但假若放在中国抗战的背景下，大概都逃不脱被称为“汉奸”或“准汉奸”的命运。
《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是肖洛霍夫1956年创作的名作，发表于苏联党报《真理报》，但在40年前的中国，这位世界知名作家曾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文艺的头子。人民日报1966年发表的“《一个人的命运》—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里这样评论道：“小说作者通过索科洛夫的‘悲剧’历程，以‘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诅咒革命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这样一本反革命作品上市以来，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居然把它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擎起，说它响起了‘新调子’，开辟了‘新时代’，说它‘拟定了一条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更一批一批地拜倒在这面黑旗下，竞相仿效，写出了不少宣扬和平主义、诋毁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什么《生者与死者》、《一寸土》、《第三颗信号弹》、《克利契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士兵之歌》、《焦尔金游地狱》、《给初生者以和平》等等，谬种流传，贻害无穷。”“既然肖洛霍夫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认为战争‘不人道’，反对战争，就必然在作品中渲染战争恐怖，宣扬战争毁灭一切。《一个人的命运》把革命战争歪曲为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毁灭。它把这场战争的矛盾，即苏联人民与法西斯之间的阶级矛盾歪曲为人和战争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人民只有一个结局——毁灭，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而且是精神上的毁灭。”“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所开辟的‘新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也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服务的。因此，我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题材作品上的分歧，不仅是文艺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的根本问题。”“毛主席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又说：‘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枪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因此，革命作品必须如实地表现革命战争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如何使劳动人民砸碎颈上的锁链，获得整个世界，如何迅速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锻炼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团结精神。总之，‘革命战争万能论’是战争题材革命作品的灵魂。
从《一个人的遭遇》在中苏两国的不同遭遇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时代，能够产生一大批电影、美术、戏剧、文学、舞蹈、音乐的世界名作和大师，远远超过了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
二战以后，就连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一批以二战为背景的文艺杰作。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德国作家，他们的成就，举世公认;而在日本，战后的学术界、文化界也有一大批学者和作家，始终在深刻反思那场侵略战争，例如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创作的《恶魔的饱食》《新人性证明》一版再版，发行量达到300万以上，轰动日本;再例如日本电影导演小林正树根据五味川纯平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巨作《人间的条件》，曾在日本引发了强烈反响，经常彻夜放映。德日这样的杰作至今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呢。
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深刻描写了复杂的人性，在人性刻画中达到了文学艺术的高峰。写马占山，最应该写的是他在伪满政府里担任要职时的矛盾心理;写张自忠，最能写出文学性的是他身处窘境时的内心纠结;写方先觉，最需要写的是他为了挽救将士的生命如何做出了艰难的抉择;写关露，最能震撼人心的是她在抗战胜利后的凄凉命运。遗憾的是，人性的刻画，在中国文艺里早已经成为弱项甚至缺项。一场战争浩劫已经过去了70年，一个婴儿都变成老头了，可我们的文艺作品还在《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沙家浜》《白毛女》《红灯记》里打转转，近些年新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其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多数还不如萧红80年前的作品，这才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抗战胜利70年最值得反省的严重问题。
抗战胜利70年了，如果我们对抗战的思考还停留在浅显、直白、平庸的层面上，仅仅用忠与奸、爱国和卖国、英雄与懦夫来归纳历史、简化人性，而没有积淀成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那这70年真是白过了!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