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达格兰大道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国宾大道。比如，华盛顿有宪法大道、巴黎有香榭丽舍大道、莫斯科有阿尔巴特大街，台北则有凯达格兰大道。
与北京的“十里长安街”相比，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凯道为总统府外面的一条垂直大道，长约四百米，路宽约四十米，双向共有十线车道，步行不过五分钟就从这头走到那头.
凯道的前身为台北府城东门街，开闢於清朝后期。国民政府迁台后，将该路命名为介寿路，“介寿”是为庆祝蒋介石寿辰而命名。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寿路上的原台湾总督府厅舍亦更名为介寿馆.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以介寿馆作为总统府。
在威权统治时代，独裁者刻意在此显示其无边的权力：民众在此行走，必须低头而过，不低头者会受军警训斥。
与总统府遥遥相对的二二八纪念碑
凯道与总统府几乎互为一体，位於博爱特区的核心部位。所谓博爱特区，并非官方的行政区划，而是从戒严时期起，军方称之为“台北市博爱警备管制区”的特殊区域。该区域内，除了总统府以外，尚有国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务部、最高法院、台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机关.
我多次从景福门步行到总统府。景福门是清代修建的城门，经过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国民党给其“穿衣戴帽”；总统府则是日治时代在脱亚入欧的文化氛围下修建的总督府，这栋改良文艺复兴式的五层建筑为当时台湾的第一高楼。一路上，标志性建筑比比皆是。
日治时代的总督官邸，是一栋后期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如今是对外开放的台北宾馆.当年由於花费甚钜，曾经引起日本国会议员的指责。
台湾博物馆，为希腊古典建筑之风格，被誉为“日本建筑学界所主倡近代主义中最庄严、技术最圆熟的作品”。其中央圆顶之设计，更是庄严宏伟，不亚於欧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筑。台湾史学者刘进兴教授特意经陪同我参观“台湾民主国蓝地黄虎旗修护成果展”，领略“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的历史真相。
台湾博物馆旁边，就是地址为凯道三号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二二八事件爆发之时，此处为“台湾广播公司”厅舍，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其中，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的开端。
周遭即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园内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纪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过於複杂，象徵过於繁多，在我看来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后两年，纪念碑文始终未能定稿。参与碑文起草的、最早参与争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苏南洲告诉我，别看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学者开会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为：“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难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壹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二二八纪念碑虽然没有总统府规格宏大，但两者相距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权者不能永久垄断历史，真相与正义总有回归的一天。在台湾各地，先后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为主题的纪念碑，屠夫的塑像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台湾的转型正义就在两组数字升降的对照中，缓慢而艰难地启动与推进.
被公民踩在脚下的凯道和被公民关进总统府的总统
就官方而言，凯达格兰大道见证了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至今历次国家中枢仪式庆典，一度是彰显权力的神圣性的特殊空间；就民间而言，凯达格兰大道则具有另一层的政治意义——它与自由广场并列为台北市集会游行举办时选择的重要集结点，也逐渐成为民众集会游行抗议的圣地。
在凯道尚未改名时，抗议民众就已经不顾统治当局的威吓，在此聚集并表达诉求。惟有这里最能凝聚民气并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给统治当局形成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国华、萧裕珍等人率领云林农权会，以农业开放可能导致农民权利受损为抗议目标，主导南部农民北上台北请愿活动，此事件称为“五二零事件”。这是台湾农民运动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在台北市市长任上，下令将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以象徵对台湾原住民历史及文化的尊重。凯达格兰是最初居住在台北地区的原住民凯达格兰族的名称.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不仅是街道名称的改变，更是制度的更迭与自由的释放。
同时，台北市废除了凯道及重庆南路一段禁行机车及脚踏车的交通标志.这是“空间解严”主张的体现.凯达格兰广场上，可以举办“飙舞”舞会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权的坚冰终於解冻。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包括凯道在内的每一条街道，都应当被民众踩在脚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当我抵达台湾的时候，太阳花学运虽已落幕，反核四的游行示威方兴未艾。我来到凯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与高歌，此起彼伏。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除了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外，最有气势的民众运动。
如今，台湾的公民运动，已经不是当年的党外运动那样充满了悲情与决绝的情绪，而是渗透了一种嘉年华式的轻松自在的雰围。一路上，卖臭豆腐、烤香肠、杏仁茶的小吃摊次第摆开，香气扑鼻——台湾的摊贩们不必像中国的同行那样，受到城管的打压和淩辱。而人们在抗议政府的同时，居然还可以获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惬意。
而总统府早已被闪着寒光的拒马团团围住。拒马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镇暴警察。这段时期超负荷的工作，已经让首都的警察难以为继了。马英九躲藏在总统府内，假装外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偏偏就是不敢出来到凯道上跟抗议民众打一个照面。在抗议民众中，我听见有人嘲笑说，“我们的马总统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个政治人物，当总统当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纪录了。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权者关进笼子里.那么，马英九总统是不是实行了这句告诫，主动将自己关进了笼子里？
北京的长安街何时才能变成台北的凯道？
如果凯达格兰大道还叫介寿路，强迫每个人都毕恭毕敬地低头而过，我肯定不会来此散步。即便经过此区域，亦要绕道而行。
我对炫燿权力的统治者，一向是“不敬而远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长安街，尤其是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那段长安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那里是屠杀的现场，血迹永远也洗不去。屠夫们在那里设置了数不胜数的摄像头，安排了多如牛毛的警察和便衣。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呢？
反之，台北的凯道，早已从统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脚下。从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阳花学运中的黑潮，一个新公民运动的时代，在凯道亮丽登场。而且，其余波已然激荡到彼岸的中国。有一位参与凯道集会的台湾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说：“今晚离开凯道的时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大叔站在一堆叠起来的纸箱饮用水前面，招呼着路过的人：”口渴的人，这里有水！后面桌上有饭团！饿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来的朋友，如果没有地方住，我开办公室的门给大家住！‘“
在这则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网友如此评论说：“那年的北京，也有这样的人。”
还有一位中国网友留言说：“我能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归，因为此刻，我也宁愿自己是台湾人。”
走出来，就有希望！台湾的民主，就是民众一次次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走出来的，而不是掌权者在密室里大发善心而赏赐给大家的。
中国的民主历程也一样。哪一天，北京的长安街才能变成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呢？我相信，当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在长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与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彻底埋葬共产党暴政的那一天。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