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达格兰大道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国宾大道。比如,华盛顿有宪法大道、巴黎有香榭丽舍大道、莫斯科有阿尔巴特大街,台北则有凯达格兰大道。

与北京的“十里长安街”相比,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凯道为总统府外面的一条垂直大道,长约四百米,路宽约四十米,双向共有十线车道,步行不过五分钟就从这头走到那头.

凯道的前身为台北府城东门街,开闢於清朝后期。国民政府迁台后,将该路命名为介寿路,“介寿”是为庆祝蒋介石寿辰而命名。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寿路上的原台湾总督府厅舍亦更名为介寿馆.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政府以介寿馆作为总统府。

在威权统治时代,独裁者刻意在此显示其无边的权力:民众在此行走,必须低头而过,不低头者会受军警训斥。

与总统府遥遥相对的二二八纪念碑

凯道与总统府几乎互为一体,位於博爱特区的核心部位。所谓博爱特区,并非官方的行政区划,而是从戒严时期起,军方称之为“台北市博爱警备管制区”的特殊区域。该区域内,除了总统府以外,尚有国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务部、最高法院、台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机关.

我多次从景福门步行到总统府。景福门是清代修建的城门,经过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国民党给其“穿衣戴帽”;总统府则是日治时代在脱亚入欧的文化氛围下修建的总督府,这栋改良文艺复兴式的五层建筑为当时台湾的第一高楼。一路上,标志性建筑比比皆是。

日治时代的总督官邸,是一栋后期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如今是对外开放的台北宾馆.当年由於花费甚钜,曾经引起日本国会议员的指责。

台湾博物馆,为希腊古典建筑之风格,被誉为“日本建筑学界所主倡近代主义中最庄严、技术最圆熟的作品”。其中央圆顶之设计,更是庄严宏伟,不亚於欧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筑。台湾史学者刘进兴教授特意经陪同我参观“台湾民主国蓝地黄虎旗修护成果展”,领略“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的历史真相。

台湾博物馆旁边,就是地址为凯道三号的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二二八事件爆发之时,此处为“台湾广播公司”厅舍,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其中,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的开端。

周遭即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园内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纪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过於複杂,象徵过於繁多,在我看来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后两年,纪念碑文始终未能定稿。参与碑文起草的、最早参与争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苏南洲告诉我,别看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学者开会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为:“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难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壹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二二八纪念碑虽然没有总统府规格宏大,但两者相距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权者不能永久垄断历史,真相与正义总有回归的一天。在台湾各地,先后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为主题的纪念碑,屠夫的塑像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台湾的转型正义就在两组数字升降的对照中,缓慢而艰难地启动与推进.

被公民踩在脚下的凯道和被公民关进总统府的总统

就官方而言,凯达格兰大道见证了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至今历次国家中枢仪式庆典,一度是彰显权力的神圣性的特殊空间;就民间而言,凯达格兰大道则具有另一层的政治意义——它与自由广场并列为台北市集会游行举办时选择的重要集结点,也逐渐成为民众集会游行抗议的圣地。

在凯道尚未改名时,抗议民众就已经不顾统治当局的威吓,在此聚集并表达诉求。惟有这里最能凝聚民气并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给统治当局形成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国华、萧裕珍等人率领云林农权会,以农业开放可能导致农民权利受损为抗议目标,主导南部农民北上台北请愿活动,此事件称为“五二零事件”。这是台湾农民运动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在台北市市长任上,下令将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以象徵对台湾原住民历史及文化的尊重。凯达格兰是最初居住在台北地区的原住民凯达格兰族的名称.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不仅是街道名称的改变,更是制度的更迭与自由的释放。

同时,台北市废除了凯道及重庆南路一段禁行机车及脚踏车的交通标志.这是“空间解严”主张的体现.凯达格兰广场上,可以举办“飙舞”舞会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权的坚冰终於解冻。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包括凯道在内的每一条街道,都应当被民众踩在脚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当我抵达台湾的时候,太阳花学运虽已落幕,反核四的游行示威方兴未艾。我来到凯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与高歌,此起彼伏。这是我所体验过的,除了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外,最有气势的民众运动。

如今,台湾的公民运动,已经不是当年的党外运动那样充满了悲情与决绝的情绪,而是渗透了一种嘉年华式的轻松自在的雰围。一路上,卖臭豆腐、烤香肠、杏仁茶的小吃摊次第摆开,香气扑鼻——台湾的摊贩们不必像中国的同行那样,受到城管的打压和淩辱。而人们在抗议政府的同时,居然还可以获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惬意。

而总统府早已被闪着寒光的拒马团团围住。拒马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镇暴警察。这段时期超负荷的工作,已经让首都的警察难以为继了。马英九躲藏在总统府内,假装外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偏偏就是不敢出来到凯道上跟抗议民众打一个照面。在抗议民众中,我听见有人嘲笑说,“我们的马总统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个政治人物,当总统当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纪录了。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权者关进笼子里.那么,马英九总统是不是实行了这句告诫,主动将自己关进了笼子里?

北京的长安街何时才能变成台北的凯道?

如果凯达格兰大道还叫介寿路,强迫每个人都毕恭毕敬地低头而过,我肯定不会来此散步。即便经过此区域,亦要绕道而行。

我对炫燿权力的统治者,一向是“不敬而远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长安街,尤其是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那段长安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那里是屠杀的现场,血迹永远也洗不去。屠夫们在那里设置了数不胜数的摄像头,安排了多如牛毛的警察和便衣。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呢?

反之,台北的凯道,早已从统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脚下。从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阳花学运中的黑潮,一个新公民运动的时代,在凯道亮丽登场。而且,其余波已然激荡到彼岸的中国。有一位参与凯道集会的台湾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说:“今晚离开凯道的时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大叔站在一堆叠起来的纸箱饮用水前面,招呼着路过的人:”口渴的人,这里有水!后面桌上有饭团!饿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来的朋友,如果没有地方住,我开办公室的门给大家住!‘“

在这则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网友如此评论说:“那年的北京,也有这样的人。”

还有一位中国网友留言说:“我能理解台湾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归,因为此刻,我也宁愿自己是台湾人。”

走出来,就有希望!台湾的民主,就是民众一次次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走出来的,而不是掌权者在密室里大发善心而赏赐给大家的。

中国的民主历程也一样。哪一天,北京的长安街才能变成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呢?我相信,当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在长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与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彻底埋葬共产党暴政的那一天。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3/201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