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前，西南某基层法院的法庭上，出现了律师“威胁”法官，法官“驱逐”多名律师的事件。事件经微博、报刊传播后，舆论哗然，有人指责律师不遵号令、咆哮公堂，也有人质疑法官预存偏见、漠视诉权。由于真相尚不明了，到底哪方占理，目前仍无法评断。但是，若论法官与律师、当事人对抗之惨烈、法庭秩序之混乱、判决结果影响之恶劣，没有哪起案件的庭审能比得过1968年的“芝加哥七君子案”。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的专著、纪录片，已有二十多部。就连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也已计划拍摄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
1968年，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这年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反战组织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在会场附近举行和平抗议集会。市长拒绝了这一申请。但是，以“嬉皮士”和“雅皮士”为主的示威者仍于会议当天举行了抗议。他们大呼口号，高唱摇滚，冲击会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冲突导致上千人受伤，一人死亡。事后，有八人因涉嫌煽动骚乱或教唆、协助发动骚乱而被捕，史称“芝加哥八君子”。
一开始，“跛脚鸭”总统林登·约翰逊与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都不同意起诉“八君子”，案件在起诉阶段就已搁置。但是，当时正值政权更替期，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新任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都是注重“法律与秩序”的强硬保守派。尼克松上台后，当局很快启动了对“八君子”的审判。
1969年9月24日，审判开始了。主审法官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朱利斯·霍夫曼。其实，霍夫曼并非保守派人士。他在法官任上，就曾撰文严厉批判过肆意栽赃、迫害公民的“麦卡锡主义”，并断言：“哪怕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威胁，也应找到比放弃自己权利更好的应御之道。如果为了尽快抓到那些威胁我们权利的人，就主动放弃我们的这些权利，就好比是为防止一个人的财物将来被盗，就先将他洗劫一空一样。”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告和律师根本没打算将法庭看做审判场所，而是要借助在场的诸多记者和旁听群众，将庭审变成一场“政治秀”。庭审伊始，被告鲍比·西尔就辱骂霍夫曼法官，说他是“法西斯狗”“蠢猪”和“种族主义者”。霍夫曼的表现也异常过激，他让法警把西尔捆起来，用纱布堵住嘴，然后逐出法庭，另案处理。“八君子”随即变成了“七君子”。后来，西尔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四年。刑期之长，创下全美同类犯罪的量刑记录。
霍夫曼原以为此举可以实现“杀鸡骇猴”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第二天，两名被告居然身披法袍走进法庭，霍夫曼勒令他们脱掉，他们按指示摘下法袍，里面竟穿着警服，令法官哭笑不得。其他被告有的裹着越南国旗，有的穿着印有以色列国旗图案的衣服，还不时拿衣服擦脚。与衣冠楚楚的检察官相比，辩护律师们的装扮也与“雅皮士”没什么两样，他们衣着随意，留着长发，嚼着口香糖，浑身散发着大麻的味道。霍夫曼后面的决策，明显带有敌对与“赌气”成分。他频频驳回律师提出的动议，甚至不允许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在持续数月的审判中，霍夫曼成了法庭内唯一被取笑、调侃的对象。一名被告拒绝称他为“法官阁下”，而是叫他“霍夫曼先生”。被告忽而说他是“希特勒的帮凶”，忽而嘲弄法庭的“正义观污秽不堪，与狗屎无异”。而被告席则是“解放区”，是“人民对邪恶的司法制度的最终挑战之地”。被告们“坐在桌上撰写演讲稿，写完后立刻高声朗读。有人当庭睡觉，鼾声大作”。律师也不听号令，对法官明嘲暗讽。10月9日，由于法庭外的抗议者越来越多，政府只好派来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媒体评价，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理已经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滑稽的一场审判”。
1970年2月18日，法院正式宣判。“七君子”中，两人被判无罪，另五人因犯意图煽动骚乱罪和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5年，并处罚金5000美元。五人提出上诉后，联邦第七巡回法院在1972年推翻了一审判决，并批评霍夫曼“法官对被告抱有明显偏见，甚至是对抗性态度”，尤其是将被告捆起来并堵上嘴的决定，更是“骇人听闻”。此案重审后，关于煽动暴乱的指控全部被否决，不过法院仍判定，其中四人的行为构成藐视法庭罪，但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对“芝加哥七君子”的审判，引起全美对司法伦理和法庭秩序的反思，相关争议一直延续至今。有人认为，即使被告行为不当，或对法官不敬，法官也应秉持公正、中立的心态，不能被愤怒、偏见冲昏了头脑，导致司法公信力受到怀疑。因受到诸多投诉，律协甚至因此启动了对霍夫曼法官的调查程序，但最终不了了之。而在尼克松阵营中，霍夫曼则被视为英雄人物追捧，还获邀与总统共进早餐。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霍夫曼的行为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芝加哥律协主席弗兰克·格林伯格就提出：“总有一些以革命者自居的人，希望把革命手段带入法院的刑事审判中”，但是，没有法官允许自己的法庭变得混乱不堪，哪怕需要借助强制措施，也得维护司法权威和秩序。
联邦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年轻时参与过对霍夫曼法官的调查。他后来总结说，“芝加哥七君子”事件对他触动很大，也令他愈加注重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任何法官都应低调、深沉、内敛，保持独立，不要轻易被意识形态和激愤情绪所控制。此外，无论当事人还是律师，都应尊重法院权威，遵守法庭秩序，如果只想着操纵和利用舆论，藉此给司法施加压力，只会造成法官与被告的双输。
来源: 《看历史》2012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