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解除监禁后的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终于揭开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责任的迷雾,公开承担了自己在对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与责任,承认是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的计划,突然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北大营和沈阳内城。由于守卫的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大举推进,一周之内即侵占了辽宁、吉林大部地区。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20万东北军迅速的撤退下,日军不仅轻易占领东北全境,使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日本的国土沦入敌手,而且使一大批军事物资落入敌方,其中飞机260架,大炮3000门,坦克26辆,机枪4000挺,进口步枪12万枝,兵工厂一座。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深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

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后,拥有20万人数的东北军由于节节退让,居然将东北全境拱手让给了只有两万余人的日本侵略者,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究竟是谁应承当“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责任?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下令,张是代蒋受过的说法。最有影响的是,张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的广播演说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按:张当时任东北军政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 载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张学良甚至通过人说,他已命人将蒋介石不抵抗的手谕保存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中,到时会公布于天下。但时至今日,蒋命令张不抵抗的手谕或任何电报都未见到。(蒋迫于国民党内斗争压力与国内舆论压力,于1931年底辞职去国民政府主席与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回浙江奉化老家。1932年1月29日蒋复出,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任委员长)

据蒋介石日记手稿,从时间节点上看,1931年9月18日上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参谒中山陵,后来又参加了国府会议,晚上九时半蒋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当永绥号军舰抵达江西湖口时,蒋才收到南京转来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

据蒋18日日记内容,蒋介石当天在舰上考虑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如何对付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1931年初,因政见分裂,蒋软禁了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另一则是如何对付江西红军。这以上两点都是“安内”的问题。因此他在接到关于“九一八”的电报后,感到十分突然,对日寇侵略行径十分痛恨的蒋,在19日中写道:“倭寇…..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天灾匪患相逼而来之时,予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20日日记中写道:“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回复张说:“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着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

随着局势的迅速发展,蒋态度不断加强。9月28日,他写下遗嘱,表示“持此复仇之志,勿暴雪耻之气……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

10月7日的日记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是故余志以决,如果倭寇比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 (以上均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当时因为要集中军事力量对付江西的中央红军(“安内”),东北问题主要催促张学良的东北军抵抗,同时寄希望于外交,希图通过国联(国际联盟)的仲裁在国际上获得支持,以孤立日本。但这种外交努力是缺乏力量的,因为日本根本就没有把国联放在眼里,国联关于东北问题的决议对日本没有起到任何约束作用。

但对东北负有守土责任的张学良一开始就是放弃抵抗。早在事变发生前的7月6日,他就电告沈阳东北军参谋部:“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将万劫不复。”“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张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明了他绝对不抵抗的立场,他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唯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日军所为。”(张的谈话见1931年9月21日《盛京时报》)张的“无开战之理由”前提是“无抵抗之力量”,他知道如果采取抵抗的方针,将会损耗自己的实力;而战争失败、军力损耗,将会动摇他在东北乃至国民政府中的地位。

由于这样,直至12月21日当日军分三路围攻锦州时,张仍无抵抗打算。25日南京政府电令张“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东北军才勉强同日军交手,但几天后(1932年1月2日)随即放弃锦州,退入关内。这样,东北全境很快沦陷,日军觊觎华北。在此危急的形势下,复出后的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撤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令倭寇使之不敢窥视平津。”并致函张“督促实行之。”(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但张学良并未执行蒋的指示,始终没有改变他的不抵抗方针。

1990年解除监禁后的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终于揭开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责任的迷雾,公开承担了自己在对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与责任,承认是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他说:“我当时没想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他回答日本记者关于是否接受了蒋的不抵抗命令时明确表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至此,“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责任的真相才算得到了澄清。

责任编辑:花满楼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