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这样概括自我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

7月8日晚,一些学生约温儒敏聚会,温是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席间畅聊,一位同学无意间谈起钱理群夫妇要去养老院了。温和钱是老同学,之前也曾听得钱说过要去养老院养老,但消息传来,仍然不免有些失落和感慨。

翌日,温特意给钱理群打电话询问,电话那头,钱理群证实此事为真。还告诉温说,总是要走这一步,养老院条件还好,他把很多书都搬去了,到那边会继续写作。当晚,温儒敏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也说明了钱为何去养老。他在微博中写道,“老钱结婚晚,无子女,夫妇感情笃好。平日家务全由嫂夫人操持,老钱只管读书写字,酱油瓶子倒了都不用他去扶。近年嫂夫人罹病,也是考虑万一,老钱总得有人伺候,这才不得不选择养老院。老钱通达,早已把生老病死看得自然,他身体很好,在养老院一样研究写作。”

这个消息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丢进一颗石头,随即在网络引爆,均认为钱一生曲折,晚来却入养老院,多有感慨。钱理群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是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与父亲“划清界限”

或许有些传奇色彩,小学六年级,钱理群就做“校长”了。

当时钱还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南京师范附小)的学生。那时,老师和同学都叫他“钱大头”。回忆此事时,钱说:“因为我头特别大,目标显著,老师、同学觉得我很可爱,就喊我叫钱大头。”有一次,教美术的杨宏毅老师,在墙报上画了许多画,有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等,标题叫“长大了做什么”,同学们都会在每一个职业下填上自己的名字,钱理群填的是教师。

解放初期,当时社会上还有许多孩子是流浪儿,南师附小就号召学生将这些流浪儿组织起来,办“小先生学校”。钱的班主任吴馨直接告诉钱:“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听到此言,钱显然吓坏了,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馨却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想吧。”由此,钱理群当了小先生学校的“校长”。

当小“老师”的经历,对钱影响巨大,他觉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钱,上面写着一句话:“送给敬爱的钱老师”。

教师的梦尚远,人生的磨难却随即而来。1953年,钱理群刚满14岁,向学校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却被拒绝。钱的入团介绍人告诉他,想要入团,“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钱天鹤意去往台湾,遭到妻子娘家人的反对,只得一人飞往台湾。中共建政之后,“与国民党划不清界限”的压力,始终笼罩着这个家庭。

为了说服钱理群,入团介绍人几乎在暑假期间天天来到钱家,钱理群说不出口,怎么能与父亲划清界限?这种精神折磨转化为巨大的压力。钱在后来回忆说:“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

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由此成为钱理群的罪名。也正因此,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于他而言,这是一种逃离,再也没有人来逼迫他与父亲划清界限了。他从母亲手中要来一张父亲的照片,放在行李中,这成为与父亲唯一的精神联系。

去往贵州,钱理群真正当上了老师,那年他21岁。接到分配通知之后,钱就把被褥托运,自己一个人登上去往安顺的列车。一路行程无言,到了学校,他没有将行李放进教师宿舍,而是直接搬到了学生宿舍。钱想,要做,就做学校里最好的语文老师,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做了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但在后来的文革中,却成了钱的罪状之一——“对学生太热情”。

这段岁月对钱而言是珍贵的,他说:“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

一生难忘“两宗罪”

钱理群这一代学者,都经历过文革,这也成为观察这代学者思想形成必要的背景。钱于1960年到贵州,至1978年考取研究生回到北京,21岁至39岁的人生黄金时期,都是在此度过。他在贵州经历了文革,也是在这里,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两个罪过,其一,与他的父亲相关。

父亲在台湾,成为钱理群的罪证。红卫兵砸开钱理群的居所,将他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从箱子里翻出父亲的照片。这正是他在来到贵州时,从母亲手中要来的照片。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质问他为什么保留这张照片,为什么不和“反动分子”划清界限?钱理群面对逼问,无言应对。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下,钱理群只有低头认罪,他想割断每一个给他带来“罪证”的联系,父亲的照片,成为他不得不舍弃的亲情。

于是,这也成为钱理群一生挥之不去的“罪过”:他亲手烧毁了父亲的照片,火焰燃起,一点点吞噬了父亲的面容,化为黑色的灰烬,留在钱的心中,久久不去。从此,和这个被红卫兵称之为“反动分子”的亲人,划清了界限。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直至1972年,钱理群得知父亲在台北去世,他才猛然意识到,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钱说:“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但更坏的还未到来。文革开始,钱理群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一天,发现房间里面挂着他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却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曾经的师生关系,转眼间成为敌对之人。钱理群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文革最可怕的地方,是发动你最亲近的人来揭发你。”那时一个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揭发了他,说钱理群喜欢蓝色,特别是天蓝色,于是一位美术老师就此分析,钱理群为什么喜欢蓝色,因为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他不喜欢红色,因为他仇恨五星红旗,你看他多反动,是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检讨成了钱理群的日常生活,他说:“逼你挖掘阶级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没完没了。我看透了他们是要逼我说谎,不说谎过不了关。我就横下心来,既然你们的分析、批判如此荒诞,我也可以胡编乱造。”

原以为检讨可以过关,却引来了更多的逼供,追问钱:“你这么反动,他们(指钱的朋友)怎么就不反动呢?”胡编乱造,钱以为可以过关,没想到却要牵连他人,压力之下,钱开始编造关于他人的谎言。钱理群为此懊悔不已,他说:“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连累朋友,这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我心里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正是文革最大的罪恶:它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

这种恶,甚至可以使得一个年轻的生命凋零,让钱理群痛苦莫名。其时有一个女学生,出身地主家庭,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没有人为他说话,也没有人同情他。这位女学生却站出来替钱理群说了几句话,随即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女生为此投湖自杀。

这件事给了钱理群巨大的震动。无数个深夜里,他在星光下审问自己:“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我一个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来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人生命之重来换取自己苟活之轻?”

自省使得钱理群不断地挖掘内心,他试图从这桩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中寻找到答案。钱理群后来说:“我终于发现自己的责任,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在贵州大地上的这样一个坟就永远地压在我的心上。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学生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沉重的死尸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

这也构成了此后钱理群学术生涯中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也促成钱理群教学与写作的驱动力,成为他学术的重要向度:为年轻人写作,做青年人益友。

学者的命与战士的心

1978年,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各领域在缓慢恢复。钱理群被准许参加研究生考试,他已经39岁了,而规定考研的年龄上限是40岁。当接到准许考试的通知时,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其时报考学员七百多人,最终钱理群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北大深造,求学于导师王瑶,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钱的学术生涯,给予他知识和思想储备的仍然和贵州生活相关。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钱理群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尤其是在文革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对他的精神气质影响甚大。钱后来回忆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种批判性、革命性的学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这样彻底的批判精神,在我看来,是与鲁迅精神相通的,这几乎注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选择与学术道路。”

上世纪80年代,钱理群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引发较大反响,他提出的“历史中间物”概念,也引来不小的争议。在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中,他写道:“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隔膜感,始终存在于钱的世界。具体表现出来,即是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间的矛盾,也由此注定了钱理群一生的姿态。在钱的精神世界,战士与学者的不同身份,使他焦虑莫名。钱认为,精神层面的战士,即鲁迅呼唤与身体力行的“精神界战士”。他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

钱在自我剖析时认为,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一条“学者”的大道正在面前展开,他周围的同学都在奋力地走着这条路,周围的人也希望他走这条路。“然而我不能忘却过去,我无法安下心来,周围的一切政治事变都在我思想上引起强烈反应。我不能不忧国忧民忧自己。而且我研究鲁迅,如果安心于做一个不问世俗的学者,我就根本背叛了鲁迅,我的业务不能与政治分开。”

精神上的矛盾,也导致在一些人看来,钱理群是一个“怯懦的知识分子”,钱理群这样概括自我矛盾:“当学者,不肯。当战士,不敢。混日子,不愿。我承认并且自责我的自私与怯懦,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认为,钱理群所走的学术道路,抓住了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革命、社会改造和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问题。他说:“我觉得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能够坚守批判的立场;在孤独痛苦的思索中,去追求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

这样一个学者的身影,自1981年钱理群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2002年退休,二十余载教学生涯,在无数年轻人的眼里,钱的反思与批判,却构成了求学时光的另一种精神食粮。

告别教育和青年

2002年6月27日,这是钱理群在北大的最后—节课。既是课堂,也是告别会,学生们眼含热泪,钱理群激动不已,他告诉这些学生们,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是去北大教书,二是去南师大附中当老师。在北大退休了,但教师仍然是他的职业,并且,将会是他一生的职业。

随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未名BBS”上发出600多个帖子。钱理群最喜欢其中的一个帖子,发帖者说:“钱老师该说的已经说了,愿意听的人也听了,不愿意听的也就不听了,也该退休了。”

退休却仍然“在岗”。钱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 为什么钟情于中学教育?钱理群如此剖析:“第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教育问题,是孩子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人到了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很绝望了,唯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也绝望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还做什么。我要反抗绝望。第二,大学教师到中学去,这是五四的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都当过中学教师。”

南京师大附中是他的第一站。钱为此特意花费两天时间备课,重写教案,提前四天来到学校,与老师们沟通。开课之际,教室挤满学生,甚至连过道里都没有空地儿。但令钱理群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一堂堂课讲下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在教室里仅有20多名学生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是自己的课讲得太差?四处询问,却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一位学生后来写信给钱理群,道出缘由,信中说:“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钱理群思虑万千,给学生回信说:“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南京听课的少,钱理群又去到贵州。这里是他生活了18年的所在地,他带了自编的教材《贵州读本》,信心满满地踏上旅程。没有想到的是,钱理群谈民族文化传承,大学生们向钱提出的问题却是:“如何学好英语?”钱尴尬不已。学生们告诉钱,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2012年9月9日,钱理群在“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说出了对中学教育的感慨:“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钱也就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其他领域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随后,钱理群宣布,将告别教育。他说:“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这句话由一位终身职业为老师的学者说出,莫名地使人伤感。意料之外的是,16个月之后,钱理群又将选择告别学术。

2014年12月12日,三联书店为钱理群举办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发言时宣布,除了告别教育,他也将告别学术界,告别青年。他说:“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家庭,过更平静也更本色的生活。

真正告别了吗?他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战士,这样的人是不会离开的,并将一直在场。实际上,钱理群仍然在写作,他最新的作品,是自述性质的《一路走来》。

回顾这一生,钱理群感慨莫名,他说:“我的一生一路走来收获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收获了有缺憾的价值,我认为我的学术和教学是有价值的,这一点我有自信,但同时这是有缺憾的价值,我也很庆幸。另一个是收获了‘丰富的痛苦’。我还会继续走下去,还会一路走好,最后完成和完善我自己。”

来源:凤凰周刊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