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佳,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维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七月七日,德国人进了城。在市公园里,无线电在广播最新的消息,我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从门诊部出来,站下来听一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评论战事的文章。我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就有一些人从公园里跑过去,我便朝家里走去,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笛声。我忽然看到一辆坦克,并且有人喊:“德国佬打进来啦!”
我说:“别制造慌乱!”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什么时候撤离,他生气地说:“这事儿还早得很,我们连名册还没造呢。”总而言之,是德国人来了。整个夜里,邻居们互相串来串去,最安静的是我和小孩子们。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样,我就怎样。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额头和眼睛,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感到非常苦恼。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自己的被窝里,可是感到自己犹如身在异国,孤孤单单,举目无亲。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来。德国人站在汽车上到处大喊大叫:“打倒犹太佬!”
接着,有些邻居也叫我想起这一点。门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对一位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一下犹太佬完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她的儿子娶的还是犹太女人,这个老奶奶常常去看儿子,还对我夸过她的孙子呢。
2
还有一个女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娜,一双很美的蓝眼睛,过去我在给你的信里提到过的。她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您把东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里来。”“好,我搬到你屋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面那个小贮藏室里去。”
我没有同意。那个小贮藏室既没有窗户,又没有炉子。
我上门诊所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的房门被砸开了,东西被扔到小贮藏室里。女邻居对我说:“我把沙发床留在我这儿了,反正您的新房间放不下。”
很奇怪,她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会计,是一个很好、很老实的人。她说:“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对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这儿,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觉,是妈妈把她抱走的。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护士玛露霞搂住我,小声哭起来:“天啊,您怎么办呀,你们怎么办呀。”特卡乔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一个要死的浑身癞皮的老猫,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惊。不光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得罪过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岁的老教师,过去常常问起你,要我转达他的问候,说你是“我们的光荣”。可是在这些可恨的日子里,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脸去,连招呼也不打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他干吗要这样,这些话有损他的声誉。在那次大会上,有多少人在诽谤犹太人啊……不过,维佳,你自然会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加那次大会。很多人没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从沙皇时代起,反犹太主义是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克瓦斯爱国主义联系着的。在这儿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犹太人赶出俄罗斯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随时准备以三十个德国银币的代价把俄罗斯卖掉。郊区有些坏人来抢房子,抢衣服被褥;当年霍乱暴动时有些人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骨气的人,对一切坏事都唯唯称是,生怕有人怀疑他们反对当局。
3
朋友们不断跑来报告消息,他们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说胡话的状态中。出现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语:“转藏东西。”似乎藏在邻居家要保险些。我觉得转藏东西就像做游戏。
很快就贴出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墙上到处张贴着黄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居民必须迁往老城区。”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于是,维佳,我也准备搬迁了。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一个人不也够了吗?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带了普希金选集、都德的《磨坊书简》、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还带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里面有《没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这两篇,这样,我的篮子就装满了。在这屋顶下,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晚在这里哭过多少回呀,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孤单了。
—————————–
瓦西里·格罗斯曼,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19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二次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等地前线战况。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等。1960年完成《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 年代初,小说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关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一如《战争与和平》,小说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生活与命运》曾被法国《世界报》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而在英语世界,格罗斯曼小说的读者正在迅速增长。《生活与命运》的英译者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说:“我们‘对苏联文学’好像总有这种找一个人做代表的需求。过去是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正在变成格罗斯曼。”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