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的谈天、喝酒、大口的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两个月前,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谁在妥协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高。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的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的腐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在中国,1992年开始的市场改革,也让这些词汇迅速贬值,人们要谈论市场、资本和技术。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问题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天鹅绒监狱”已经形成。

来源:凯迪社区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