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16
在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中，康宁祥的丰富性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点上，他有点像梁启超，能文能武，兼通文化和财政，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处江湖之远。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康宁祥在回忆录中特意论及梁启超对台湾人的期许——“台湾的前途要靠台湾人自己打拼”。康宁祥长期活跃在政坛第一线，一九七二年即由选举进入立法院，此后长期以专业精神监督政府，凝聚少数派成为一股制衡力量，并与蒋经国“不打不相识”。在陈水扁时代，康宁祥因为是党外人士中少有的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的干将，更是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另一方面，康宁祥先后创办《台湾政论》、《八十年代》、《首都早报》等媒体，致力于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是台湾本土意识和文化启蒙的重要推手。
二零一三年，康宁祥出版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回忆录《台湾，打拼》。历史学者李筱峰指出：“史家知道，要研究二次大战的历史，不能不看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以及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要了解俄国革命及俄共内部政治斗争的历史，就不能不看托洛斯基的回忆录《我的一生》；要了解印度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就不能不看甘地的《我的真理实验录》，以及尼赫鲁的《自传》。同样的，我可以大胆地说，要瞭解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要瞭解台湾的政治变迁，就不能不看康宁祥这部回忆录。”康宁祥的这本五百多页的回忆录，确实可以看作是波澜起伏的台湾民主运动的“半壁江山”。若将康宁祥回忆录与史明口述回忆参照阅读，也许更加妙趣横生：康代表岛内最温和的一翼，史代表海外最激进的一翼；康着眼于体制内革新，史寄希望于暴力革命。而台湾真实发生的社会变革，则是两者的犬牙交错与融会贯通。
街头与议会，革命与革新，先驱与后进
与吴三连、郭新雨等“非富即贵”的党外前辈相比，康宁祥出身于艋舺的制饼人家，当过加油站工人，是如假包换的草根人士。他身居陋室，生活在“引车卖浆者流”当中，每天都跟民众“零距离”接触，对民生疾苦心有戚戚焉。他登上设置在街头的、简陋不堪的“野台”，向乡里乡亲们发表政见，就能像磁石一样吸引人心。那时还是年轻学生的李筱峰回忆説：“来到台北亲临康宁祥的政见发表会，听他对时政的谔谔直陈，激昂慷慨，看到成千上万的选民并肩接踵在热烈聆听政见发表会，如大旱之望云霓，我感到一股希望涌上心头。”个子不高、相貌不帅的康宁祥，用台湾话讲出了民众的心里话，成为压抑时代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正是靠着选民的支持，康宁祥高票当选，成为台北市议会和立法院最年轻的成员。从街头走向议会，是康宁祥坚持的一条“革新”之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逐步渐进，比较能让斯土斯民共同分享‘革新’的‘保台’成果，民主之路固然漫长，但也并非遥不可及，大家由省议员、县市长到立法委员，从地方到中央，从问政到参政，一步一步来。”在整个七十年代，通过选举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赢得更多席次，在体制内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并呼求政治改革，是以康宁祥为首的党外的主流思维。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康宁祥在党外运动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反对，最后演变成一场声势不小的“倒康运动”。在回忆录中，康宁祥对这段经历仍然耿耿于怀，较多地从人际关系和个人品德的角度审视那些他提携过的小兄弟们的“背叛”。实际上，这场争论更多是缘于理念的分歧：在台独立场上更加强硬、在反对国民党上更激进的新生代认为，台湾应当走一个新的国家体制的革命路线，康宁祥等非革命人物应当退出党外运动领导阶层之外。康宁祥则认为，不宜掀起“中坜事件”之类的群众暴动，那样会遭致以卵击石的无畏牺牲，就是侥幸成功了，往后如何治理，问题更大，专制国家被群众运动推翻的，不是陷入长久溷乱，就是倒退回去。台湾当时外有国际的孤立和中共的威胁，内部如陷入长期溷乱，后果不堪设想。这两种思路和做法，并无绝对的对错与是非，若能互相吸纳和包容，而不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党外运动当能形成千钧之力。
然而，街头冲撞以及迅速组党的思路和做法逐渐占了上风，康宁祥未能即时把握这种民心的变迁并因势利导。过于自信的他，在众人眼中，迅速由先驱变成了后进、由稳健变成了保守。经过“批康运动”，康宁祥元气大伤，居然在他本已轻车熟路的竞选中惨败，从此不再是党外运动的象征性人物，也失去了日后成为台湾领导人的希望。
这就是温和派的悲剧，康宁祥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品。在中国，从梁启超到刘晓波，都因为温和的主张而受到批判乃至人身攻击。后来，善于操纵民意、玩弄权术的陈水扁上台，八年执政，腐败无能，挥霍了李登辉时代积攒的、来之不易的民主资源。若是换上康宁祥，以其长期在会议对中枢政治运作洞若观火的体察和庖丁解牛的拿捏，由参政变为执政，一定不会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那样莽撞而轻率，其施政方式将更为妥帖而顺当。那么，民进党未必会如此迅速地丧失民心，而国民党也未必能如此顺利地咸鱼翻身。
作为开明独裁者的蒋经国
当康宁祥意气风发地步入政坛之时，也正是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进入接班程序之时。康宁祥在地方选举中打败国民党候选人，让国民党中央惶恐不安。蒋经国主动约见康宁祥，此后十多年间，两人建立起一种非正式的会晤机制。由此，康宁祥成为在野人士中与蒋经国亲身接触最多的一位。那么，康宁祥眼中的蒋经国是何许人也？
有意思的是，康宁祥的回忆录中对李登辉和陈水扁着墨不多，而有很多篇幅描述蒋经国。当选议员后不久，康宁祥受邀访美，当局却扣押其护照申请。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借此约康宁祥见面。蒋经国一开始东聊聊西问问，好像是在核对其身世。接着，蒋经国似乎不经意地谈起康受邀访美之事，康宁祥这才发出拿不到护照的抱怨。蒋经国立即吩咐身边的人，马上处理此事。康宁祥第三天就收到了护照，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专程派人送到家中。对此，康宁祥感叹説：“连我一个刚当选的市议员应邀访美，都要经过蒋经国约见才行，可见这位传说中的情报头子何等严密控制台湾。”
蒋经国这位年长康宁祥二十八岁、手握绝对权力的政治对手，似乎有意让康宁祥近身观察、了解他的治台手腕，另方面又好像在近身观察康宁祥这个反对者。蒋经国时不时地向康宁祥谈起甚至不会对身边的国民党大员讲的心里话，比如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比如与吴稚晖的师生关系，比如对台湾本土历史的兴趣等等。天长日久，两人产生了一种亦敌人亦友的奇特关系。
就在常常与蒋经国会面的时候，康宁祥也与党外的五名元老有一个“五大老便当会”。这五位元老为雷震、齐世英、吴三连、郭雨新、高玉树。“五大老”饱经风霜，深知宦海险恶，给康宁祥提供了诸多建议，并让他多了解中国儒家的驾驭之术。有一次，康宁祥对蒋经国的善意不免心存感念，“五大老”立即对他当头棒喝，要他不要太天真，説蒋经国绝对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单纯。后来，康宁祥才意识到：“五大老追求的是民主自由，蒋经国只会展现开明而已。”
开明的独裁者，无论如何开明，仍然是独裁者。即便是党外人士中对蒋经国持最多正面评价、甚至因此遭到反对派非议的康宁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我和他是什么关系，他手上的权力从来也没有对台湾人放松过，高压统治照常、对我及在野人士的监视照常，在他生前，民主、自由是台湾有识之士的渴望，他却如割肉之痛，迟迟不肯让步。”连康宁祥为女儿请个家教，调查局都要安排台大的一个女学生高丽娟来卧底。后来，这名女学生觉醒过来，帮助杂志社写稿，还帮康宁祥竞选，多年后写了一本书披露当年的经历，并以“开花的犹大”形容自己。
康宁祥与蒋经国在私下里的谈话，倒还和风细雨，以康宁祥圆融宽厚的个性，不会当面顶撞或指责蒋经国，当然他更不会被蒋经国收服。若是在立法院里，康宁祥立即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炮声隆隆的士兵。此时此刻，他代表的是身后投票给他的选民，他必须竭尽全力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议员的天职。康宁祥多次就预算等议题质询作为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有一次，他当面以“信口而出”四个字指责蒋经国，“非但国民党委员拍桌叫骂，而且蒋经国也一度脸红脖子粗”。
国民党再度上台执政之后，台湾有很多媒体和政治人物企图美化、膜拜蒋经国；彼岸的中国则有更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在中共极权体制下的绝望中，将蒋经国式的人物作为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望梅止渴，好不可怜。台湾学者吴叡人认为，美化和膜拜蒋经国，实在对于威权时代的受害者极为不尊重，更反映昔日威权体制一员的傲慢和缺乏反省。“当今台湾社会缺乏是非感，而昔日加害者如今能恬不知耻地以民主斗士自居，岂不是因为前一阶段民主化过程，从未检讨加害者政治责任之故？”所以，那些美化和膜拜蒋经国的人，真该看一看康宁祥对蒋经国的观察和评论。康宁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丰富了一个真实、复杂的蒋经国的形象。
谁是台湾人？谁是自由人？
在台湾的政治光谱中，康宁祥是一位浅绿人士，他是较早公开讲台湾话、梳理台湾史、弘扬本土意识的政治活动家，但他反对将“台独”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以及用以吸纳选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口号。在他心目中，“自由人”应当先于“台湾人”而存在，
康宁祥在回忆录中谈及一个关于蒋经国的小故事：蒋经国陪来访的李光耀到街头微服私访，李光耀与路旁摊贩的妇人谈天，一路聊得好不热闹，蒋经国好奇地凑过去，没有想到一句也听不懂。蒋经国感叹説：“别的国家元首来到我统治的国家，可以跟我的人民有说有笑，我却一句也听不懂。”多年之后，康宁祥还清楚地记得，蒋经国说这段话时，脸上呈现黯然、落寞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
对此，康宁祥的评论是：“是不是台湾人，其实不是嘴巴説説，而是用心去做，用台湾心。做台湾人，大家的祖先都先后来自中国大陆，如果蒋家政权不刻意区分先来后到，让一九四九之前已经在台湾生根立命的台湾人感到被歧视、被剥夺，会不会説台湾话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説，台湾岛内的省籍矛盾，始作俑者是国民党政权，从“二二八”到整个白色恐怖时代，台湾本省人备受压抑、忍气吞声，一旦高压解冻，必定产生巨大的反弹力量。
康宁祥在回忆录中也将早期受到的外省籍政治精英的熏陶和启迪一一道来，如雷震、齐世英等从国民党内反戈一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尽管未必有清晰的台独立场，却是本土党外运动的天然盟友；康宁祥也与郭新雨、高玉树等本土的、无党籍的前辈政治家有过密切交往，那一代人的人品和处世方式，在如今唯利是图的政界，已是空谷回音。
也正是这样的渊源关系，使得康宁祥摒弃了急功近利、渲染悲情、扩大敌意的政客作为，而具备了一种政治家的前瞻性和包容性。他不赞同某些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立场和做法，认为那样做短时期内尽管可能赢得某一部分民众的倾心支持，却会造成不同族群的撕裂和对峙，对社会转型的伤害甚大。遗憾的是，此后台湾的选举和政争日渐恶质化，台独成为一张不容置疑的“惩恶扬善令”，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岂不是另一种形态的“大中华民族主义”？
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氛围，产生了“优败劣胜”的逆向筛选机制，使得康宁祥黯然出局，使得陈水扁脱颖而出。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上台，都会立即会转换身份，由党人的总统变成全民的总统，不单为那部分投票给他的民众服务，也为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民众服务。然而，陈水扁执政八年，始终只是绿营的总统，而未能成为全民的总统。操弄意识形态胜过悉心执政，焉能不败？
那么，倘若执政的是康宁祥呢？他能否凝聚最大多数的民心，形成宽广宏大的台湾共识，引领台湾行过险滩礁石、进入风平浪静之境？
历史固然无法假设，但历史能为未来提供经验与教训。这就是康宁祥的这本回忆录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