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18日(一)

一段时间来,官媒网站头版要闻持续报道“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某某侵华罪行自供”的材料,结合近年来影视界狂轰滥炸式地上演各种抗日剧,使人在看到当年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罪行时,彷彿置身於又一场抗战的热潮中,以致中外关心时局的一些人士甚至都发出中国即将与日本开战的惊呼。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当局将许多尘封的抗战档案揭开,并通过传媒大肆宣讲当年日本侵华罪行及民族奋起抗战的艰苦卓绝,使抗战成为当下热词,这分明是想让国民记住当年日军侵华暴行的历史,同时提醒世界看清日本的本来面目。

中国出现如此宣讲抗战的热潮,固然与时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日钓鱼岛之争,有直接关系。然而,这半个多世纪来日本争夺钓鱼岛与复活军国主义却是由来以久,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才急不可耐地对日本当年侵华罪行掀起控诉,对侵华历史给国人乃至世界进行恶补式地普及宣传?试问过往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历史教育哪里去了?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在对日侵华历史的宣传教育的情况,就会发现存在严重的冷热两极化症状。今天中国当局给国人进行恶补抗日知识,正是因为曾经淡化、简略、回避、甚至歪曲、冷藏了抗日的真实历史,对民间保衞钓鱼岛及对日索赔等捍衞主权、拒绝遗忘的努力採取打压封禁的方式,以致国人与世界日益淡忘了那段惨痛的记忆。

中国抗战若自1931年的“9.18事件”算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就历经了15年,若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至抗战结束,就是8年。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8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就伤亡341万。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平民伤亡为900万。后来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统计数字为,8年抗战军民共伤亡2100万。另据美国出版的《日本侵华研究》的编辑吴天威的研究,仅南京大屠杀,就有34万中国军民死亡;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拿活人做实验,使3000中国人丧生;东北发现日军屠杀华人劳工的“万人坑”已有103座,“炼人炉”5座。还据日本史学家吉见义明在《从军慰安妇与日本国家》中指出:“1937年,全面战争开始之后,日军开始急速而且是大量地设置军队慰安所。”据史料,日本侵华期间,先后被迫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在20万人以上,且75%被虐待致死。

面对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居然放弃了对日索赔。从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然而,受伤害最大的中国却因为政治原因而放弃了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要求战争赔偿。1952年台湾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与日本签定《华日和平条约》,宣告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索偿;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也放弃了对日索赔;1978年,刚复出的邓小平访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以法律条款确定放弃对日索赔。

中国官方不仅放弃对日索赔,而且几十年来对中国民间保衞钓鱼岛与对日索赔进行封锁、打压,严重压制了中国民间爱国热情与捍衞主权的努力,使中国社会无法真实全面了解钓鱼岛状况与民间索赔的进程。

在中国民间自发起来对日索赔与保衞钓鱼岛的人士中,中国民间保衞钓鱼岛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几十年来的奋斗与遭遇,刻画出了一个时代对日问题上的冷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童增先生就关注中国钓鱼岛问题,也因此,他从那时就被当局严密监控,经常在有重大活动时被警察带离北京。据曾是外交部官员,被指派到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的方军先生回忆说:“我1984年就知道童增。为什么呢?那时,他常常被相关部门带走。比方,日本外相访华,他就被相关部门带出北京了。”童增先生因为保钓与发起民间索赔,还被单位辞退工作。在遭受这些打压下,童增先生没有放弃,而是顽强努力,一步步艰难地推进保衞钓鱼岛与民间索赔事业。

1990年,童增发表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首创性地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率先发起并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1991年两会期间,童增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童增发起提交的《关於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得到38名人大代表的签名提议,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5月,童增致信日皇,要求返还被日军掠夺、现藏在日本皇室的中国文物;8月7日,童增将七个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递交日驻华使馆,由日使馆人员光冈签收;此后童增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索赔书。1994年,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来访,与童增签署委託代理协议,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主体所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向中国二战受害者听取事实、调查取证,从而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的大幕。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国等257位民间人士联合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领土;9月8日童增、李定国等17位民间人士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正式成立。推选童增为会长。2004年,童增成功策划大陆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2005年6月1日,童增提出“日本政府对华贷款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金符合国际法”的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童增任会长。2012年7月,童增以他名下的一家投资公司正式向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希望租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进行旅游开发,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12月1日“开罗宣言”纪念日,童增和香港爱国人士锺惠明先生、港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女士共同倡导和策划由惠明基金会出资百万的爱国保钓广告。在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同时整版登出,反响极大。2013年8月15日童增倡导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腾讯微博共同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发起捐助活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当天童增在媒体上再次呼籲把日本告上中国法庭。

由上可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与保衞钓鱼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却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支持,相反还遭到中国政府禁声,不仅大陆媒体几十年来不许对保钓与对日索赔进行报道,而且也严密控制这些保钓人士的活动,甚至经常骚扰、威胁、驱赶、传唤、拘押这些爱国人士。

2005年4月22日,保钓人士冯锦华等参加燕南网友首次聚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二天,“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有限公司”北京总部被有关部门查抄,工作电脑三台主机和一台打印机被搬走。

2005年4月底,湖北籍民主爱国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因向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游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10年9月中旬,中国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到沿海福建、浙江一带找船,欲前往钓鱼岛,但遭当局拦截遣返,有保钓志愿者被警告,当地渔民也收到政府指令,禁止向保钓者租船;当局还禁止媒体报道此事,不许保钓团体网上发声明。

2012年10月19日深圳保钓人士方晓松发微博说:“我在深圳做保钓活动,深圳国保强制打压,骚扰我公司业务正常运作,骚扰我朋友,骚扰租住房房东!迫使我今晚有家不能归!并且不让我在深圳从事保钓爱国活动!正式放话如果我在深圳搞爱国活动,就把我赶出深圳!”

中国官方几十年来对民间对日问题上的保钓与索赔活动的封锁、打压,严重压制伤害着国人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官方对日问题上长期採取淡化、回避、封锁,使国人无法真实全面客观地了解钓鱼岛的情况及民间索赔的进程,造成国人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淡忘。今天中国政府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以及钓鱼岛主权陷入的困境,而想激发国人对侵华历史的记忆,以唤起世界对日本的警惕时,才意识到过往几十年来对日问题上的冷处理,已经给这个民族与世界留下严重后遗症。如,中国几十年来对日本侵华研究严重不足,以致研究抗战历史居然许多要依赖国外乃至日本的研究成果,而本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的种种罪恶也知之甚微,以致产生漠不关心情绪。在此情况下,民族对日的感情出现严重的无原则的仇视与盲目的无底线的崇拜的两极分化情况,而无法形成平和理性客观对待日本关系的健康心态。

一个民族面对历史,若仅仅取舍於政治的需要,而裁剪、隐匿、甚至封锁、打压、剥夺民族对历史全面真实的了解与研究,那么最终必被历史所嘲弄。中国当局过往几十年来对日本侵华历史的选择性淡化,对钓鱼岛与民间索赔的打压封锁,严重阻碍了民族历史记忆的延续,挫伤着国人爱国守土热情与责任,致使中日关系天平出现倾斜,以致形成中国今日对日的被动局面。所以,任何时候客观理性而真实地对待历史,都是一个民族健康心态形成与维系的重要基础。当然,时下中国为扭转过往年月的淡化而转向掀起声讨日本侵华的狂潮,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对此我们一样需要警惕物极必反,避免那种狂热民族主义燃烧而伤人伤己。总之,一个健康民族对待历史,不应该隐讳、虚饰,刻意冷淡与肆意热炒,而应该全面客观真实将历史本来面目呈现於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民族平和、理性、客观处理国与国、族与族之间关系的健康心态。

文章来源:东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