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它建立在政治谎言的基础上,靠暴力制造的恐惧来维系谎言的绝对正确。柏克一眼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认为这个政权虽然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帜,但断头台制造的恐怖证明它是反自由的。要保守自由,必须遏制权力的过度膨胀。

青春的梭罗放弃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一个人远离尘嚣,走进森林,在瓦尔登湖边筑屋独居。将一颗轻盈的心安放在湖上,置身于蓊郁的宁静里。身处“江湖之远”的他,根本不愿承认“庙堂之上”的政权。因为“这个国家在议会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孩子当牛马一样地买卖。”(《村子》)。

在自由的美国,不承认这个政权倒也无人追究,“但是,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的机关总要跟他到哪里,伸出手来攫取他。”(《村子》)。梭罗拒绝付税给政府,还因为这个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侵略墨西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不服从,更表达对政权肆意入侵“江湖”的不满。

江湖,是自由的天地。江湖被权力占领,也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丧失。

“江湖”一词由庄子所创。庄子在《大宗师》中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认为江湖是个可以自由游动的地方,是自由的天地。庄子一生愤世嫉俗,笑傲江湖。对庙堂不屑一顾。《秋水》里记载,有人拿一国总理的职位来劳烦庄子,正在垂钓的庄子“持竿不顾”,他宁愿做污泥里自由游动的乌龟也不愿高居庙堂,被皇帝当做弄权的工具来使唤。庄子是一只逍遥自在的乌龟,自然属于江湖,而庙堂是一种束缚,只有在广阔的江湖,他才拥有独立不羁的人格与汪洋恣肆的自由。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没有“持竿不顾”的傲岸,便没有这种入木三分的批判。

庄子开创了中国隐士非暴力不合作的传统。喜好老庄的阮籍、嵇康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不满于司马氏政权的黑暗与无耻,以蔑视礼教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纵情山水,放诞任性来表达自己不合作的态度。

某权贵要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大醉六十日,终至此事作罢。

嵇康脾气更大,也更直率,对权贵钟会的拜访直接蔑视。后来还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声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表达自己不合作的态度。专制权力的屠刀终于伸向了他那高昂的头颅。三千学子为其求情,未果。

临刑前,正值夕阳西下,秋风萧瑟。嵇康神色不变,手挥五弦奏《广陵散》。曲终琴断,叹曰:《广陵散》从此绝矣!

嵇康不愿做邪恶政权的鹰犬,宁愿在街头的大树下烧火锻铁,最后却头断街头,以一腔碧血书写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其清正之气与豪迈之情自与日月同辉,光耀千古,不在话下。

从庄子的江湖到嵇康的街头,传到大隐士陶渊明这里,便演变为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可算是他的夫子自道。做了八十几天的彭泽县令,他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他把身居庙堂看成“久在樊笼里”,而且认为是“误落尘网中”,最后幡然醒悟,返回自然。

人都称道陶渊明性情超脱,平和冲淡,“浑身静穆”。但鲁迅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里发现了一个“金刚怒目”的陶渊明。陶渊明不仅歌颂精卫、刑天不屈不挠的复仇思想,而且还颂扬惩治暴君的荆轲。

陶渊明与鲁迅,一个是潇洒出尘的旷逸隐士,一个是坚韧不屈的精神战士。然而背后的精神底色却是相同的:对独立人格的捍卫,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一生仰慕魏晋风度。在本朝,鲁迅被抬到文学庙堂的顶端,供人膜拜。这真是滑稽可笑到了可悲可泣可叹的地步。迅翁泉下有知,定会被当场气活,重新战斗。鲁迅身上最鲜明的色彩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锋芒。他对胡博士见蒋总统冷嘲热讽,他与权力始终保持很远的距离。设问,这样的鲁迅怎会高居庙堂做一只死乌龟呢?鲁迅是一只游于江湖的活乌龟,而江湖是没有顶端的,江湖只有“无穷的远方”,还有“无数的人们”,鲁迅说,这些都和他相关。

鲁迅甚至不屑于登上文坛,他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华盖集•题记》)。

然而,不管是江湖、街头、田园还是沙漠,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专制权力。

秦代施行严刑酷法,焚书坑儒。专制权力膨胀,导致江湖萎缩,街头不存。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各个朝代无不以“儒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号称以孔孟之道来治国,其实孔孟之道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油彩而已,用来治国的利器还是法家思想,正所谓“儒表法里”。任何专制政权都要靠谎言与恐惧来构筑。孔孟之道扮演的角色是制造政治谎言,唱红脸;法家的严刑酷法用来制造恐惧,唱黑脸。黑脸唱不下去了,民众就会起来造反,然而历次所谓“农民起义”要么反奸臣,要么诛暴君,从来没有质疑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术”。就是知识分子也极少有人质疑。嵇康声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结果引来杀身之祸;李卓吾只说了句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就被视为异端。直到清末,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也得援引孔子改制的老例作为说辞。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新式知识分子才彻底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吃人”秘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所谓“尊卑有序”、“纲常伦理”之类只不过是驭民之术而已。

有人说,儒家学说本身是好的,只是被掌权者歪曲利用了而已。我不这么看,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第欧根尼等古希腊大哲相比,儒家学说算不得哲学,而只是伦理学,它探讨的是把人组织在一起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一种人人获得自由的秩序,而是一种“尊卑有序”的奴役秩序。社会当然需要秩序,问题是,你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是自由秩序还是奴役秩序?为了建立奴役秩序,孔孟、荀子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专制权力如何运作。即使被人称道的“民贵君轻”思想也只是一种维持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怀柔政策而已。

现代极权主义更是将权力的魔抓与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这种极权的专制是如狼似虎的秦始皇所没法比的,也是后来那些披着儒家羊皮的狼所没法比的。它将每个人进行政治化编码。如劣等民族、一般民族、优秀民族、优秀中的精英;如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右派、富农、中农、贫下中农、无产阶级。然后鼓动“优越”的那一类领导一般民众去打压甚至消灭按照理论被推断为劣等的一类。如纳粹对犹太人的清理,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清算。

街头布满告密者,成了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者被侮辱被践踏的地方,江湖也不复存在,每一个江湖中人都要扮演一副政治角色,每个人都要保持政治正确,每个人即是潜在的受害者也是潜在的秘密警察。

极权主义是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它建立在政治谎言的基础上,靠暴力制造的恐惧来维系谎言的绝对正确。柏克一眼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认为这个政权虽然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帜,但断头台制造的恐怖证明它是反自由的。要保守自由,必须遏制权力的过度膨胀。

自由与权力,江湖与庙堂,街头与朝廷,历来是互相挤兑的关系。只有将权力充分制约才能保证自由空间的存在。为此,政治艺术最重要的的就是对权力的限制,用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间结社等宪政策略来制约权力。

网络带来了另一个空间,它是精神的江湖、观念的街头。在这里,你可以写诗、歌唱、演讲、辩论、调侃、恶搞,每一个自己都是自由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你可以任意开拓自己的网络空间。然而,权力的魔抓还是伸进来了。权力用防火墙将它围成了一个动物庄园。在这个动物庄园里,到处是甜腻腻的娱乐和猩红色的诱惑。它们将压抑的精神导向麻木与弱智的状态。无所不在的权力与无穷无尽的娱乐、欲望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谋,一硬一软,共同扼杀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但网络自从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它不可磨灭的精神品质:自由、包容、共享。倘若动物庄园里的动物们不再装睡,清醒地书写独立,转发自由,为包容点赞,互惠共享,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出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咬断绳索,冲出障碍,将动物庄园慢慢拓展成野生森林,最终开拓成一个有山有水的大江湖。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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