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并借保守主义宣扬自由精神，看上去似乎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这一现象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客观事实，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们由于缺乏对西方政治哲学基础理念的深刻理解而导致思想的混乱，因此处于尚未启蒙的混沌状态。
在一篇题为《当代中国中国需要保守主义》的文章中，知名学者刘军宁写到：“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繁荣的思想动力。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笔者立刻想起了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这让笔者感到十分差异，对于保守主义的认知，中国学者与西方思想家为何有如此相左的看法?刘军宁先生明明强调的是自由二字，却为何要用保守主义来说事呢，本以为他是出于某种压力不能直书胸臆而绕着圈子说话，但看了整篇文章后，确认他确实在谈论保守主义，但问题随之而来，刘先生为何要绕个大圈子从保守主义出发来探讨自由主义呢，这的确让人感到迷惑。
哈耶克在《我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写道：“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欧洲版的保守主义(the European type of conservatism)，由于具有着一种多少有些独特的性质，所以与美国传统并不相容;然而，晚近那种试图把这种保守主义植入到美国的做法，却使得既有的混乱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人做出这类努力之前，美国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立场，加以严格的辨析。”哈耶克的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不同。
英国政治哲学家伯克通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鼻祖，对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样伟大的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政治的一致性》里是这样评论的：“伯克在一方面来看是个倡导自由的先驱，在另一方面来看是个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但人们对他生命中政治立场不一的指控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历史直接证明了他所一贯保持的动机和理念，以及在一连串他生命中所面临的问题，他都显现出一样深刻而诚恳的精神，他的权威是对于专制的反抗，无论那是对抗一个跋扈的君主或是一个腐败的法庭和国会体制，或是任何证明了没有自由存在的政体，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必须加以对抗的残忍暴政和邪恶集团。没有人在阅读到伯克对于自由和权威的同时辩护时能不体会到他始终是出于同一个目标，追求同样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并且捍卫它们免受任何袭击—无论是来自于这个极端、或是那个极端。”
从丘吉尔的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伯克思想的本质“始终是出于同一个目标”——自由主义精神，而非保守主义。
哈耶克与丘吉尔已经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笔者若再加论证，只能是狗尾续貂。
事实上，伯克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说道：“伯克就我所知是唯一一个在与我相识之前便已经与我有完全相同的经济思想的人。” 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则将伯克列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
伯克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他所阐述的一系列原则，成为近代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因此，对法国大革命本质的认识决定了对伯克被称为保守主义之本质的认识，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反自由精神本质，我们就知道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伯克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他的所谓保守主义的本质是自由主义，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对法国大革命性质的错误认知，才导致伯克被冠以保守主义的浓厚色彩。
那么，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是以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为旗帜的，这与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是一样的，但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不但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肆意践踏人权，而且最终形成了血腥的独裁统治。说到底，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一群并不真正具备自由精神的人以自由民主为口号实施的多数人暴政。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本质不同，法国大革命是违反人性并导致人性黑暗大爆发的历史事件，而这种人性的黑暗却恰恰被冠以自由民主的光环。美国宪政之父麦迪逊说:“美国革命最重要特征，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黑暗的承认”。“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 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象灭绝空气一样荒唐”。因此，任何人，任何革命，当他或他们有消除党争的企图时，其本质一定是非自由主义的。
伯克担忧启蒙运动将会带来无法收拾的动乱，因此他才主张应该保持传统的价值。我们只要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做一个对照，就会明白伯克的担忧是多么的有道理，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出发，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太多的进步意义，甚至因为理性的缺失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与倒退，人类常常会从自由民主出发而最终无情的践踏自由并形成多数人暴政，而自由主义则是防止多数人暴政发生的最有效武器，因此，自由主义所崇尚的个体生命权的至高无上是我们人类不可逾越的底线。
刘军宁先生还写到：“近现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国内都有着强大的保守主义。英国有保守党，美国有共和党，还有南方的民主党。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强大在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些方面并不发达。真正使美国和英国强大的是自由和保守自由的观念。是自由使国家强大，还是不自由使国家强大?其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自由是造就强大国家的秘密配方，那么，保守主义就是不二的选择。”
英国的确有保守党，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位保守党首相，但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身为保守党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以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为精神导师，她在英国倡导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策，从而拯救了英国经济。我们应该认识到，保守主义并没有系统性明确的理论基础，这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有本质不同的。有学者就指出：保守主义从来不曾产生过、也不太可能产生如霍布斯的《利维坦》或洛克的《政府论》那样的系统性著作。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刘军宁这样的知名中国学者为什么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政治家阐述的如此深刻而明白的基础上，却依然会将保守主义与自由混为一谈，这其中反映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而令人忧虑的，即若我们不能改变观念，而始终以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西方的经济政治哲学思想的话，我们将始终不得要领，所谓对牛弹琴或鸡同鸭讲，有的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哈耶克都没有完全弄懂自由主义的本质，西方的主流思想是伪自由主义的。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我们知道，中国学者们尚未启蒙，在这个实际案例中，我们给出一个作为学者之启蒙的最低标准，即:能够准确地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而进一步的思考是，今天，西方各种思想学派的理论已经被大量地译成中文，中国学者们的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知识可谓博大精深，正如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一样，因此，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读过多少哈耶克们的书，获得了多少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知识，而在于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否真正发生了转变。那么，用什么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否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呢，限于篇幅，无法在此长篇大论，但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方法——即以胡适先生为标准对照自己的言行。
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并借保守主义宣扬自由精神，看上去似乎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这一现象深刻地反映着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客观事实，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们由于缺乏对西方政治哲学基础理念的深刻理解而导致思想的混乱，因此处于尚未启蒙的混沌状态。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启蒙，或现代性启蒙究竟意味着什么?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