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说法，个人的力量较之于组织、团体或国家，实在渺小得 很；而挟裹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行进洪流中的个人，所能起到的作 用，可谓是“一粟”比之于“沧海”，微弱无力而又无奈。但是，有 时个人的力量又是巨大地。在某些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影响国 家、民族的命运，甚或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刚去世的前俄罗斯总 统叶利钦先生，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在上一世纪前苏联某 个至为险恶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把前苏联的航舵扭向了正确 地方向，捍卫了当时前苏联的民主成果，促进了人类的民主进程。
20世纪末，肆虐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祸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 唾弃。以苏联为龙头的东欧共产党，早已失去民心，只能凭借武力来 维持统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顺应民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把苏 联向民主、自由的方向上引进。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更是走在改革的 前头。他颁布了“非党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企业、学 校、军队中的活动。
1991年9月18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 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不甘 心接受被人民抛弃下台的命运，发动政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 会”，软禁在外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辞 职”。同时，派军队包围了俄罗斯议会大厦。在这关乎苏联命运的关 键时刻，叶利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出议会大厦，站在叛军的坦克 车上进行演说，劝说叛军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叶利钦成功了，他说服 了军队，粉碎了苏联共产党的政变，捍卫了苏联的民主、自由。叶利 钦顺应民心，与前苏联人民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初步建立起民主、自 由的政治制度和公正的市场经济，改变了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军事对 抗。
前苏联人民是幸运的，在他们需要英雄力挽狂澜时，叶利钦挺身而 出；叶利钦也是幸运的，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不仅具备可 贵的素质和勇气，更重要的是身在其位。这样，叶利钦以一己之力撬 动了历史前行的杠杆，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
反观中国的1989，中国人不幸与这种幸运擦肩而过了。
1989年的“六四”民运，应当说为中国顺利过渡到民主国家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机会。那时，改革刚刚起步，民众仅仅对中共的独裁专制和 某些腐败现象不满，渴望民主自由的生活，民众与中共的关系，还没 有尖锐到今天仇视的地步；中共在那时还没有形成今天错综复杂的经 济方面的利益集团，政治改革在共产党内的阻力还相对较小； “六四”民运席卷全国，得到包括共产党大部分党、政、军干部在内 的全社会的支持。那时，坚决主张镇压的人，一部分是象邓小平、王 震等一小撮共产党强硬分子和既得利益者；还有一部分是象李鹏、陈 希同、江泽民等，希望在权力场上重新洗牌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只 是很小一部分人，能量也不是很大。这从“六四”惨案发生后很长时 间，有些省市及军队才发表声明响应，就能看出这一点。从北京军区 的38军、28军抗命，还有一些师级干部的事后披露可知，当时即使在 军方，邓小平等强硬派也不是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倘若此时，身为中 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能积极行动而不是消极抗命，胜算的可能要比邓 小平他们大得多。
赵紫阳是囿于邓小平知遇之恩的个人感情，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还 是出于对政治强人们的惧怕，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还是出于自 身及家人的安危计，在不失人格的限度内，放弃对国民的应尽责任？ ┉┉。现在，一切还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得是，38军军长徐勤先、28 军军长何燕然，因拒不执行镇压命令被判刑，至今生死不明；首都北 京学生、市民在邓小平等人调集的军队的镇压下，血流成河； “六四”惨案后，共产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瓜分了国有资产和市场， 使公正的改革变为不可能，使社会和平的转型越来越渺茫。我们还知 道，赵紫阳因拒绝调集野战军进京镇压民运，被撤销一切职务，软禁 至死；更可悲得是，38军后来在政委的带领下，竟然成了“六四”大 屠杀的主要刽子手。
赵紫阳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没有 挺身而出奋力抗争，遂使邓小平辈的罪恶事成，把中国拖入权贵资本 主义的深渊，使中国人在“六四”惨案17年后的今天，依然挣扎在共 产党专制独裁的苦海之中。
天与不取，必受其咎。赵紫阳在当断之处不断，使一个人的悲剧，演 变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剧；对比叶利钦以非凡的勇气，拯救前苏联 于水火之中，令人感慨，令人扼腕。
一人能兴邦，一念能救万民。信夫！
（2007-05-05）
民主论坛 上载：[2007-05-08] 修订：[2007-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