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说法,个人的力量较之于组织、团体或国家,实在渺小得 很;而挟裹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行进洪流中的个人,所能起到的作 用,可谓是“一粟”比之于“沧海”,微弱无力而又无奈。但是,有 时个人的力量又是巨大地。在某些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影响国 家、民族的命运,甚或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刚去世的前俄罗斯总 统叶利钦先生,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在上一世纪前苏联某 个至为险恶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把前苏联的航舵扭向了正确 地方向,捍卫了当时前苏联的民主成果,促进了人类的民主进程。

20世纪末,肆虐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祸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 唾弃。以苏联为龙头的东欧共产党,早已失去民心,只能凭借武力来 维持统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顺应民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把苏 联向民主、自由的方向上引进。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更是走在改革的 前头。他颁布了“非党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企业、学 校、军队中的活动。

1991年9月18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 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不甘 心接受被人民抛弃下台的命运,发动政变,成立“紧急状态委员 会”,软禁在外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辞 职”。同时,派军队包围了俄罗斯议会大厦。在这关乎苏联命运的关 键时刻,叶利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出议会大厦,站在叛军的坦克 车上进行演说,劝说叛军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叶利钦成功了,他说服 了军队,粉碎了苏联共产党的政变,捍卫了苏联的民主、自由。叶利 钦顺应民心,与前苏联人民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初步建立起民主、自 由的政治制度和公正的市场经济,改变了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军事对 抗。

前苏联人民是幸运的,在他们需要英雄力挽狂澜时,叶利钦挺身而 出;叶利钦也是幸运的,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不仅具备可 贵的素质和勇气,更重要的是身在其位。这样,叶利钦以一己之力撬 动了历史前行的杠杆,改变了历史运行的轨迹。

反观中国的1989,中国人不幸与这种幸运擦肩而过了。

1989年的“六四”民运,应当说为中国顺利过渡到民主国家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机会。那时,改革刚刚起步,民众仅仅对中共的独裁专制和 某些腐败现象不满,渴望民主自由的生活,民众与中共的关系,还没 有尖锐到今天仇视的地步;中共在那时还没有形成今天错综复杂的经 济方面的利益集团,政治改革在共产党内的阻力还相对较小; “六四”民运席卷全国,得到包括共产党大部分党、政、军干部在内 的全社会的支持。那时,坚决主张镇压的人,一部分是象邓小平、王 震等一小撮共产党强硬分子和既得利益者;还有一部分是象李鹏、陈 希同、江泽民等,希望在权力场上重新洗牌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只 是很小一部分人,能量也不是很大。这从“六四”惨案发生后很长时 间,有些省市及军队才发表声明响应,就能看出这一点。从北京军区 的38军、28军抗命,还有一些师级干部的事后披露可知,当时即使在 军方,邓小平等强硬派也不是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倘若此时,身为中 共总书记的赵紫阳,能积极行动而不是消极抗命,胜算的可能要比邓 小平他们大得多。

赵紫阳是囿于邓小平知遇之恩的个人感情,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还 是出于对政治强人们的惧怕,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还是出于自 身及家人的安危计,在不失人格的限度内,放弃对国民的应尽责任? ┉┉。现在,一切还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得是,38军军长徐勤先、28 军军长何燕然,因拒不执行镇压命令被判刑,至今生死不明;首都北 京学生、市民在邓小平等人调集的军队的镇压下,血流成河; “六四”惨案后,共产党权贵阶层利用权力瓜分了国有资产和市场, 使公正的改革变为不可能,使社会和平的转型越来越渺茫。我们还知 道,赵紫阳因拒绝调集野战军进京镇压民运,被撤销一切职务,软禁 至死;更可悲得是,38军后来在政委的带领下,竟然成了“六四”大 屠杀的主要刽子手。

赵紫阳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没有 挺身而出奋力抗争,遂使邓小平辈的罪恶事成,把中国拖入权贵资本 主义的深渊,使中国人在“六四”惨案17年后的今天,依然挣扎在共 产党专制独裁的苦海之中。

天与不取,必受其咎。赵紫阳在当断之处不断,使一个人的悲剧,演 变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剧;对比叶利钦以非凡的勇气,拯救前苏联 于水火之中,令人感慨,令人扼腕。

一人能兴邦,一念能救万民。信夫!

(2007-05-05)

民主论坛 上载:[2007-05-08] 修订:[200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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