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前,网上评出“十大国学大师”,鲁迅入选,引起一番争议。“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便是争议的焦点。反对鲁迅入选与赞成鲁迅入选的人,他们想到的只是鲁迅能不能算国学大师,却没有去想鲁迅愿不愿当国学大师。
  
近日翻看《热风·题记》,说的是鲁迅为《新青年》写随感录的概况。其中一段文字说及五四之后:“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我知道鲁迅评说过“国粹”与“国故”,却已记不起也曾评说“国学”,便去翻阅那一年的文字。一篇叫做《估“学衡”》,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以《学衡》的创刊号为例,在刊发的文章中检出诸多砂子,把“学衡”派的“国学家”都“估”进去了。至于其后的《“一字之学说”》,则是专说吴宓的,可算是对《估“学衡”》的一个补充。鲁迅批评这类“国学家”,却并非因为他们的国学根基之不实,而是因为他们以“国学”来抵制新文化,连一个新式标点都在抵制之列。

鲁迅不想当“国学家”,并非因为不屑与这样的“国学家”为伍,倒是因为近代无数史实的教训,“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这话他在《随感录四十六》中说的。此前,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五》之结尾处还这样写道:“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人必须走出新路。
  
在鲁迅关于国学的文章中,有一篇《所谓“国学”》,开宗明义提出的就是:“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他将它归结为两条。一条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这是“书籍的古董化”,“遗老有钱”,旨在“聊以自娱”,这且不去说他。商人赚钱,则是“借此获利”。连茶商盐贩也“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所刻的书,使人“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只是“古色古香”的“古董”,价格却是不菲。想赚学生的钱,“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更是“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另一条则是“洋场上”的那些专写“卿卿我我”、“蝴蝶鸳鸯”的文豪,“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这可称之为赶时髦,难免洋相百出。此文之前,鲁迅已有《“以震其艰深”》一文,说的是李涵秋,可作此类“鸳鸯蝴蝶”派文豪以“国学家”之面目出现“事实很可惨”的例证。鲁迅在《所谓“国学”》的结尾处写道:“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如此等等,说的不仅是“国学家”,而且是“国学热”了其实,“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即“国学家”而能“暴发”,本身就是“国学热”的一种体现。
  
鲁迅的这些文章,写在90年前,如今读去,竟是全新的感觉。真不知该赞赏鲁迅杂文的生命力,还是感叹历史与我们开着跨世纪的玩笑。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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