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鼎 译

《实话实说》(Plain Talk)1949年1月号。蒙编辑Isaac Don Levine许可重印。

1. 《社会科学全书》关于自由放任的说法

一百多年来。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放任自流(laissez passer)的口号一直是集权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眼中的红布(斗牛比喻,公牛见了红布就发飙——汉译者注)。在这些热心人士看来,这个口号浓缩了所有可耻的资本主义原则。因此,揭露其谬误就等同于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因而隐含地表明了其反题也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科学全书》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为代表了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和学院讲授的学说。全书第九卷中有一篇文章“自由放任”是牛津教授和侦探故事作家G. D. H. Cole写的。在这篇5又1/4页的文章中,Cole教授随意地使用贬义形容词。这个口号“经不住考察”,它只存在于“通俗经济学”中,它是“理论上破产了的”,一种“无政府状态”,它只是作为“先入之见”存在,但“作为值得理论探讨的学说它已经死了”。采用这些遗迹许多其它类似的辱骂性字眼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Cole教授的论据完全跑了题。Cole教授没有资格论述与此相关的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如何运作。他的文章中唯一正确的说法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些反对自由放任的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也正确地指出,对自由放任的拒斥“在意大利全民族奉行的法西斯主义中与在俄国共产主义中一样显著。”

包含Cole先生的文章的那一卷是1933年1月出版的。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把纳粹德国列入摆脱了这句邪恶口号束缚的国家之列。他只是心满意足地写道,“国家计划的许多项目背后的思想”是反对自由放任的,而“国家计划,主要在俄国的影响下,正在全世界展开。”

2. 自由放任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

博学的历史学家们在追究自由放任、放任自流这两句口号的源头时深感艰难。(参阅A. Ooeken, Die Maxime laissez faire et laissez passer, ihr Ursprung, ihr Werden, Bern 1886; G. Sehelle, Vincent de Gournay, Paris 1897, pp. 214-226.)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18世纪下半叶,法国杰出的经济自由倡导者们——最突出的有Gournay、Quesnay、Turgot和Mirabeau——将他们的纲领通俗化为这句话。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主张取消所有阻止勤奋高效的人们取代懒惰低效的竞争者以及限制圣品和人员的流动的所有法规。这就是这句著名的口号希望表达的涵义。

18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偶尔使用“自由放任”、“放任自流”这两个词的时候并无意给他们的社会哲学取名为自由放任学说。他们集中精力阐述将使人类受益的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体系。他们并不急于组织团体或者政党并为之起名。只是后来,在1820年代,人们才开始用一个词表达关于自由的政治哲学的完整的体系,即自由主义。这个词来自西班牙,本意是指拥护宪政政府和宗教自由的学说。很快,它就传遍欧洲,用于指称那些主张代议制政府、思想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的人们的学说。

自由主义纲领是个不可分割、不可裂解的整体,而不是把不相干的要素随意打包在一起拼凑出来的东西。它的各个部分互为条件。没有经济自由的条件下实现政治自由或者反过来的想法都是幻想。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的派生物。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人民治理的时代绝非巧合。如果个体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那么他们就必然沦为依靠全能政府的恩赐过活的奴隶,不论宪法中写的是什么。

社会主义和现代干预主义的奠基者们完全知道他们自己的纲领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前提不相容。他们猛烈进攻的目标是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他们没有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做出区分。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发现,公开地攻击自由主义和自由的观念是毫无指望的。自由主义的制度在英语世界深入人心,没有哪个政党胆敢直接否定它。反自由主义的唯一机会是将自己伪装成真实的真正的自由主义并且指责所有其它政党的态度为虚假的自由主义。

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疯狂地污蔑和贬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并且轻蔑地把民主称为“富豪民主”(plutodemocracy)。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模仿者们起初采用了同样的做法,但不久之后逆转了他们的语义学并且给他们自己贴上了自由、进步和民主的标签。他们开始公然否认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派生的。他们斗胆宣称,只有在政府完全控制所有的生产活动而且个体公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中央计划当局发布的所有命令的地方民主制度才能良好运营。在他们看来,全面的管制是使人们得到自由的唯一方式,而且政府对印刷和出版的垄断最好地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毫无顾忌地盗用自由主义的悠久的美名并且称他们的学说和政策是“自由主义的”。在这个国家(美国——汉译者注)“自由主义”今天更多地被用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如此这般的语义创新使得倡导自由的人们不知道该叫自己什么了。一些人相信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是使得国家及其全体公民尽可能地富足并且使得全民性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运转的最佳——事实上是唯一的——手段,这些人现在没有名称了。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相信这些人不配有名称,只配用侮辱性的修饰词称呼——“经济保皇分子”、“华尔街马屁精”、“反动分子“等等。

这样的事态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放任”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称谓那些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计划和管制的人们的观念。

3. Cairnes反对自由放任的论据

今天,稍有智慧的人都不难认识到人们只能在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中做出选择。生产要么由全体人民的购买或者拒绝购买指导,要么由国家的最高领导的命令指导。人们必须在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这两个之粗之间做出选择。没有第三个方案,没有中间道路。

可悲的事实是,不仅政客们和煽动家们没能认识到这个基本的真理,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在论述这些问题是也犯下了错误。

没有必要论述源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的混乱论述的不幸影响。现在人们从穆勒的自传中得知,导致他所谓的“更加倾心于一种有限的社会主义”(参阅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London, 1873, p. 191)的思想变迁的原因是纯粹个人的感情和情绪而不是不受情感支配的推理。反驳穆勒这样的杰出思想家的文章中的错误当然是经济学的任务。但是批评穆勒夫人的行为就是不必要的了。

穆勒之后几年,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J. E. Cairnes论述了同一个问题(参阅J. E. Cairn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issez Faire,1870年11月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的介绍性讲座;重印于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73, pp. 232-264.)作为哲学家和杂文家,穆勒强过Cairnes很多。但是作为经济学家,Cairnes并不亚于穆勒,而且他对社会科学认识论的贡献比穆勒的更有价值更加重要。然而,Cairnes对自由放任的分析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其它著述具备的睿智的推理的严格性。

在Cairnes看来,自由放任学说蕴含的主张是“促进自我利益的作为将导致个体在与他们的物质福祉有关的范围内的行为自发地实现自身利益和全体利益的最大化。”他说,这个主张“包含着下面两个前提:第一,人类的利益根本上是相同的,于我最有益的也是于别人最有益的;第二,个体知道他们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相符合,而且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能够以与它人利益相符的方式追求这些利益。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自由放任的政策就具备了科学的严格性。”

Cairnes接受第一个也是主要的三段论前提,也就是人类的利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他否认第二个也是次要的前提。(参阅Cairnes,同上,pp. 244-245。)人类知道自身的礼仪并且会根据他们的知识和愿望追求这些利益,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并不必然、在实践中也并非总是与它人的以及全体的利益协调一致。“(参阅Cairnes,同上,p. 250.)

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暂且接受Cairnes表述问题和论证的方式。人们都会犯错,因此有时候不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做什么。不仅如此,“世界上还有情绪、偏见、习俗、团体精神、阶级利益这样的事物使人们偏离对最大最高意义上的利益的追求。”(参阅Cf. Cairnes,同上,p. 246)很不幸现实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有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人类受到人们的错误判断和恶意的损害呢?认定用政府的意志取代个体公民的意志就能避免这些人类弱点的灾难性后果是不是有根据呢?政府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完美无缺吗?统治者不也是人吗?他们不也有人的软弱和缺陷吗?

君权神授学说认为政府首脑具有超人的能力。法国保皇党人认为在Rheims(法国地名——汉译者注)的庄严的圣职授予——通过点上来自上天的圣油——赋予国王神性的能力。合法的国王不会犯错误也不会作恶,而且他的神圣触摸还奇迹般地能够治愈结核病。同样的学说还有已故的德国教授Werner Sombart的说法,他宣称元首地位是永恒的启示,元首从上帝这个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直接得到指令。(参阅W. Sombart,Deutscher Sozialismus,Charlottenburg 1934, p. 2HJ. [美国版:A New Social Philosophy K. F. Geiser译, Princeton 1937. p. 194])一旦你接受了这些前提,你就不能够反对计划和社会主义了。要是上帝派来的权威能够使我们快乐富足,我们又为什么要忍受笨拙、心术不正的凡夫俗子呢?

但是Cairnes并不打算接受“国家控制原则,父权政府的学说。”(参阅Cairnes同上,p. 251)他的长篇巨著最后以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话结束,没有回答相关的问题。他没有明白,必须在个体至上和政府至上之间做出抉择。必须有人决定生产要素如何运用以及应当生产什么。如果这个人不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或者拒绝购买作出决定的消费者,那么就一定是用强制手段作出决定的政府。如果人们因为人的缺陷和道德软弱而拒斥自由放任,那么就必须根据同样的理由拒斥所有的政府行动。Cairnes的论证模式,如果不被纳入法国保皇党人或者德国纳粹分子那样的神授哲学中,就会导致完全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自我标榜的“进步分子”在抹黑自由放任的时候经常才去的一个歪曲手法是这样的:一以贯之地践行自由放任必然导致无政府。没有必要批驳这个谬误。更重要的是强调这个事实:Cairnes反对自由放任的论据——如果一以贯之地贯彻到其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本质上是无政府的。

4. “有意识的计划”和“自发的力量”

在自我标榜的“进步分子”看来,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自发的力量还是有意识的计划。(参阅A. H. Hansen, Social Planning for Tomorrow,收录于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Cornell University Lectures, Ithaca 1945), pp. 32-33)他们继续说道:显而易见,依赖于自动的过程是极其愚蠢的。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真地主张什么也不做、听由事物自行演化而不做积极的干预。计划,仅仅由于它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就比无计划高明了许多。自由放任意味着:听任不良状况持续而不采取理智的行动改善人类的处境。

这样的说法是彻头彻尾地错误的而且极有欺骗性。支持计划的论据完全地是从对比喻的错误诠释得出的。人们习惯性地用“自动的”这个词比喻市场过程,这个比喻是毫无根据的。《牛津简明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对“automatic”的释义是“无意识的、无思想的、仅仅是机械的”。《韦氏大学辞典》(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释义是“不受意志控制的…不受主动的思想和有意识的目的或者意图支配的。”主张计划的人们这张王牌打得多好啊!(指最大地利用了人们的错误比喻——汉译者注)

真相是:人们并非只能在僵死的机械和自动装置还是有意识的计划之间做出抉择。抉择的选项不是计划还是无计划。问题是:谁的计划?每个社会成员为他自己计划还是父权政府为所有人计划?问题不是选择自动装置还是有意识的计划;而是选择每个个体的自发行动还是政府的一家独大的行动。需要选择的是自由还是政府的全面管制。

自由放任的意思不是任由无灵魂的机械力量横行。它的意思是:让个体选择如何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合作并且让他们决定企业家应当生产什么。计划的意思是:让政府为大家选择,并且通过强制和胁迫机关执行它的决定。

5. 满足人们的“真正的”需求

计划者说,在自由放任制度下,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而是卖出去能够得到最高收益的。计划的目标就是指导生产去满足“真正的”需求。但是谁应当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需求呢?

于是,举例说,英国工党前任主席Harold Laski教授认定计划的投资方向的目标应当是“把投资者的储蓄用于住房而不是电影院。”(参阅Laski的广播讲话Revolution by Consent, 重印于Talks, Vol. X, Number 10, p. 7,October 1945)人们是否赞同教授的观点改善住房条件比看电影更加重要的个人观点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是,消费者通过花钱进电影院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如果英国的公众——那些用选票使工党掌权的人——决定不再惠顾电影院而是花更多的钱改善家庭住房和公寓条件,那么追逐利润的企业就将被迫更多地投资于家庭住房和公寓而减少绚丽电影的投资。Laski教授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拒绝满足消费者的愿望而是用他的愿望取代消费者的愿望。他希望消灭市场的民主并且建立生产沙皇的绝对统治。他可能认为从“更高的”观点看他是对的,而且作为超人他被派来将他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低下的芸芸众生。但是那样的话他就应当开诚布公地说出来。

所有这些对于至善至美的政府行动的热情讴歌的拙劣外表之下其实是是干预主义论者的自我膨胀。至高的上帝国家是伟大的,仅仅因为主张干预主义的人们希望它实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唯一的真正的计划是计划者个人完全认同的计划。所有其它的计划都是赝品。论述计划的好处的书的作者心目中的计划当然是他本人的计划。从来没有哪个计划者会考虑到政府付诸实践的计划会不同于他的计划。

形形色色的计划者只在拒斥自由放任——也就是个体选择和行动的自由——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在选择采纳哪个计划方面完全不一致。只要人们揭露干预主义政策的显而易见、无可弥补的缺陷,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们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他们说:这些缺陷是不好的干预主义造成的;我们倡导的是好的干预主义。当然了,好的干预主义就是他们自己的那种。

6. “积极的”政策和“消极的政策”

在论述现代国际至上主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兴起时,人们一定不要忽视公务员的压力集团和游说者以及那些希望在政府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两个组织在欧洲的“社会改革”进程中至关重要:英国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和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ur Sozialpolitik)。费边社早期的人员构成“完全不成比例地代表着公务员”(指公务员在社员中所占比例远远高出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汉译者注)(参阅A. Gra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Moses to Lenin, London 1946, p. 385)。

就社会政策学会而言,其创始人之一和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Lujo Brentano教授承认,学会成立之初只得到了公务员的响应。(参阅L. Brentano, Ist das “System Brentano” zusammengebrochen?Berlin 1918, p. 19.)

这些新成立的组织的语义表达反映了公务员心态并不奇怪。从官员的群体利益的立场看,所有扩张政府的支出的措施都是进步。实行这样的政策的政客为福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那些反对的人则是消极的。很快,人们到处发明新词汇。干预主义者给自己贴上了“自由”的标签,他们解释说,他们当然是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纲领是积极的,不同于“正统的”自由放任人士的纯粹消极的纲领。

于是,那些主张关税、审查、外汇管制、价格管制的人支持一个为海关官员、审查员、价格管制和外汇管制机构雇员提供工作的积极的纲领。但是自由贸易论者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倡导者是坏人;他们是消极的。自由放任是消极主义的体现,而将所有人变为政府雇员的社会主义则是百分百地积极的。从前的自由主义者背离自由主义投靠社会主义越多,他就变得月“积极”。

没必要强调,所有这些都是胡说。一个观念用肯定还是否定命题表述完全取决于表达者选择的形式。“否定”命题“我反对言论审查”等同于“肯定”命题“我支持每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

自由放任甚至在形式上也不是否定的表述;倒是自由放任的反义词听上去是消极的。根本上说,这个口号要求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当然,这意味着它拒斥社会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们反对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不是因为他们“仇恨国家”也不是因为他们坚持“消极的”纲领。他们反对是因为干预与他们自己的积极的纲领——自由市场经济——不相容。(本作者在Sozialliberalismus一文中反对“积极的”和“建构性的”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为一方、自由放任类型的“消极的”自由主义为另一方的区分。该文1926年首次发表于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1929年重印于本作者的著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pp. 55-90)

7. 结论

自由放任的意思是:让个体公民,人们挂在嘴边的普通人,选择和行动而不要强迫他们屈从于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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