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接余:失去平凡的必将功于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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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余1

告诉我,你同什么人来往,我就能
知道你是谁(?)
――布勒东《娜佳》第一页
――索莱尔《挑战》第一页

一九八三年,我二十一岁,是个腼腆而神往的文学少年。就象文学史上很多后来失去名字的人们一样,面对种种傲慢与蔑视,种种令人眩目的“词语的景观”,以至我今天仍把“现代派”当作了是为反抗这一局势所发明出来的“自我学”。

有那么七、八个不知其尚在何为的文学青年,我至今不知其真名实姓呐。那时,文学交往之后的感受,对个人心理历程这个“非由外炼我”的独特领域而言,或有其成长的必然,但更多的是不好的影响。我想这如果由国情来解释,反而证明了一个没有名字的思潮或潜流的非理性。当时,我不知道这点,只以为自己是个忧郁症患者,心境一个半月反复一次的满腔悲凉。谈到文学人的忧郁:几乎成了一下子认出同类的基本格调。我后来在“亚文化时期”才知道这是没有社会名字的角色冲突,文学自修者的通病。

当然我还是幸运的。幸免于卡欣所极力侮骂的,文学青年以人的可塑性而代换来的“高雅迷”之类的强迫症。由于吴非、戴之,再后是亚木、肖沉,以及后来的京不特、默默,特别是来自吴非的对本色主体的正名(当然是按其反社会的现代派思潮),甚至极端化了的文学自我的中心论,这样一种本能的现代派艺术家的伦理观(在另外一种语境下,它也叫作艺术本源论,或艺术家个性本体论),对我的自发性状态以全面认肯。这样的一个团体,且依此向社会挑战的现代派神话(它的母语可以说是在欧罗巴〈里纪语〉),正可以使我摆脱嘲弄,并由此引发我建立“自我学”。这一状态几乎持续到了八八年底和八九年春天。

大约在《维特》的“狂飙”二十年后,歌德赴黑森林雪后围猎,又发现了一个以维特精神自居的遗世独居的青年。或许歌德以为并不是每个人,每个青年都是值得他去拯救的,由此化为一句孟子式的劝喻:既不能令,又不从命,乃绝物也。这青年没有走出深山,我也把歌老头的反维特当作了青春背叛。约翰·伦农的著名反论是:我们周围的成年人正在建造地狱,而不是天堂。

在上述这个时期,我得了严重的失语症。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文学运动的中断,和复归地下状态所带来的“莫名其是”的沉默。我能得以复活并非是歌德大师所谓的自我精神疗法,以及作为文学人在那社会风暴中恢复的本源价值之体认。那么,是什么带动我继续投入文学――这个使弱小者走向强大的“用途说”的呢?

是发现了《亚文化未定稿》!在卡欣那儿读到了卷一和卷二,在阿钟那儿读到了卷三。而后是与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的会见。

立刻,我们用以抵抗社会的人的美好寓言或亚文化神话,开始在我的修持史中展现。谁是根本治愈一个失语症或忧郁症患者的神话引论者,谁就是他的优选的经典!

自然,首次新文化之后,以一个人单独编写“新文化大系”的历史观来创立“新诗学大系”,仅仅是我个人美学救赎的考虑,和自救。

直到和“亚文化思想”的三、四位不凡人杰过从了四、五年之后的九六年,我才发现这是项单个人不可能胜任的工作,它只具有“幻想史的价值”。美学救赎论从开始到末后,都只是一个阿修罗(起源上的英雄,当他发出“an”音,诸天将不斗自败)。然而这个阿修罗并无有力的思想来组织他的情感,导引他的激情。

“我们理性的历史还很短暂”,在《亚文化未定稿》第一卷《亚文化思想:我的现实之路》中,里纪这样书写着“分析的时代”。

“一种文化是一种个性”,阿钟的言语这样被记录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京不特义无反顾地嚎叫这样一类人的存在。“人最终是要孤独旅行的”,这个非理性激情的咆哮者大约并不知道他已触及了人之“本性”的修补术,即我们赖以存身的文学神话,其实是虚假与神往所投射的心理调适。

“没有混乱的感觉,只有混乱的思想。”理性是用来纯化情感的。有识之士知道有些情感是不值得拯救的。而情感对于理性来说,是起净化作用的。也就是说,有许多的“理性”实际上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种叫做“知识可靠性”的观念上的东西。

那个时候,一旦失去或瓦解我们的文学神话,我们将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此。

“亚文化”说,我们处在一个虚假文化中,即观念史的网络中。它以貌似理性的模样建立起了自己的非理性。

“当虚假文化成为一种工具,成为卫道术”时,我们发现工具与技术将变得精致,却使产品更无生气。观念组合了情感,现代性传统(这仅仅百年的理性史)不但使我们失去自己的名字,而且失去了自己。首次,二次的,西学化同样拯救不了我们。皮之不实,名将焉附?!

在这个时候,与阿钟这位失去平凡的亚文化工作者才开始较深入的往来。自然从他那儿更多地属于情感交流,也就是诗歌上的哲学询问。正如从里纪那儿获致批判的思想,从京不特那儿发现直观而空前的神往内涵一样,阿钟使自己成为亚文化的普通人的神话(一个人的修行历程):一代人选择历史命运的典范。

只有迟来者,才可能是完成者。

故事的进入已是一九九二年,却始自我所知道的一九八五年,当然更早的文学生涯还可追溯至一九七九年。这时的生活将揭开一个个人与这个冷酷世界周旋的故事,也就是从政治反抗到文化反抗的历史。

对于个人的塑成来说这是一股潜流,有时它的名字叫做“民主”,有时它的故事又被读作“文学”。无可置疑的是,文学始终都是一种异说与自由的源远流长的自身命运的改写史。

十年前,一群以“未名社”和一群以“沙龙文学”为名字的文学青年,相聚在如今已成为地铁出口处的友人旧居。对于当时受到遏制已如丧家犬的文学游子来说,这是个不散宴席的梁园好梦。阿钟的真诚与恳切,和当时已学得矜持的周遭形成异样的比照。

当这一小群文学青年又再次聚集在长江西路上的友人寓所时,阿钟可能已自编了《韵钟诗稿》,其中那首人皆问佳的《黄昏写意》,颇有叙述体诗艺的美感。记得当时还邀请了孟浪、默默和卡欣。前者盘桓片时即辞离,接着默默开始朗诵他的长诗《在中国长大》,并要求捐资出版(当时自编刊物或个人结集的惯例如此)。由于卡欣倨傲的“文青”作风,自然是分文无觅。看起来至少在当时,所有的“文青”都是不正常的。他们或者摹仿自己喜爱的人物而扮演自己;或者本能地说话行事,现代派式地自以为是;不是为了摆脱观念网络的负担,只是为了追随某个想当然的文学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遇的误置。然而,只有阿钟是清醒的:“文学大于人”!但这一鼓吹却并未能减少周遭对他的敷衍与抵触。

又一次相聚时,是个文学人将要孤独一星期的春节,地处沪宁铁路与苏州河岸之间的洼谷地。此次相遇者的恳切与真诚,主要为阿钟所渲染,原来温情咏咏的阿钟更是一个言词肯定且想法充沛的健谈者,并总要将散论泛议拉到文学与人生上来。在“文青”们似乎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却不厌其烦地谈论了许多生活的压力与非议,文学选择的不归路。因为当时《在中国长大》这一自费出版的长诗还在印刷厂时就被没收,默默也因此被拘留并传讯频繁。

再次相聚,又是两年。此时也许阿钟发现过分机巧和自恃才高八斗的“文青”仍旧耿耿于怀他的不平之议和愤慨所指,模糊而讽喻地将他的真诚视作浅薄,将他深思内省的感悟当作模仿。并由此讥为个性压抑,甚至归于生理上的解释。阿钟,在此以后开始变得矜持,回避任何即兴、偶发式的问题探讨。

然而,阿钟是幸福的,更是健康的。

他知道哪些是可以摆脱的,而哪些是必须追求的。尽管在文学低潮的时候来到流派或团体的众相抵捂之中,对于他却是并非青春激越的本能生发,而是“再来一遍”的青春延长与重复一次的人生高峰时期:即“二次青春”。

就在上述86-87的两年时间里,阿钟做了两桩大事,一是《八面来风》(即《大陆》特刊号)的编组工作,二是《1987:上海诗歌前浪》的推动工作。还有大量频繁的文学活动与个人修学。

然而也就在这两年里,阿钟是被忽视的,也是被非议最多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京不特。后者主要是对他人的攻击性。阿钟,作为青年人对成年人进行反抗的替罪羊,而遭到非议。

考虑到当年的文学情境主要属于混乱的现代派思潮的观念推导,因而,面对《八面来风》上的阿钟,现代派说:这是个“乡村教师”,是个现代派丛林中的“唐·吉诃德”!因为来自生活世情、人生激越的本土诗性,在当时是被当作“文学主义”的模态;所以,阿钟的出现,有一种传统文人再现的“威胁”。

如果说,在诗艺上,对郁郁的评价是不高的,那么这位活动者又怎么会与阿钟相提并论呢?与郁郁过从甚密的阿钟,首先是个失去平凡的人!其文质彬彬,儒雅温文的意态是按照“文学高于生活”的文学经典所塑成的文学人格。与之平行而应起的是当时直迄八四年的主流行文:伤痕文学、小市民文学、爱情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等观念图解。而现代诗的崛起,大多仍为行吟式的共通范型,这似乎会使阿钟成为一个舒婷式的,或者雷抒雁式的行吟或者俳歌式抒情诗人。而阿钟,晚来的青春恰好遇上“宁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现代主义思潮。象朱凌波一样,郁郁也是个浪漫的自大狂,强调感染力,词语的直接与动作性,而这种说话就是行动的意态恰是阿钟企望所及的。

九0年被杀害的浪漫诗人、黑塞的崇拜者金匀,八五年与郁郁纵谈于“文化中心”的地下室时,立即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不要去听吴非的那套歪门邪道,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文学志士。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力量与魅力的整体!当时,甚至直到九一年,我还并不能懂得京不特在写给里纪的信上所说:“人能弘法,法不能弘人”的佛家入门箴言。只有朦胧的“外在规定性”的“威胁”,不管它的名字叫做“整体”还是“感性完满”!单个人怎么可能依凭文学思想的观念而又不致落入社会文化的循环与歹徒之手呢?!

那一年的《上海诗歌前浪》作为一份小结与展望的结集出版了。其时,长诗、组诗已经更趋风流。作为文学低潮的产物,短篇诗作只能是技巧的展示,对存在读法的导入。不幸地,现代派哀叹“生不逢时”只是观念上的根据。而阿钟恰巧生不逢时地成为了一个现代派诗人,其技巧的展延与炫耀,在非抒情,非歌咏,非节奏上,又强化了叙述体行吟诗风的启示录式的精致与词藻华丽。其中心自然是一个词:虚无。擅谈晦涩的时人并没有看出什么“生活世情,人生折磨”,于是将他们对于现代派诗风的空灵评判与图象分解的“非整体性”之罪加诸到了这个又一次被忽视的,然而却只相信自己的感悟与经验,并为获致这些经验而不惜走过大江南北、草原与暗街的感性至上论者。

与京不特的过从,如若兄弟。

与刘漫流的过从,如若典故。

“文青”说,阿钟自我膨胀得十分厉害。说:阿钟大约将他的川公路(阿钟办公室所在地)当成了文学运动的中心,我们就干脆叫他“李川公”多好?!这自有其讥讽之意。似乎不愿意认肯阿钟是个重要人物或者大人物!尽管如此,还是人流翩翩,交相往还。

自然,阿钟已判若两人了。愤世嫉俗,蔑视文饰,文学上的是非感,述评论十分强烈。然而阿钟还是拥有了二、三十个不凡的朋友,甚至更多。

记得有位友人说过,当一个人是非感强烈时,表明已是成年人了;而当一个人的评论欲强烈时,则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只有当一个人对于前景不抱希望,又对自我十分偏执地自恋时,惊诧与莫名的疑惑才来到。难道阿钟反倒是个以本色主体为己任的现代派?!(这时候,现代派已如同怪物,异类,不再风流了。)

阿钟的叫嚷与侮骂,和他的温文尔雅一样,成为文学逸事的重要篇目。谁想以非文学建立文学权威是个危险的典故,我也惊奇传说中阿钟的这种反常。难道作为一个历史落伍者,他却想担负起设计历史的责任?!

一度他在研究那个断代史上的伟人,带着他的感性。阿钟是个没有观念推理性的传统学人,这时候他暂时地返回到了八三年以前的文学经典,一种理想的推广与普及,一种个性至上的优越论。文学的反世俗性,这对他来说并非是由观念,而是从生活中所获致的。它是十分个人的,然而却是非个人的共同潜流。生活中的乖戾与异己,人的可塑性的摧残,脆弱与风流的空灵者,现代众生的闹剧背后的张惶与不由自主,此刻他放弃了传喻与皈依一种秩序的寄望,而代之以个人的非理性力量去存续现代审丑,因而他仍旧未能返归开始时的那个经典,而仍在经验的探索与塑造中。他放弃了文学的真诚而代之以人的真诚。正如是文学显示了生活,还是生活显示了文学这个古老议题一样,这一次,阿钟倒过来了,生活显示人。

什么是不可选择的?什么是心智上的幻觉?我们所要依凭的,和我们的感性自发涌来与观念整形了的,真实的心曲和引进来的伪饰之情,内在的和外在的交换根据在哪儿?重建现实(物)这个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祥之潜流开始出现于《M,忧郁的钟点》(即《昏暗我一生的主题》)中。

如果说大多数常识上的文学人只曾历经一度青春神话,阿钟却单个人体验了他的二度青春!如果说幸运的文学人只按照他本能的本色主体去走向更大的人格主体,那么在阿钟那儿,却是劫数未免地倒过头来又履历了一遍人的自发追求的历程。

当卡夫卡在他模糊的创作高峰时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真不容易”时,阿钟却始终是个清醒的自我设计者,知道价值观混乱,感性混乱所造成的人工制品只是由于文化训练出的一种语言,和其介入方式。

决定创立“亚文化”的那个时候,内心孤独的阿钟,和外在孤独的京不特,遇到了一个内与外均不孤独、然而感到有价值的思想却无法落到这两个现代派行动者身上的经典文人:里纪。他们居然会走到一条以修持实践为共同心曲的道路上来?!

无疑,里纪是个经院派,倡导一种观念――“波普”,并延伸至生活主义至上的活命哲学。而京不特是个天然浑成的现代派,反抗权威,反抗秩序,反抗崇高,反抗英雄的事迹早已使之成为一个反抗就是一切的非理性主义的化身。

阿钟的暧昧就在于他曾经是个不适时的传统派,又曾经是个不适时的现代派,然而时代的意趣变迁微不足道,它仅作为人的形下之器养,只有人的变革才是根本!处于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思想和情感的极端个人化的思潮之间(带着他俩的领域差异)的阿钟:几乎成了他们的交换台和破译中心。曾经从传统走向个人,又从个人走向经典的阿钟,与其说和彻底传统的里纪相似,不如说更和个人主义至上的京不特有一种设愿与预期的关系。尽管骨子里的悲观和凄凉,彻底个人主义的优越论反而构成一种奇妙的交往,但是共同的,批判世俗与批判知识分子,和批判现代性传统,以及对古代圣人的寓言、对古代智者的无碍无援,和对古代主体人格的高扬与正名,正是使他们如遇适所。虽然阿钟认为个性即是一种文化,京不特认为这一代人必将寻找他们的代言者,而里纪认为充分的个性实际上是共同性的别名,他们还是坦诚地探讨,展开了主要由里纪主笔的历史性课题研究:对传统文化的再释义,批判先锋主义式的现代派传统,提出“我们属于九十年代”的美学层次上的断裂,与之同时开展对当代神秘主义倾向与活动的经验考察与批判,重倡传统国学的人学神话。这一切,里纪是一台发电机,其有力的思想区分与排列无疑给两个大诗人,一个是人学的,一个是文学的,以技术性的先导与生活检验。京不特是激流与瀑布,而阿钟则是潜流与旋涡。或者,前者是起源,后者是根源,里纪则以思想的魅力组织起了这两个美学上的异极互含的蕴式。

已经开始的道路,不会中断或者改弦易辙。动乱需要人学,人学需要京不特的激情力量,需要里纪的工具后验,更需要阿钟写下的人的基本神秘:为世俗所累,为观念所疯狂,为人生所弃绝,为生活所悲悯,为魔鬼所役使,为美仑美奂而有罪,为温软浓情而纯朴不再,为几代人的必由之路而闪避与自戕,他写出了这一代学人的生活“背面”,连同他们的虚假的心理调适,人的时代限制,人的假面,灵魂深处的心理依靠,寄食浮世的自残的劳心者的奖掖。

京不特的自负,在于“我没有给你们更多”的语句显示,而阿钟可能在作品中没有那么明白无误的自我评判,却通过他的诗篇,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包括梦幻与妄念,秘笈与奥义全部提供给了世人。因为,此刻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些经验的由来与刻划并非属于私人的经验,连同他的无知之道,都无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性痼疾。这些经验的显现将使人的意趣更为充实与丰厚,道德更为集中,精神更为自由!

一旦这个人决定以“魔鬼”为化身,试图描述我们的生活、本性、潜流,和奇特的救赎之道,那么如此昂贵的日常生活与经验的代价导致的将不仅仅是凡常的询问,平常的哲学需要,而是作为一个侮蔑了一切的首选揭密人,才会作出的选择。

那些负籍上京的少年,只能对之瞠目结舌!因为秘笈的编读方法全部展示了出来。

政治是令凡人神往的,有理想性,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这里,阿钟写下了这股神往的暗流,人的美好的可疑,及其背后的心理调适。注定使他放弃成为大人物的这些诗章,却可能给后来者启示,获得后来者的膜拜。

只有后来者,才会是完成者。

这一情形在文学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艺术家本人却是不知道的。艺术是超验的,也是预期的。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呐:

阿钟与里纪的过从,引发了重建神话的基本面向。也就是亚文化未定稿的第六卷至第十一卷,是八九年到九二年的工作汇编。问题在于,自第六卷后的编撰工作主要是由阿钟主持的。(这时,里纪正另组一个叫做《目录》的理论刊物。)而知道文学运动概貌的人大多知道,京不特只在参与了第一至四卷后即已离开中国。九四年和九五年时他编出的《亚文化译稿》三卷本已是在丹麦了。

在事后人们叙述历史时,看上去有一种有意识的设计与编排。而在当事人是否也有此考虑呢?我个人对于《未定稿》的喜爱为何不能接受想当然呐?无疑,以后的诸卷还在按照着开始四卷的格调与文体存续着,明显特点是:诗歌刊载,和诗人自述开始占据很大的篇幅。阿钟是个诗人,而且是个清醒策划与自我设计的智性诗人,也就定能将诗歌当作应用于一切的工具。这时,阿钟的文学权威才第一次地由文学建立了起来。这也就是如同奥顿或者自白派诗人那样,使诗成为阐释一切的具体范型!

因为阿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减缓或者滞后他的创作生活,一天也没有悬搁他对于生活的感受性分析,一点也没有怀疑过他对于神往与寄寓物的偏执,因而在那个消失与自弃的年头里,《昏暗,我一生的主题》重获信而达雅的潜流秩序也就顺时应情了!

由于叙述人性的悲悯、世情的魔状态,崇高或者反崇高这个词在一头扎进潜流底蕴中的他那儿是没有编目的。然而,阿钟有一个看上去的弱点:虽然九三年以后,议论他的人变得沉默;忽视他的人开始正视,且紧张地研读他;非议他的人发觉通过他的诗篇而获致的非议具象物正是自己身上的组合部分。然而在阿钟那儿,他不反对权威!因为这个“权威”就是作为诗人的自己。他为诗学保留了唯一的、和绝对的解释学权利!这也就是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社会中,诗人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内涵(事实也和使命的选择相一致的是,阿钟也是这个自由职业者行列的晚到人)。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自由选择其工作取向与操作价值的,这和回到古代智者无碍无援,也无惧无恃的内心生活之熔炼:是一种极力维护个性文化的寄托。也许作为感性至上和诗学为业的诗人并不意识到这点。“我来了,我征服”,阿钟以凯撒的威迈气概作为宣言引题只能说明一个个人主义至上者从不会放弃他的集体性。这个集体是他的依据和取向,虽然绝望与愤懑是相伴的。然而,我后来理解的,心理学的内在化方式,决定了“我们期待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反对的也永远是我们自己”!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并非十数个、廿个、卅个有识之士都是能下地狱,并且不为地狱所毁的。何况大多数以文学为业的人杰正是受到生活庇护、环境奥援,甚至与行业共生性相依赖的呢?!

《亚文化未定稿》从八八年到九二年,中经这个人的体例与文风的改编,为自己,也为当代读书界和民间的文学潜流提供了一条自主其个人命运的道路与标引。阿钟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一文学信仰的殉道者:因为自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青年抗议文化,在文学这一充沛而激荡的潜流中,以文学来立足于社会的梦幻一经实现即被改型。所谓的文学精神以其优越论和职业作风而置自身于社会的边缘(或叫做边缘文化),失去个性,失去本性,失去人性的文学人为一种通释的主流文化所加诸与变形。这个“法”对“人”的张扬是一种经典化的延续,而一种被称作“亚文化”的思想当然也要创造它的“经典”。只是这一次,这个“经典”是“人的经典”,它的优越论依据只是主体人格的高扬与展延,“人”对“法”的阐释。如果一个人继续他的风格与修持体系,他会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现代文学的化身!

1996.11.26

文章来源:阿钟诗专号(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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