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华著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天边》节选)

1968年5月底,我们10名女兵在南京结束了一个月的新兵集训后被分配到了浙江省江山县第695野战医院,对外番号为南字365部队。

医院坐落在江山县境内离县城约五公里的一片凹地中,四周是老百姓的农田,没有围墙。几排平房为病房,另几排平房为我们居住的营房,院部则设在唯一的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内。那时正值‘文革’鼎盛时期,我们到达的当天,只见当地的农民造反派押着头戴高帽子的公社干部在田间小路上游街,举着小红旗,敲着锣喊着口号,田里无人干活。

刚放下背包,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医院领导就召集我们开会,为我们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主要是要我们树立敌情观念,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原来这个江山县是国民党的模范县,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都是江山县人氏。此外,这个县还出了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军官五十多名,所以又称‘国民党将军县’。据说全县一半以上人家有亲友在台湾,‘敌特影响’特别严重。那会儿谁有亲戚在台湾都被看成是‘反革命家属’倍受歧视,而‘海外关系’四个字则与‘敌特’二字等同。

院领导反复强调,医院周围敌情严重,我们必须在头脑中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当年我们年纪都很小,确实被这一番话唬得不轻。我十九岁,已是我们这批女兵中的‘大龄青年’,尚能沉得住气静静地听。其他几名小女兵都惊得直砸嘴。说真格的,‘台湾’二字在当时特别可怕,因为离得近,所以更甚于‘美帝’和‘苏修’。以前我们谁也没见过海外的阶级敌人是啥模样,现在乍一听到领导说大批阶级敌人就近在咫尺,包围着我们,弄得很紧张。695野战医院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时时刻刻警惕着,从不敢轻易地和驻地周围的老百姓说句话。而江山县的老百姓呢,不仅不尊重解放军,还常在夜里来偷刨解放军种的树木和蔬菜。为此,医院领导增设了流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拔起,在营房四周巡逻站岗,一付大敌当前的样子,其实全是为了对付农民小偷的。与安徽、河南等贫穷省份的人民踊跃参军的情形完全相反,这儿的人是不愿意参加解放军的。他们称解放军是‘穷当兵的’,军民关系糟透了。

当时,解放军中除了野战军不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外,部队院校与地方上一样参加运动,停课闹革命。过去那种军队院校的学生一毕业马上就成军官的做法受到了批判。各军区的护士学校也都关了门,不再招生。从我们穿上军装的那天起,部队首长就告诉我们,今后部队医院的护士一律从护理员提拔,当兵的不论男女都必须先当战士,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所以我们这批新女兵都成了护理员。

护理班班长孙裕松是个65年参军的老兵,大个子,一身的肌肉壮如牛,天不怕地不怕,外号‘孙大胆’。在我们这群女兵来医院之前,护理员全是他这样的男战士。我们女兵来了以后与原有的男战士们混合编为一个护理班,正、副班长皆为男性。由于女性的加入,给这些男兵们增添了兴奋剂。他们动不动就以练习‘战地救护’为名,把我们带到野外摸爬滚打,还把我们当成战场上的‘伤员’在地上拖来2

拖去的,说是‘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我们‘从战场上抢救下来’,弄得我们浑身是土,胳膊和腿常常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苦不堪言还不敢吱声。

病房分为两类,一是军人病房,病员来自附近的各部队和从越南战场上送回的伤员。二是老百姓病房,住院治疗的清一色全是江山县城里在武斗中炸断了胳膊和腿的两派造反派。有的病房八张床上可以看到躺着八个断了腿的造反派,每个人的断腿都高高地翘起在床尾的牵引架上,下面吊着几块砖,一吊就是半年,象高射炮筒一样直指天花板。我们称这种病房为‘高射炮病房’。这帮家伙们的吃喝拉撒全靠我们侍候,可他们是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不好好养伤,成天互相谩骂,各不相让,武斗不成就打嘴仗,吵得我们头疼,令人厌恶。但是在‘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最高指示下,在‘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面前,我们还得天天努力强打笑脸走进病房,‘为人民服务’!

我们喜欢军人病房。军人伤病员懂礼貌,守纪律,尊重人。我们都年轻,无论是伤病员还是护理员,多数都不满二十岁,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常悄悄滋长。女兵们常收到伤病员战士们的礼物,主要是毛主席像章和新版的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最好的爱情信物了。有位病员老送像章给我,而且越送越大,最大的一枚直径有十六厘米。他的用意我很明白。可是部队纪律严明,规定战士不许谈恋爱。如果有谁偷偷谈恋爱,一经查出便严厉惩罚,弄不好还会丢了军籍被遣送回家。所以,我是万万不敢的。

我们平时除了政治学习,拉练野营和病房护理以外,还由军医们为我们上业务课,学习那些从前在护士学校才能学到的医务知识。我们学的是‘战伤外科’,基本知识之一就是学习人体的结构。我们不仅要记清楚人身上的每快骨头的名称和位置,还必须记住每快骨头旁边的肌肉名称及神经走向,一点儿也不能搞错。因为在手术中,差之毫厘便会失之千里,错一点点都会关系到伤病员的生死存亡。

军医们的教学工具只有一张简单的人体结构挂图,而且是一张平面图,根本不能很好地展现人体的二百零六块骨头及其周围的肌肉组织。所以,尽管我们认真地学,用心地记,还是概念模糊,不能很快入门。教我们的军医打报告给院领导,说我们需要一付真正的人体骨骼架进行解剖教学,才可符合‘从实战出发’的要求。院领导批示:“同意‘。

但是,从哪儿弄一具尸体呢?医院里虽然时不时也有伤病员死亡,可要想解剖他们的尸体却必须征得其家属的同意才行。在我们医院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农村兵,传统的农村观念使他们的家属们无一例外地要求保留全尸,他们宁肯将尸体火化了也绝不答应被我们‘开膛剖腹,千刀万剐’了。所以我们一直不能上一堂真正的解剖课。

大概在我们到695医院后四个多月吧,消息传来,江山县城将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一名‘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据说该犯反对‘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他说这口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行而上学,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到‘万寿无疆’。在那个‘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年代,他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当然是死路一条,格杀勿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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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领导立即与江山县公安局联系,要求在行刑的当日将罪犯的尸体交由我院处理。江山县公安局说,尸体给我们他们没意见,可他们已通知其家属收尸了,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嘛。要知道,死刑犯的家属是付了公安局二十元子弹费的。如果我们很想要得话,只有一个办法:偷尸!

那时江山县火葬场正好停工,火葬工人们都上大街闹革命去了,因此不管什麽人死了都是土葬,这便成全了我们医院弄一具尸体的愿望。整个行动绝对保密,以避免死者家属得知后,来医院找麻烦。

偷尸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护理班班长‘孙大胆’的头上,时间定在‘反革命份子’被枪毙后的第二天晚上九点正。听说行刑的那天,江山县城的男女老少倾城出动,挤满县城的主要街道两旁,观看罪犯的囚车缓缓驶过。只见罪犯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写有其名字的木排,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大大的‘X’字,由十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站在一辆敞蓬卡车上,从公判大会的会场出发,穿过江山县城驶向刑场。犯人是名普通工人。‘文革’开始后,他常用‘刀出鞘’的笔名写些大字报,对‘文革’质疑。他的文章早被列为‘反标’,但在公审之前他还并不太有名,倒是这次公审使他名声大振。人们惊叹他的胆量,敢说别人只敢想而不敢说的话。他站在卡车上,昂首挺立。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反骨必露’。当卡车经过他的家门时,他大声地说:“母亲,请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我不能为您老尽???”还没等他说完,一名警察就用双手熟练地捏住他的下巴壳儿,只一拨弄,他的下巴就脱臼了,再也说不出话来。人群一阵骚动,议论纷纷:“是条汉子!”等到行刑完毕的消息传到我院时,死者家属已在公安局监督之下,将尸体埋在江山县城外的一座专门辟作墓地的山岗上了。

行动的那天晚饭后即刮起了大风,天空很快阴沉下来,闷雷一声接一声。孙班长与一名军医在两名公安人员的陪同下,带着工具开着吉普车上路了。他们刚走几分钟就下起了瓢泼的大雨。我们望着窗外一阵阵电闪雷鸣,都说班长今晚可碰上了‘硬仗’,谁也睡不着,熄灯号响过很久了,我们还在叽叽咕咕的无一刻安宁。夜里十二点过后,下岗的女兵回来报告说孙班长他们已回来了,尸体顺利偷到手,已送太平间泡在福尔马林浴池里了。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起床号一响,我们就跳起来,迫不及待地跑去男兵宿舍。只见孙班长坐在他的床头,两眼发直,脸色煞白,两腿微微发抖。我们忙问他怎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的妈呀,真吓死人了!”然后他把偷尸的经过向我们慢慢道来。他说真象是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

当他们的吉普车开到埋死人的山岗时,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为避免惊动附近百姓,吉普车未开前灯,只有闪电时时照亮大地,忽明忽暗。借着闪电的亮光,在倾盆大雨中,两名公安引着孙班长和随同的军医趟着滑溜溜的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一座新坟前,说罪犯就埋在下面。此时雷声伴着野狼的嚎叫,使周围寂静的山林变得格外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

孙班长生平头一回感到了恐惧。对他来说,盗墓无异于犯罪,是违背他的良心的。然而军令如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必须执行。他在口中喃喃地念着:4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军医一起开始挖土,两名公安在一旁打着手电。班长力气大,三下两下就挖到了那口薄棺材。他随即一下子掀开了盖板。此时正值一道闪电照亮了那死人苍白如灰的面孔,紧接着一声炸雷,班长脚下一滑整个儿掉在了死人身上。在他的手触摸到冰凉的尸体的一刹那,这位平时的‘孙大胆’却吓破了胆,浑身战栗,大叫救命。他被两名公安拉起后仍抖个不停,手脚都不听使唤了。他只觉得象有无数阴间的小鬼在勾他的魂。好不容易他才在两名公安的帮助下,和军医一起将僵硬的尸体从棺材里拖出并塞进了吉普车的后座。然后将挖开的坟重新填上土,做得象未被挖开过一样。死者的家属恐怕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人权早被践踏,那儿从一开始就成了一座空坟。

偷来的尸体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泡了一个星期后,院领导认为所有病菌已被杀灭了,加之无人来闹,平安无事,于是决定处理尸体。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护理班全体人员在班长带领下,将已呈酱色的尸体抬到了离医院两里路外的山坡上。炊事班已在山坡上帮我们挖好了战地炉灶并架上了一口能煮上百人饭的特大行军锅。他们取来了附近的山泉水,倒满大半锅。我们女兵则分头去捡来大量树枝填满炉膛。当大火从锅底熊熊燃起时,班长和另两名身强体壮的男兵将死尸抬起,从股骨处使劲折断,然后将尸体对折起来扔进锅里被水覆盖。

锅中的水不一会儿就滚开了。我们不断加柴。又过了一会儿,锅中飘出了带有福尔马林气味的肉汤的香味。一时间引来了四周几十条野狗围着我们一个劲儿地狂吠。几名男战士手持半自动冲锋枪,将我们女兵护在他们围成的圈中,与野狗隔开。可是那群野狗疯狂的吼叫声,它们那穷凶极恶的眼睛,长长的红舌头和尖锐的牙齿还是把我们吓得心惊胆战,似乎它们马上就会扑过来把我们撕碎了,吞食了。

尸体在滚开的水中煮了大约两个小时,班长确信肉已煮烂,便下令熄火并舀尽锅中滚水。我们将一大块帆布铺在锅旁的草地上,等锅中煮熟的人肉凉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将肉与骨头分家。不消说,只轻轻一拨拉,大块大块的人肉就从骨头上滑落下来,就象家中煮透了的排骨汤一样。我们仔细地拣出一块块人骨,准确地按照其原来在人体中的位置摆放在帆布上。不大一会儿就得到了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架,包括一个头颅和两排洁白的牙齿。看得出来,死者生前非常健康。唯一的不足是头盖骨上有一个被子弹击穿的小洞,否则这付骨架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对照书本,认真辨认了每一块骨头,上了一堂真正的解剖课。

这时已近黄昏。班长小心地用帆布将骨骼包好拎在手上。几名拿枪的战士在前面开道,另几名拿枪的战士押后,女兵们走在中间,下山返回驻地。刚一离开,我们就听到身后呼啦啦地一阵乱响,夹杂着震天的狗叫声。回头一看,野狗们早已为争食我们弃下的人肉打成一团。‘反革命分子’的肉体一眨眼功夫就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他的一付骨架随同我们返回了医院,继续‘为人民服务’。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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