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进你身后的脚印,
仍叹息岁月迟迟。
点缀天空的,不再是清晨时的梦。
你欲言又止
难道那未竟的半生,
还不够去流连?

先莫要醒来,
听这人世辗转的声息,
迟早要有青鸟掠过。
带给你
是珍藏在怀中,
多少轮回后的温热。
洒进眼底
一滴,还有一滴。

请为我挽留秋天,她正变得愈发短暂。这不是寻常的别离,十年后,我们失去的会比过去十年更多,并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消失。数千年来,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虽然算不上丰富,却足以将我们的生命停滞于此地的,俱已一去不返。当你在梦中想象着自己元神出窍,漂浮在这个星球上空,准备离开,也许在更遥远的,那无法想象的远方,在浩淼的夜空深处,才是更好的归宿。不过那时仍恋恋不舍,在难以辨别的茫茫人海中,一定可以辨认得出,你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在挥手呼唤。你目光中饱含着依恋,尽管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这滚滚红尘究竟有几多值得为之流连的缘由?

你有足够的目光来凝视这片飘落的海棠,这不是虚幻,因为你要远远胜过于我。闭上眼,数十年前炮弹雨点般倾泻而下,留下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插满了红旗。于是你明白了她为何飘落,这是造化的泪滴碎在太平洋西岸,你的母亲在这破碎的泪滴中挥手,你又如何忍心扔下她,哪怕茫茫夜空最深处,有一个更好归宿?

你看见有人死了,他想趁着夜色爬到地里偷点红薯藤充饥,被巡逻的民兵射杀;你看见有人活着,他一脚把批斗会上老父亲的肋骨踹断,手中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歇斯底里地嘶叫着;你还看到……你不愿再看下去,你甚至会因此记恨那些不让巴顿将军去进攻苏联的人。

我们时常会落入这样的漩涡,罪恶的根源不是那些阻止巴顿将军的人们,而是斯大林,或者说是统治着属于他那个庞大的,从古老长城到多瑙河岸疯狂帝国的一切。这个帝国的哲学、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但我们仍然下意识地想要把矛头对准那些向这个帝国绥靖的人们,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并无敌意。之所以如此,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没有敌意吧?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将矛头对准那些人,是因为那些人是有希望改变的,而那大帝国,我们很难看到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它的希望。因此,异见分子们比专制者更容易受人指责,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希望异见分子们能做得更好,就象他们想象中的理想人物一样;而专制者,则无论怎么做,都被人默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本性如此。

这是宿命的安排,身为一名异见分子,你必须接受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道德准绳。你沿着一条道路向前走,遥不可及的往生在无尽的夜色里召唤,你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不再年轻,也不重要,只要你还在这道路上,你就永远会觉得自己还在起点。这不是一条用功利可以衡量的道路,你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你努力想要去挽救的那一切,它们被摧毁的速度,之于你那看似徒劳的微茫力量何止千万倍。而你又必须向前,甚至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也看清这道路究竟通往何方?但是会有人把你这向前的努力,这看似徒劳无功,挣扎在泥潭里的努力,当作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因此你必须活着,或者去赴死。你知道上有天命,你是这天命的一部分,却不知这天命是什么;你知道下有黄泉,你我终将奔赴,只是不知何时;还可以安慰自己说,外有世界大潮,内有人心思变……

然而自由不会从天而降,因此才需有有异见分子这一族群,站出来担当自由事业中最艰难的那一小部分,好比钻井机上那一丁点小小的钻石。我们的旅程由是开始,仿佛无穷无尽,你不敢想象它的终点,因为你每经历一件事,都会明白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事将越来越多,以至于忘记了许多过去。

当我坐在冷冷清清的末班公交车上孤身前往自己的居所,窗外的冬天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孤寂,北京城的外缘笼盖在一片尘埃之中。不必依赖幻想,你便能看到一片单调的景致在车窗内外徘徊。我想起一位老朋友,在地球的对面。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一阵眩晕过后,我觉得自己不配再称他为“老朋友”。那是《民主论坛》的主编洪哲胜先生,我听说他患有癌症,不知是真是假。这位老先生是来自台湾的资深异见分子,大半生都在和专制政权较量,台湾——很多人心中中华正统当然的代表,中华民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他又投身到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而努力的事业中来。他创办了《民主论坛》试图为推进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亚洲的民主化而努力。但是《民主论坛》因为资金原因被迫停刊了,这令人心痛。洪博士每日劳多食少,数十年来每周工作百余小时,节俭勤勉,有求必应,关于他的美谈数不胜数,即便放在全世界,亦堪称异见者中的楷模。当《民主论坛》还存在的时候,人们对他那些赞誉和感激之言仿佛不绝于耳,我亦在其中。在《民主论坛》刚刚被迫停刊之初,溢美之词们日益稀疏,那时我觉得即便全世界都忘记了洪先生,我肯定不会忘记,我对自己毫不质疑。他告诉我:《民主论坛》虽然不存在了,但他还会一如既往工作下去,因为他有很多经验,其他人没有的经验。他那些所谓的经验,我想大概就是一如既往地继续每天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没有报酬地继续工作。

我努力回忆着,上一次想起他是在什么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为此我感到眩晕在加剧:我居然忘记了洪先生,忘记了这位给我一生最大帮助的人,若不是因为当年他的提携和知遇,又焉有我今日?忘记他的原因是《民主论坛》没了,我不再需要向他投稿了。多么可悲的现实,三年前我还在兴致勃勃想象着有朝一日,跟随这位曾经有可能成为亚洲最好河流工程师的人一道去认识长江、黄河。短暂而漫长的三年虚度之后,他仿佛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于是我转而去恨那个漂浮在北京城上空的红色月亮,月亮之所以红,本应是因为原野上的雾气所致,优美、静溢,仿佛一位前来幽会的少女,脸上荡漾着红晕。然而我所见的那个红月,之所以红却因为这漫天的尘埃,尘埃改变着这世界,而你我却不知哪里是作为之所。

不必灰心,这正是钻探机上金刚头应该去做的。我们不是在玩政治拼图的把戏,不是在比谁的板块更大,无论怎么比,都比不过铁钳一般的专制体制。但是你身后站着十几亿人,你的人民会站在你一边,成为这台无坚不摧的钻探机的主体。但前提是,你得坚持下去,你得做好这钻头,你得证明自己足够坚硬,足以抵御任何钢筋铁骨都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切未得到证明之前,无论马力多么强劲的钻探机也毫无用武之地。因此我愿意反省自己,让自己比昨天变得更好。但现实并非可以随时如人所愿,情感、生理和心理的种种极限,还有无法认清的自我。幸好,我朋友众多。

你的眼波低垂在黄水对岸,
至于他乡的行程,
仿佛由此清澈。
月落时分,
匆匆收拾起那些短暂的白昼,
莫忘了路上的风呢,
吹不尽我们的
杨柳关山。

从重庆到长沙,地图上似乎可以顺流直下,然而铁路却转了一个大圈,比从北京到广州,并不省力。重庆曾经住着我年轻的朋友张起,我见到他那一年,他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像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样,找工作是件很困难的事。他告诉我说,要请我吃饭,因为他刚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沙坪坝一处十分“平民化”的夜市里,尽管已经吃过晚饭,他执意又点了很多菜,要表示对远道来者的情谊。张起君白面而健谈,很擅长抓住机会与他人议论,不知不觉夜市已人烟稀少,餐馆内只剩下我们这一桌,作为同龄人,我亦不肯相让,几番争论引得服务生们纷纷凑过来侧耳。他指出我的不足,目光中流露着些许自得,却不知我在一旁窃笑,因为我暗自认为他满口现代词汇,而骨子里却仍旧是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匡世济国、大丈夫当立盖世功勋的哲学。我们相互反讥着对方,想起来有些可笑。四年之后,当我重新回忆起当晚的场面,已不再令人欢愉,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四年前,我自以为如果要比坐牢的话,自己肯定走在他前面,并且刑期肯定比他长。那时候我们都十分年轻,至少对于一名异见分子来说,我们的异见历史都还太年轻,我们都自认为自己有超乎常人的天赋,我们会经受住那些非人的境遇,这一点甚至毋需论证。

当然,这点确实无法论证,因为它只能实证。两年前,张起君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十年徒刑,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其中有何究竟?我只知道在零八年四川那场大地震后,他去了几趟汶川。当时隐隐感到,他已不是初见面时那个满腹经纶,怀揣匡世济国大梦,并要去建立不世功勋的年轻人。他进到灾区想要做个志愿者,然后他被捕了,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秘密审判消息传来时,我知道很长时间内我们已无缘再见,秘密审判意味着重刑。我很难想象在一个地震灾区会有什么“国家机密”,又能有什么“国家机密”能够让他这样一个尘缘尚浅的年轻人看到并泄漏出去。那里有坍塌的学校,死去的孩子们,这些学校的建筑全都是假冒伪劣残次品。我听说在地震频发的日本,学校是最坚固的地方,可以作为临时避难所和救援基地,但是在我们这里,倒塌的是学校。四川人杰地灵,大约八十年前,省主席刘文清有过政令:“如果县政府的房子盖得比学校还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清要是活着,他会请全中国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吃枪子儿,然后用共产党的逻辑,让他们自己掏子弹费。

沿着那条兜圈子的铁路向东去到长沙,我的另一位年长朋友,刑期比他更长。我到过长沙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似乎想不起来了。那一次走出长沙火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摸着黑,几乎凭直觉来到长沙城内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我至今叫不出名字,只知道知道从火车站如何过去。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区,需要在狭窄小巷里转几圈才能找到大门。小区里有一间土坯房,很奇怪的一间房子,大概八到十个平方米,朝西一面开了一眼褴褛的锈铁窗,脸盆大小,其它三面一片潮湿,不知为何它居然没有被拆掉?我的老友谢长发先生曾经住在里头,而这一次我却不为寻他而来,我到来时他已经入狱,被判一十三载。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在他刚被捕之初,我亦被“监视居住”在家。因此看管我的警察将我寻去,向我问关于谢长发的事。我知道那是在为迫害他搜罗证据。在这种关头,即便有千般的懦弱和愚蠢,也必须拒绝回答,并且我亦明白,搜罗证据都搜罗到我的头上来,那么我得接受在很长时间内失去老谢这样的现实了。

他曾经住过的土坯房早面目全非,那里开起了一个小卖部,那一瞬间我恨那个小卖部,老谢留在长沙城内踪迹,已再也找不回来。小卖店老板在远处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他推倒了土坯房的一面墙,摆上了货架,铺上了地板,打上了天花,糊上墙壁。我努力想象着,老谢的蚊帐还挂在里头,蚊帐下面让人很难分清究竟是床还是擀面案板的铺位,有时他还会从那铺下拖出个仿佛是他在学生时代使用过的木头箱子出来换衣服;他仅有的两个脚踏和一条长板凳,还有用来做后备椅子的一摞杂志;以及他那台用土坯、砖头和半截破课桌面搭成的电脑桌和他的宝贝老爷车电脑,拖拉机一样地嗷嗷叫。

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那些幻象与眼前这小卖店重合起来,我失去了老谢。每次到长沙,他都骑一辆老旧的载重单车来接我,在此期间一应吃喝住宿他全都不允许我掏一分钱。这并不是对我的特例,长沙虽不算重要交通枢纽,南来北往之人,却也不少。但凡有异见朋友到来 ,只要找到老谢,他皆持地主之礼相待。或他人有急难穷困之时,他若得知必解囊相助,其花销用度自然不是小数,这些钱都靠他自己辛苦挣来。谢长发先生教师出身,一九九八年因民主党案系狱三年,出狱后离了婚,失去了教职。幸而少时学过冶金,掌握着一种独特的炼铁配方,此配方对中国大陆小型铁厂的经营颇有裨益,多年以来,他依靠此技术专长立业,和大部分异见分子们相比,经济条件稍好。而他的个人生活,如上所见,即便放之社会底层,亦完全称得上是清汤寡水。

刚见到老谢时,我感到自己并不是特别地喜欢他,因为他谈吐并不风趣,脑筋似乎也转得很慢,有些玩话他不反应不过来,甚至可能因之不悦;要么是居住环境,要么是其它原因,他的气色令人隐隐觉得难受,虽然面庞白净,身形挺拔,却有一种非常古怪的不健康神色笼罩其上。但这些都不算要命。一天晚饭后,我们在长沙的某所学校里散步,黄昏时分,林荫道上的空气令人松弛,一群男女老少坐在道旁,老谢走近,几句搭讪后,开始向他们“宣讲”民主与自由的好处,并告诉他们我们生活在专制之下,我们应该去过另一种生活等等。与热情相比,他的口才相去甚远,那些人开始四散躲开,他脸上逐渐红晕起来,不健康的红晕,仍旧试图抓住几个来不及让开的人继续“做他的宣传”,直到发现那群人无法挽留。绕过几个弯之后,他又发现了一群人,然后继续重演方才那一幕。我站在一旁好生尴尬,他们所说的长沙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忍受那些“听众”们向我投来的眼神。我甚至有些害怕和他走在一起,因为这样的场景总是一次次地重复着。

所有这些隐约的不快,在他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一瞬间忽然烟消云散。我象是挨了重重一记闷棍一般,不知是因为他的被捕,还是因为想起自己居然不快于一个如此满腔热诚的人。那间土坯房在城市的夜色里显得何其渺小,并且早已人去物非,我想他也许正在监房里思念自己住在土坯房内时那些自由的时光,眼前这小小的,充满湿气和霉味的“房间”,竟已是幸福的象征。老谢,我敬重你如同敬重一位真正的师长,回头时看见小卖店老板仍在用一种满腹狐疑的目光远远打量着自己。

我年轻的朋友张起坐牢去了,他比我先行一步,刑期漫长。我听说,在狱中的人们,最害怕被外界遗忘,被外界关注是他们在狱中赖以生存的幻想,当这种幻想在某一个瞬间被证实的时候,生机将在他们心中重新萌发。但现实的规律却是,他们会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少地谈论起他们。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但总是在不停地忘记。也许有一天,我同样会被人忘记,那时必须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若想不为人所忘,也许首先要做到,是自己不去忘记别人。你遥望夜空深处,漫天的尘埃阻隔那梦中的归宿。有一条必经之路就在脚下,就在眼前,当你脚尖触到它时,你才知道它所需要你去为之背负的,比你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不要趁阳春而去,
三月早不再反复着往昔。
把过往的
都藏入衿内吧,
纵有沉浮百折
远山依然一片黛色。

没有夏草秋虫,
我仍不住地匆匆路过。
这人世的河啊,
可还能回到我们来时的模样?
那时她刚刚化冻,
我正为你聆听着苍鹰和雪山。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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