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

前言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锌皮娃娃兵》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当时我太相信了,所以现在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无论读到什么,我每次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小小的后路。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参军前,我毕业于体育学院。最后一次毕业实习,是在儿童夏令营“阿尔捷克”进行的,我担任辅导员,在那儿讲了很多次崇高的话,如“少先队员的誓言”“少先队员的事业”……我主动到军事委员会申请:“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比美国“绿色贝雷帽”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在空中了。自己的轻信使人感到难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灌输,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最后把这种思想硬灌进了我们的头脑里。但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对自己说:“把粉红色的眼镜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时大家还守口如瓶。1987年我已经到了赫斯特,我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七个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好像是他们夺回了小山头……做样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尸房里躺着的是我们的士兵……

他们选择最优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去参加“军训”。谁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罗沃巴德去,因为那里又脏又闷,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里去。

兹多宾少校劝我和我的朋友萨沙•克里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请书:“让你们两人当中某一个去送死,还不如让西尼钦去。国家培养你们花了不少钱。”

西尼钦是个农村小伙子,拖拉机手。

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萨沙正在克麦罗沃大学日耳曼—罗马语系读书。萨沙歌唱得非常好,会弹钢琴、拉提琴、吹横笛、弹吉他,还能谱曲,他画画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

上政治课时,教官给我们讲功勋、英雄,说到阿富汗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时,他突然插了一句:“与其让你们牺牲,不如让西尼钦去。”

从心理学观点审视战争,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得研究自己,这事挺吸引我。我曾问了去过那边的熟悉的弟兄们。有一个人,按我现在的理解,是给我们胡吹乱编了一通。他胸口有一个很大的伤疤,好像是被烧伤的字母“P”,他为此特意穿着开口汗衫,以便向人们炫耀。他编造说他们怎样深夜乘直升机在山上降落,我还记得他说:“空降兵拉开降落伞的前三秒钟是天使,空中飞翔时的三分钟是雄鹰,其余时间是拉套的马。”我们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现在我真想再碰见这位荷马!像他这类人,后来都被当面揭穿了:“如果有脑子的话,一定是受了挫伤。”

另一个小伙子和他相反,他一再劝说:“你不要到那边去。那边是污秽天地,不是浪漫世界。”

我不爱听他的话:“你尝过那种滋味了?我也想去尝一尝。”

他教我怎么活命。有十诫:“放一枪后,就赶快闪开,躲到离开枪地点两米的地方。把自动步枪的枪筒藏到农舍或者山岩后边,免得被对方发现火苗,记下你的位置。走路时,不要喝水,否则走不到目的地。站岗时,不要打盹,可以用手指挠脸,用牙咬手。空降兵先是要拼命跑,而后是能跑多少算多少……”

我的父亲是位学者,我的母亲是位工程师,他们培养我从小要有个性。我想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我曾被开除出十月儿童团,很长一段时间不吸收我加入少先队。我为荣誉进行了斗争,后来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不肯摘掉,睡觉时也戴着。

上文学课时,女教员打断我的发言:“你不要讲自己的看法,你要照书本上那样说。”

“难道我讲得不对?”

“你讲的和书本上的不一样……”

这像是童话故事中,皇帝除了灰色不喜欢其他颜色,所以这个国家里所有东西都是老鼠皮色。

我现在告诉自己的学员们:“你们要学会动脑子,免得又被造就成一批新的糊涂虫,一批小锡兵。”

参军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教我如何生活,在部队里是中士教我如何生活。中士的权力无限大,三个中士一个排。

“听我的命令!空降兵应当具备什么?重复一遍!”

“空降兵应当有一张恶脸、一双铁拳和一颗黑心。”

“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重复一遍!”

“良心——对于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

“你们是卫生营,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

摘录一段某士兵的信:“妈妈,你买一只小狗崽,给它起个名字叫中士,等我回家以后,我就把它宰了。”

制度本身在愚弄人的意识,人家可以随意捉弄你,你没有能力抗拒。

早晨6点起床。起床——重来。下床——上床——反复三次。

三秒钟之内,要在起跑线上排好队——白色的油漆布,白色的,以便经常洗刷、擦亮。三秒内,一百六十人要从床上跳下来、排好队。四十五秒内穿好三号军服,也就是全套衣服,不过不扎腰带、不戴帽子。有个士兵有一次没来得及缠好脚布。

“全体解散,重复一次!”

他又没能跟上。

“全体解散,重复一次!”

体操锻炼,白刃战,学习包括空手道、拳击、桑勃式摔跤,以及与持刀者、持棒者、持工兵锹、持手枪、持自动步枪者的各种格斗方法。

他——手持自动步枪,你——空手。

你——手持工兵锹,他——空手。

像兔子那样跳着前进一百米,用拳头砸碎十块砖。

我们在练兵场上累得半死不活。

“你们学不会就别想离开这儿。”

最困难的是战胜自己,不怕疼。

洗漱时间:五分钟。一百六十人只有十二个水龙头。

“站队!解散。站队!解散。站队……”

清早查房:检查各种金属牌,它们必须闪闪发光,如同公猫的某个部位;检查白色衣领;帽子里要有两根带线的针。

“向前,齐步走,回原位。向前,齐步走……”

一天只有半小时自由时间。午饭后,是写信的时间。

“列兵克里夫佐夫,为什么你坐在那儿不写信?”

“中士同志,我正在想。”

“为什么你回答的声音这么小?”

“中士同志,我在想。”

“为什么不像教你的那样大声喊?看来,需要让你‘对着窟窿’进行一番训练。”

“对着窟窿”训练,就是对着便桶叫喊,练出发号施令的嗓门。中士站在背后看着你,要听到隆隆的回声。

摘录士兵的一些术语:

解除——我爱你,生活。

清晨查房——人们,相信我吧。

晚间查房——我见过他们的面。

蹲禁闭——远离祖国。

复员——远方的星光。

战术训练场地——蠢人乐园。

洗盘器——光盘(盘子像光盘那样旋转)。

政治部副主任——灰姑娘(在军舰上被称为乘客)

卫生营——空降部队的贵族。重复一遍!

我们总觉得吃不饱,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军人商店,在那儿可以买到蛋糕、糖块、巧克力。射击得了五分,允许你逛一次商店。

没钱花了,便卖几块砖。我们拿上一块砖,两个彪形大汉走到新兵跟前,知道他兜里有钱:“你,买下这块砖。”

“我买它干什么?”

我们把他围起来:

“买下这块砖……”

“多少钱?”

“三卢布。”

他给我们三卢布,然后走到拐弯处,把砖扔了。我们用这三卢布可以饱餐一顿,一块砖值十块蛋糕。

“良心——对空降兵来说是无用之物,卫生营是空降部队的贵族。”

看来,我是个不错的演员,因为我很快就学会扮演我应当扮演的角色。如果被人说成“婴儿”就最倒霉了,这个词里含有阴柔、缺乏阳刚之气的意思。

三个月以后,我被除名了。怎么什么都忘了呢?不久前我和一个姑娘接过吻,坐在咖啡厅里,还跳过舞。仿佛不是过了三个月,而是三年,你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晚上。

“猴子们,站队!空降兵最重要的是什么?空降兵最重要的是别从地球边上飞过去。”

临行前举行了新年晚会。我化装成严寒老人,萨沙化装成白雪公主,这很像是在学校里举办的活动。

我们徒步跋涉了十二个昼夜……只有山比山更可恶……我们在躲避匪帮……我们靠兴奋剂行军……

“卫生指导员,给我一点‘发疯的药’。”

这是精神麻醉药美索卡,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

我连笑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

“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猫先生”列奥波利德。不知谁先开了口。

“我讨厌耗子。”

“讨厌耗子——不讨厌耗子……全都明白了。您太善良了。您应当发疯。这是‘发疯的药’,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第五天,有个士兵等所有人都走到前边去以后,把自动步枪对准喉咙,开枪自杀了。我们不得不拖着他的尸体、他的旅行袋、他的装甲坎肩、他的头盔。我们没有悲伤。他知道,我们不会抛下他的尸体不管,我们会把尸体带走。

当我们退伍准备回家时,第一次可怜起他来了。

“一天服三次,每次饭后一片……”

“效果呢?”

“您会变得像头野兽。”

炸伤最可怕,一条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了,骨头支在外面,另一条腿炸掉了脚后跟……生殖器也被削掉了……一只眼睛炸没了,一只耳朵也炸掉了……

心脏第一次跳得这么厉害,嗓子眼里发痒……我对自己说:“你现在不动手,永远当不了卫生指导员。”

截掉两条腿……用止血带缠紧,止血、消疼、催眠……爆破弹打入肚子,肠子挂落在外面……包扎、止血、消疼,催眠……坚持了四个小时,还是断了气……

药品不够用,连一般的绿药水也没有了。也不知是未能及时运到,还是定额已经用完了,咱们是计划经济。想办法弄了些缴获品,都是进口药。我的药包里永远有二十支日本制的一次性注射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我国产的“列科尔德”注射器,垫纸被磨损后,就变成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了,一半不能注射,也不能抽血,成了废品。我国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公升,抢救一位重伤员需要两公升,也就是四瓶。在战场上举着胶皮气管能待一个小时吗?这是办不到的。你又能背上几瓶呢?意大利人采取什么办法?他们的聚乙烯袋容量一公升,你就是穿着皮靴跳起来踩它,也不会破。还有,普通的苏联消毒药布,包装极次,包装的重量甚至超过药布本身。而进口的呢……泰国的,澳大利亚的,不知为什么就又薄又白,我们根本就没有有弹性药布。我们使用的夹板也是缴获来的……法国的,德国的……而我们国产的夹板呢?简直是滑雪板,而不是医疗器材。你随身能携带几条?我曾经用过英国造的,分别用在前肩、膝盖、腰部,有拉链,可充气。把手伸进去就可以拉上,断的骨头就固定住了,运输时还可以防震。

九年来,我国没有开发任何新产品。药布和原来的一样,夹板也是原来的那种。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也最耐用。1941年如此,五十年后仍然如此,为什么?

别人向你开枪,而不是你朝他们开枪,那是可怕的。如果经常想这些事,就可以活下来。我从来没坐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装甲输送车,从来不把双腿伸进舱口,最好让它们在装甲钢板外边吊着,免得爆炸时被炸断。我总是随身带着能抑制恐惧感的德国药片,可是没人用过。

战场上很少有像苏联士兵这样的。他们自己搞鞋子穿,自己找衣服穿,自己找食物吃。我国生产的装甲坎肩抬不动,而美国造的装甲坎肩没有一点铁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子弹穿不透的材料,用“马卡洛夫”牌手枪近射也打不穿,用自动步枪在一百米内才能打穿。美国睡袋是1949年样式的,天鹅绒,非常轻。我国的棉袄最少有七公斤重。我们从击毙的雇佣兵身上扒下上衣、长檐帽、中国裤子,中国裤子不勒股沟。什么都要,连裤衩也要,因为裤衩不够用,还有袜子,旅游鞋。我弄到一个小手电筒,一把匕首。我们猎野羊,凡是离群五米的羊都算是野羊。有时也以物换物,用两公斤茶叶可以换一只羊,茶叶是缴获的。从火线上还能带回一些钱来——阿币,谁官大,谁就从我们手中抢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把钱分了,不回避,不躲躲藏藏。你要是把阿币塞进弹壳里,上边撒点火药,或许能留下两张。

有的人想喝醉,有的人想活命,有的人盼望获奖,我也想获奖。在苏联国内见了面,人家会问:“喏,你得了什么?怎么,司务长,你只管过军需?”

我为自己的轻信感到委屈。政治部副主任让我们接受的是他们早已弄清楚,自己也不相信的事。

回国前,政治部副主任叮嘱我们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能讲阵亡的人,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关于非条令规定之外的关系也不能扩散,因为我国军队既庞大又强大,道德也是健康的。照片要撕碎,底片要销毁。我们在这边没有射击,没有轰炸,没有下毒,没有爆破,我们是庞大的、强大的、道德健康的军队。

海关把我们携带的各种礼品都没收了:化妆品,头巾,手表……

“弟兄们,禁止携带这些东西。”

没收的东西根本不登记,其实成了他们捞的外快。

春天的绿叶真香啊!姑娘们身穿薄薄的连衣裙走在路上……脑海里闪现出斯维特卡•阿弗什卡,然后又消逝了(我不记得她的姓了,大家都叫她阿弗什卡)。她到达喀布尔的第一天,就和一个士兵睡了一夜,得了一百阿币。后来她弄清楚了行情,两周以后,她收费三千阿币,士兵付不起。“保尔•柯察金”到哪里去了?他的本名叫安德烈•柯察金,因为他姓柯察金,所以便叫他“保尔•柯察金”了。

“保尔,你瞧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保尔•安德烈有个女友,她把自己的结婚照给他寄来了。我们一夜一夜地陪着他,怕他出事。有一天早晨,他把照片挂在山岩上,然后用机关枪把它打得粉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每夜都能听见他在哭泣。

“保尔,你瞧,多么漂亮的姑娘!”

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准备出发去打仗。

萨沙•克里夫佐夫问道:“为什么你只有三百五十发子弹,而不是四百发?”

“因为我这儿装着药。”

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你能够打死那个阿富汗姑娘吗?”

“哪一个?”

“就是那个让我们中了埋伏的姑娘。你还记得吧,咱们牺牲了四个人的那次?”

“我不知道,也许不会把她打死。我在托儿所和小学时,大家就都说我喜欢女孩,因为我总是保护女孩子们。你能打死她吗?”

“我感到羞耻……”

他没有把话说完,不知他为什么感到羞耻,这时我醒了。

到了家里,萨沙母亲的电报已经在等我了:“速来,萨沙已阵亡。”

“萨沙,”我来到墓地,“毕业考试时,回答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问题,我对资产阶级多元论进行了批判,因而得了五分,我为此感到羞耻……在这之后,人民代表大会上说这场战争是我们的耻辱,向我们颁发了‘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彰状,为此我感到羞耻。”

萨沙,你在那边,我在这里……

讲述者:一位司务长,侦察连卫生指导员

本文摘自“磨铁”出品的《锌皮娃娃兵》,网易“人间”经授权转载

译者:乌兰汗(原名高莽,翻译家,作家,画家,代表作《久违了,莫斯科!》)

译者:田大畏(田汉之子,俄语翻译家,译有《古拉格群岛》《死魂灵》等,2013年6月逝世)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非虚构写作者,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等。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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