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盐:意识形态的崇高暴力——从举报到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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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篇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的高考作文题,再度将举报与告密这对面貌相近的汉语词汇,拉进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不由疑问,究竟何为举报,何为告密?举报与告密这个两个词汇的所指,究竟不同在哪里?

在我看来,举报与告密的基本区别如下:

1,领域的不同。举报一般涉及的是公共领域,如北外教授乔木对娱乐明星何炅吃空饷事件就属正当的举报。告密则恰恰相反。告密是公权力的探照灯无处不在的扫视进公民的私人领域,如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离奇遭遇的视频门。

2,关系的远近。举报者一般为捍卫自身的相关权益,与被举报者为普通的人际关系。告密者则往往为获得掌权者的青睐,成为公权力的帮凶,对同事、朋友、老师甚至亲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监控。

3,行为的相异。被举报者的行为一般早已严重违法,被告密者往往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却因思想言论入罪。综上所述,举报者行使的是公民对公共领域或公权力的监督,告密者则依赖见不着光的黑暗势力,强酸一般侵蚀着公民的神圣私域,且侵蚀的最为严重的是公民的独立思考权与言论自由权。

由此可见,2015年高考作文题,是一篇游离在举报与告密的走廊间的作文题。女儿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将所有参与高考的孩子置于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两难之地。这起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例,不具备任何普遍性,亦不该成为全国大考的出题首选。鼓励血亲间互相检举,稍不留意,便会由举报沦为告密,引发全社会道德伦理的大崩溃。但出题人似乎深为无产阶级先进价值观所熏陶,意在鼓励一种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暴力:人民大众不顾亲情,大义灭亲,亲亲相举。然而,两千年多前的孔子早就曰过“亲亲相隐”,2011年修订刑法时亦将“近亲可拒绝作证”加入最新刑法条例。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便会发觉,举报与告密一直如影随形。举报一旦突破伦理道德的界碑,便会迅速的沦陷为告密者的狂欢节。文革期间,大多中国人活在人间地狱。人与人(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因对伟大领袖纯之又纯的崇高爱恋,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直至如今,这盛举仍旧是一些中国人无法直面的创伤性事件。章诒和的随笔《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严歌苓的小说《陆犯嫣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皆是以不同的艺术体裁,对这创伤性事件进行回忆与记录。文革时期告密文化的盛行,不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还一举挖断了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深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伦根系。

前段时间电视屏幕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塑造了一位天真无邪祛政治化的美丽女皇。然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举报与告密的界限混为一体的始作俑者,便是女皇武则天。武氏深谙宫廷谋略,初初篡取皇位,便因徐敬业的起兵造反与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深感焦虑与危机,于是四处寻觅皇权永固之术。

彼时,有发明家姓鱼名保家,投武氏帝王心理,铸造铜匦(也就是现在的铜箱子)以献之:“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也就是说,铜匦共有四口,举报者一旦投进去,就不能取出来。开启铜匦的钥匙,据说在匦使院的手里。铜匦东口曰“延恩”,为赞皇恩、求官职而设;南口曰“招谏”,为讥谏朝廷官员而设;西口曰“伸冤”,为遭遇冤屈而设;北口曰“通玄”,为预言自然灾害、军机秘计而设(以上内容参见《资治通签》)。看铜匦所设四口的分工,应与当今的举报箱功能相类。然而,铜匦真的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举报箱吗?事实上,它是武则天整萧异己的宝物,更是告密者平步青云的利器。

集权帝王,一向懂得发动并利用乌合之众的威力。鱼保家的发明与武则天的需求一拍即合。武则天就此以举报之名,开启了告密者的盛宴。人们蜂蛹而入帝都洛阳,无论有无证据来源,皆在铜匦之中胡乱告密,制造冤假错案。地痞来俊臣,便在这告密者的盛宴中脱颖而出。他不但以无中生有的告密技巧获得武氏宠爱,摇身蝶变为一代酷吏,还与同伙合写了一本关于告密的经典著作《罗织经》。武氏重用残忍嗜血的来俊臣作为一架疯狂的国家绞肉机,一时百官噤声,道路以目,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自此而后,中国历朝历代的告密之门,以举报之名訇然洞开。明有东西厂,清有文字狱。由此可见,集权领袖与告密者是互相依赖的两极。集权领袖嗜好豢养成群成堆的告密者,告密者则乞灵于集权领袖巨大的权力。然而,帝王时代专为整萧朝中重臣而设的告密机制,并不面向普罗大众,它仅仅是权贵阶层互相倾轧的工具。20世纪极权社会的告密之风,则比帝王时代更为惨烈。它往往会以崇高的革命意识形态作为编织底料,从而无孔不入、从上而下的织就一张天罗地网。这是一种使人人生活于苦难恐惧之中的全民运动。譬如前苏联的契卡(Cheka)、东德的斯塔西(Stasi),皆是对普通民众亦进行惨绝人寰的思想巡查的情报组织。

前苏联伟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流放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的祖国扭拧着我/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这几乎以血铸就的诗句中,透镜隐喻着极权强光的蓦然照临:人被剥夺了全部的私人空间,在告密者织就的极权X光的聚焦下,人被迫转化为一粒无处可遁的原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剥夺了人类一切基本权利的牲人——有着人类外貌的牲口,有着牲口待遇的人类。

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丈夫逝去后多年的《回忆录》里,清楚的记述了前苏联告密者由三类人组成:一类是具有军人风格的年轻人。在与诗人接触时,他们完全是一幅光明磊落、公事公办的革命者嘴脸。第二类是潜伏着的“鉴赏家”,他们通常是同行、同事和邻居,他们会以欣赏诗歌的借口来接近、监视诗人。第三类是所谓的“副官”。也即一些文学青年或学术界的研究生,他们最初只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拜访诗人,后来却被政府招募成新一批告密者。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国度,告密之风炽烈,便是人伦底线丧失、法制之堤溃烂、极权之流狂溢之时。1992年,东德斯塔西档案曝光之后,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整个斯塔西组织,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六个半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我们曾经的文革,秘密警察的数目,比东德的高,还是比东德低?因相关部门对档案的蓄意遮蔽,目前根本无法知晓,也无从知晓。

在举报与告密之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清晰界限。当一个时代,告密者戴着举报者的面具,并高举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帜,令公共领域不停的蚕食私人领域,公权力不停的侵犯私权利,我们就必须警戒,免得历史的悲剧再度上演。但,警戒有用吗?中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数理性的历史,也即一种无限循环小数的历史。在小数点后的某一位,历史便陷入死循环一般的僵局:于是相同的帝王与将相,相同的事件与故事,不停的循环再循环,上演再上演。

来源:马小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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